在彝家住过一阵，渐渐弄清这个社会的阶级划分。
凉山彝人没有统一的族长或行政机构。一家奴隶主连同他的领地和奴隶便是一个小独立王国。历代皇帝册封的世袭土司不止十家，每个土司只能管理他周围的几个家支，平时替府道衙门收租要税，战时率属下彝人到阵前效力。各家支内部的事一律无权过问。清朝末年有些黑彝势力强大，已不服土司管理。到了民国土司的权力就完全丧失，但是土司的社会地位始终受到尊重。
土司只是官职，真正的统治者是各家支的黑彝头人，俗称支头。
彝族以血统划分阶级，“黄牛是黄牛，水牛是水牛”，代代相传，永不能更改。彝人不识字，但都能背族谱。彝人崇尚黑色，称奴隶主为“黑骨头”。黑骨头只有数家，不容假冒。在奴隶主内部像古希腊一样，遇事民主讨论，服从多数。为了杀一只鸡怎样拔毛可以争论两天一夜。全体黑彝一律平等，不再分等级。彝族鄙视白色，称奴隶为“白骨头”，白骨头等级就多了，要之有曲诺、加西、阿呷数种。
曲诺类似自由民，有自己的家庭，有一份田地和牲畜，但仍从属于主子，按时为主子服劳役、交税金，主人对他们不能再自由买卖，但他们也不能自由迁移。
曲木姑娘家就是这样的曲诺。我问她：“比起阿呷、加西来，你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吧？”
她说并不这么简单，曲诺还有三项最重的负担。
一是为主子打仗。因为奴隶是财富，各支之间常为抢夺奴隶开战。民国时期，土著军阀，更设法挑起各支间战争，先支持甲家打乙家，再送枪弹给乙家命他打丙家，待彝人间打得不可开交，他再居中调停，把几家彝人都玩弄在股掌之中，哪家不服从则派听命的几家联合攻打，竟致将全支杀尽，灭其种姓。邓秀廷曾一次杀某家数百口，使其姓氏在彝族中永远消失。
曲诺为主子打仗要自己买枪，自己备弹，自己带口粮。如果本家得胜，战死一个曲诺败方赔十两银子，主人要分五两；如果战败，不仅白死，主人向对方赔的银子还要其家属分担。
二是主子要强迫放债。对于稍富的曲诺，主子要强迫借粮给他。曲诺无权不借，借三斗粮，三年后要还数石。白彝不论怎么苦干，也无法摆脱贫困。
第三项则是曲诺不管积下多少财物，一旦男人死去，全部遗产都要由主人“吃绝户”，妻子和兄弟都无权分享，真正落个人死财空。
这不是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是法律，是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法。惟一不执行此种制度的倒是土司，土司有官员名分，过的是封建地主式的生活，比奴隶制要开明许多。
至于加西和阿呷，那就完全像牲畜一样了，吃主人剩的土豆皮、野菜，没日没夜干活。主人有生杀之权，随时可以卖掉他的。稍有差错则施以酷刑。我见过一个娃子，舌头被割了，眼睛挖掉一只，两腿大筋被挑断一根。留下一根是为了叫他还能柱着棍为主人干活！阿呷与加西不同之处是阿呷由主人为他们配了对，结成夫妻。因为主人要奴隶生孩子，孩子养到八岁就交还给主人，或是做阿呷使用，或是卖掉。我住的那家应是开明黑彝了，有个阿呷，年已半百，每天天不亮就背起工具上山劳动，天黑后还要背一捆柴回来，坐在门边地下像只狗看着主人吃饭，主人把吃剩的土豆扔过来，他从地上捡起忙塞进口中，就算吃了饭，夜里天冷他挤在羊群中取暖睡觉。
尽管如此，这老人还不是最低一等的奴隶。同是阿呷，还有彝根汉根之分，被人绑架或欺骗弄进山里的汉人，被迫做了奴隶，要比彝人奴隶又低一级。这汉根血统也是代代相传的，汉人奴隶生的孩子，哪怕已经全彝化了，也还是比彝人奴隶低一等。
曲木的哥哥已经算混到高位了，最后仍没逃脱奴隶和地方军阀的毒手，死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
奴隶主是容不得白彝争得做人地位的！
