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四十年，不久前我又去了凉山。引起我再访凉山念头的是彝族诗人吉狄马加。
1992年我陪老作家陈荒煤先生由云南去新疆，路经成都时，吉狄马加请我们吃饭。我读过他的诗，印象极好，是现代派青年诗人。我问他家乡何处，他说是凉山。我听后浑身一震。那除却巫师无人识字的凉山也出现了诗人，而且如此有成绩，实在难以想象。我跟他打听了几个相识的彝族上层人物，原来多是他的父辈和教师。我进一步向他打听曲木阿呷，他睁大眼睛问我：“她早死了，你不知道吗？50年代中期，她从北京回来后，热心参加改革，被反对改革的人杀害了。当时她躲在山洞里面，暴徒们在洞外说：‘出来投降吧，你是彝人，我们不杀你，你发表个声明就放你。’她回答说：‘彝族一定要改革，你们几个人是拦不住的，我死了没关系，改革必定成功。’结果被极残酷地杀害了。那年她还不满二十岁，如今在西昌有她的陵墓。”
他还告诉我，事后人们在曲木背包中发现一叠她写的情诗，显然是写给罗洪的。因为她是白彝，他是黑彝，他们始终没敢公开恋爱过。
我这才知道凉山在50年代已经进行了改革，而且为改革付出了这么大牺牲。到底有多少人为它牺牲了青春，牺牲了爱情，永远无从考察了。
我终于去了凉山。走的不再是蜿蜒小径，是柏油公路，而且看到彝族个体企业家开着平治车奔驰。看到水渠稻田，猪牛羊马。在一个富有稀金属矿产的地方，还看到了比当年我住过的那栋“洋楼”更地道的欧式民居。不仅外形美观，屋内吊灯电扇、沙发音响齐全，我问吉狄马加：“这是公家房还是私家房？”他说：“公家盖不起，此地矿业允许个人承包开采，这是小矿主们的住宅。”
当然，凉山还没有全都达到这个水平，但即使在贫困区，其生活水平也非当年奴隶主们所能想象。这里比起许多汉族地区平均收入高，少数民族自治区在财政上会受到许多补贴和优待。
我走了凉山大部分地区，接待我的有作家艺术家，也有地方官员，全是彝人，大都受过大学或专科教育。我到那位姑娘的墓上祭奠之前，先去拜访了她的弟弟。当年他父亲被某大奴隶主杀害，他寄居在叔叔家，是个衣衫不整的白彝孩子。如今竟当了西昌最大医院的院长，成了著名心脏外科专家，论文在国外发表后很引起重视。他告诉我，他在我们走后被医院招收做了勤务员，后来送到民族中学学习，毕业后又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已经从医二十余年了。我看他那儒雅文明的学者风度，真弄不清是真是梦。后来我了解一下，凉山现在各部门主持工作的彝人干部，都是他这一代人，不少有相似的经历。这新的一代彝族精英，既有黑彝出身也有白彝子弟，没受唯成分论的影响，可能黑彝干部占的比例还要大些，因为他们经济基础好，接受教育机会多。
朋友们请我参加晚会看彝族青年唱歌跳舞。不仅跳民族舞，还跳迪斯高、霹雳舞；不仅唱彝族民歌，还唱港台的“劲歌”、“金曲”。在家中时，我一听女儿唱那协和语般文理不通的歌曲就厌烦，但从彝人口中唱出，却使我高兴狂喜。因为它使我感到凉山彝人跨进了现代社会。
我不是记者，也不想写宣传文字。为此我没记那些工农业生产数字，也不问各项计划和措施，只凭观察和直感印象。我有了勇气到曲木的坟墓上去。
我捧着鲜花，在邛海边上找到了曲木阿呷的坟墓，深深鞠了一躬，想告诉她中国不是她在时的中国，凉山更不是她为之牺牲时的凉山了。当然凉山还有许多不足，有未尽人意甚至令人遗憾的事务，许多方面还有待发展、改进，但我还是感到欣慰。因为这些都是“人”的不足，是“人”的缺憾。人真的成为人了，不再是会说话的畜牲，自由买卖的商品，任人宰割的猪狗！
可是我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就泣不成声了。六十余年岁月中我很少像这样失态。曲木阿呷，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就这样昂首而去了。凉山的月亮看到了这一切，记住了这一切，每月十五从邛海边升起来诵读这壮丽的碑文，用它的光辉照耀这圣洁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