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地图，会发现凉山既不在边疆又不临国界。它处于正正当当的腹地四川，南接云南，东邻贵州，西接西藏。历史上有关凉山彝族的记载，数不胜数。司马相如先生除以恋爱闻名外，在政治上的最大成就是“通西南夷”，其实就是跟这一带彝民打交道；诸葛亮的民族问题上最出色的一着“七擒孟获”，也发生在此处。话本中有一篇《李太白醉写吓蛮书》。李白写的蛮文就是彝文（作品中假托为渤海国文字。渤海国远在吉林、辽宁左右，李白没到过长白山，从哪儿学来的渤海文？但他客居邛崃甚久，却有案可查。凉山古属邛崃郡，彝汉杂居。李白识彝文，顺理成章）。
这样一片内地中心地带，四周地名却多用一个“边”字，如“峨边”、“马边”等等。最初我甚为不解，到达凉山后才知道，历代统治者，大概从诸葛亮时候起，就采取“以夷制夷”方针。把奴隶主、支头封为土司，叫他们“自治”，除去按时朝贡交钱粮，内部事务概不过问，同时在凉山四周筑寨屯兵，以防备彝人出来作乱，把凉山完全封闭。彝族是奴隶制度，奴隶主最头痛奴隶逃跑。这措施正中其下怀，乐得有官军替他看守，奴隶想跑也出不了山。不料带来的后果是，过了几千年，彝族社会和“南昭”、“西南夷”、“邛崃郡”时代仍没什么两样。我年轻时学前苏联编写的《社会发展史》，书中说：“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而生产力靠阶级斗争推动……”到凉山后便产生疑问，发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与外界断绝交流，封闭困守，阶级斗争再激烈也得不到发展和进步。
若说凉山几千年丝毫没变化，也不准确。我是在西昌解放两个月后进凉山的。当时有的地方仍大片种着罂粟。这就是民国以后的“新事物”。鸦片乃四川掌权者的重要收获来源，达官贵人致富的根本。国民党政府明令禁烟，暗地种烟。为掩人耳目，就把种鸦片的方法连同种子传给彝人，生产基地转往凉山。政府下令彝人交税纳款，一律用烟土，于是“川土”成了中国毒品之名牌。有的奴隶主因种烟暴富，有的吸毒成瘾败光了家产，成为没有奴隶的奴隶主。凉山比以往只是更愚昧、落后了。
我进入凉山住在一位大奴隶主家中，哥哥曾是地方军阀邓秀廷手下的团长。弟弟进过成都军校，后来参加地下革命组织，说服他哥哥在解放西昌前夕脱离了旧军队，和新政府合作，该算是彝族上层人士。彝人都住土房，他家竟盖起一座“洋楼”。这座楼从外边看，既像庙宇又像教堂。顶是中式瓦顶，墙是灰砖对缝墙。偌大一座楼却只开了几个像射击孔样的小窗。窗上装的又是教堂惯用的彩色磨花玻璃。进得楼去才发现，全楼只有一间屋子，并无隔断。屋内没有一件家具，只在正中地下挖了个圆坑，坑中烧着木柴，名之曰“锅庄”。锅庄四周铺了一圈荆芭（就是用柳条编的粗席）。这就是全家人吃住起坐之地。我问陪我的彝族翻译：“为什么里边是这样？”她说：“支头（对奴隶主的尊称）只从外边看过洋楼，不知里边什么样，所以里边仍按彝家样式来安排。”
陪同我们的有两位翻译：一位就是这一家的弟弟，叫罗洪，另一位是个彝族少女，名叫曲木阿呷。
曲木阿呷很天真，爱说笑，但她一个人独处时，却常常露出成人的忧容。看得出她对罗洪很崇拜，但很少和他交谈，我不知为什么，也不便问。
随后更深入进去，我才真正知道彝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状况中。我没去过非洲，不知非洲的部落民族怎样。从到过的欧美等地推测，我怀疑全世界只有这里，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还处在真正的“奴隶社会”。
我看了奴隶市场，在一个河边上，几十头“两足牲畜”，按男人、女人、小孩分类陈列。有买主来，就拉过一个摸摸腿，打两下胸，甚至叫他或她搬起块石头走几步看。定价原则也特殊，最贱的是成年男人，最贵的则是女人。我问彝人为什么这样定价。他笑说：“为什么母鸡比公鸡贵？母鸡不是能生蛋吗？生了蛋还能卖钱是不？”
“为什么最能干活的男人还没小孩值钱？”
“小孩买来就能放羊割柴，干几年长大了仍能卖钱。成年娃子用了几年就老了，不值钱。”
就这样，白彝一家数口，分卖给几家，顿时妻离子散，终生难得再见。
我们看得当然很惊心动魄，心潮难平。曲木阿呷一言不发，眼中含满泪痕，我问她：“你以前见过这场面，是吗？”
她说：“我就是白彝女子，爹爹受不了黑彝的折磨，冒死跑出了凉山，逃到了汉区一个小县城。在旧县衙找到了个当杂役差事。因为给官府当差，才没抓回再卖掉。我的祖父母都被这样卖过……”
她还告诉我，她爹爹认为要挣脱掉奴隶的身份，没有文化，不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行，省吃俭用，积下钱来供她哥哥上学。她哥哥不负期望，上完中学，改了个藏人名字进了国民党政府办的“蒙藏学校”。学成后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工作，还曾著书立说，向外界介绍彝族社会，争取彝人的解放。但奴隶主阶级容不得奴隶出这样的人才，设计把他害死了。
她还告诉我，这罗洪家是黑彝，他从感情上不愿住在这里。但罗洪这个人很好，不像别的黑彝那样对她带着鄙视态度。不过既是两种骨头，还是少接近为好。
小小年纪心中竟埋有这么多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