彝族不会冶铁，不会烧窑，工具十分简陋，名副其实的刀耕火种。有的奴隶会打铁，但奴隶主很少叫他们打农具，大部分是打武器和刑具。锁奴隶用的脚镣手铐，远比汉族官府用的又粗又重。因为农具好使不好使，劳动强度与难度大小是奴隶的事，不必操心，管制和惩罚才是主人的事，必须精益求精。
彝人也有比汉人开明的地方，那就是男女未婚青年比旧时代人有社交自由。过节、红白喜事，是青年们唱歌跳舞、谈情说爱的机会，但婚姻制度却又有更落后的地方，如表亲之间有优先权，姑娘要说亲，必须得到表哥或表弟首肯。表兄弟同意了，要给他银子，不同意则必须嫁给他。这样就造成众多的近亲结婚。因为人是财产，丈夫死了女人不能改嫁，只能转房。转给本家男人，只要不是父母儿女，转给谁都可以，不论辈分大小，所以常有叔叔娶了侄媳，伯母嫁给侄男的。刚去时我很奇怪，有的人并不富，却有几房妻子，而且大的很大，小的很小，后来才知道全是转房转来的。
不同辈分可以转房，但黑彝白彝之间却绝不准通婚。有的家支发现这种事，两人全被处死，死的方式极惨，多是挖一个坑，里边扔进毒蛇虫蝎，把两人扔进坑里，活活咬死。
彝人没有医药，只有巫师，称作比么。人有了病被认是有鬼作祟，这鬼必藏在家畜身上，就请比么来打鬼，先打一只羊，没好，再打一头牛，还没好，就接着打，有人把家畜打光，倾家荡产，人还是死了。人死则行火葬。对患麻风病者是不用打鬼的，不论是黑彝白彝患了这种病，办法是打死一条牛，请病人喝足酒，然后用热牛皮包起来扔在坑中活埋掉。汉人发现彝人怕麻风，秋天庄稼熟时，单找患麻风病的人来看守，彝人远远望见就撒脚逃跑，绝不会来抢。
奴隶主千方百计保护其制度，却也过着不像人的生活，没什么豪华享受可言。我见到几家奴隶主，吃的也是在锅庄中烧糊的土豆，住的也是地上铺的一块荆芭的泥土地。吃土豆连盐也没有，房顶挂着点盐，要留着喂羊。羊不吃养不活，而人则可将就！一件衣服上了身不穿烂不能换第二件，不仅没有刷牙这种奢侈的习惯，连脸也不洗，至少不是每天洗。走遍凉山，没见过一双鞋子，奴隶主胯下有马，却都赤着双脚。人们说彝人没有穿鞋的习惯，非也，实是那种容易消耗、经常更换的东西他们穿不起。
对彝族生活的回忆，我怕朋友们已看烦，不做社会学研究的人，对这些未必有兴趣，讲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当曲木阿呷提出要和我们一起上北京，进学校，要步她哥哥后尘，为凉山的奴隶解放而献身时，我们是多么赞成，组织上马上同意，把她带到了北京，送进了民族学院。
在中国，在世界上还有这么个角落！50年代人们还过着这样悲惨的非人生活，中国的人权斗争是从这个起点向前的。如今有些洋大人和他们的崇拜者，指手画脚讲什么中国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权，谈什么自由民主。你们对中国知道多少？我们在使奴隶摆脱枷锁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我在那里时，民主改革确实还没提到日程上来，政府的政策是：要靠彝人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只做宣传教育工作，等待和促使一部分人觉醒，绝不越俎代疱。为此，对曲木这样的觉悟者，政府是非常器重大力培养的。当然，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谁拥护改革都欢迎，都支持，都合作，以同志相待。但像曲木这样白彝出身的青年究竟是最先觉悟的一群。
我们带着她一路说笑着回到了北京。闲谈中她又给我讲了许多彝人风习和故事。闲谈中她又和我谈起罗洪，他说这个人是真要革命的，因此在黑彝中怕有人会反对他。初到北京我和曲木还经常联系，后来我落到困境，便断了联系，也再没心思打听凉山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