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德山的第二天，一早滨田就赶到旅馆，领着我寻访旧日的足迹。我们看了我住过的地方（现在已是一座高级住宅，没有一丝旧日痕迹）。看了当年日本人出入的宏大的厂门和专为中国人出入的狗洞般的侧门（如今一个是更加宏大壮观的正门，一个是只供运货的侧门），隔着一条河看了工厂内我劳动的旧址（那厂房日本战败后就废弃了，现在成了空旷的存货场），还看了被炸平的女宿舍的旧址（现在是一座办公楼）。每到一地我和滨田、中元凑在一块回忆往事，要锦琦和横川先生替我们把话翻译给我的中国同行们听。他们有时愤慨，有时感叹，有时称奇。我时时担心的无聊和心烦的脸色，却一直没有出现。我念了句阿弥陀佛。我明白这样的参观除当事人外，谁也看不出所以然，谁也不会发生兴趣的。我由衷地感谢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迁就。
其实这样做我确也有我的打算。一是趁我力所能及回味一下三灾八难，会使剩下的岁月活得更加心平气和，乐天知命；二是同行的伙伴文学上很有成就，年龄上却分属几个不同时代。我感到不同年龄段的同行间增进理解的重要性。请他们陪我重访旧地，百闻不如一见，会有助于我们之间的沟通。
我幸运地发现，这两个目的都超预计达到了。
这早晨我们出门之前，就结算了旅馆费，带着行李去参观。该看的地方看完，也到了我们去车站的时间。中元也回长崎，在德山曹达的侧门（就是当年专供华工出入的那道门），我们跟滨田握手道别，滨田却缩回手说：“不行，最后我还有个要求，没有满足之前我不告别。”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她说：“叫我请大家吃顿午饭。吃完我们再分手。”
一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要请我们全团吃饭，这实在有点离谱了。我先表示谢绝。随后横川健先生也表示反对。等我把她的要求说给中国同行们后，大家既感动又震惊，却没有一个人赞同。滨田却早已打好主意，既不生气也不改口，只是坚决不走。跟大家一起去了车站还一同进了站台。她只是跟我说：“我是你的朋友，你要替我说服大家满足我的要求。能有这次聚会不容易，很难有下一次了。让我尽一下心吧。我请不起豪华大宴，但尽点心意还是花得起的……”
没办法，我只得又转回头来替她说话，说服大家接收她的盛情，并说给我朋友面子也是抬举我了。大家见我如此，便进了车站内的饭馆。我对滨田说：“我把大家说服，接受你的款待了，你也要听我的主张，由大家自己点菜，你不能干预。”她连声说：“好，好，好。既然要请大家，当然以大家满意为止。大家随便要，我带的钱足够！”
过了一会，服务员把大家各自点的饭菜送了上来，人们不约而同的“咦”了一声。谁也没跟谁商量，点的东西却有个共同特点——都是最便宜的一种。最便宜的面，最便宜的饭加上最便宜的菜。滨田看了大叫不行，坚持要大家各自再要一样好点的菜肴。我告诉他，心意大家领了，可没有时间再等菜了。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向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谢谢，你们的心意我全都明白……”
我们跟滨田在饭店门口告别分手，她跟大家握手，跟我拥抱，然后一路鞠躬退出站台。我们又跟中元走了一段路，他只是埋头走路什么也没说。到了天桥前要分手了。他抬起头来，我才看见他已是泪流满面。他擦擦泪，跟每个人都拥抱了一下，什么都没说，扭头走向天桥。快上天桥的台阶了，他突然回过头来对我们大声喊道：“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爱中国！老弟，我爱你们……”
曾镇南，何申，格非……这些专门研究人情人性的人，居然眼睛都闪出了泪光，同时都举起手来向他挥舞。可是谁也没说什么。直到他走上天桥，人们看不见他的身影了，格非才叹口气说：“没想到，真没想到，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邓先生的个人朋友。其实他是咱们大家的朋友……”何申说：“我都蒙了，我的礼品打在包里都忘了拿出来！”曾镇南只是说：“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火车来了。今天上车跟昨天上车相隔二十多小时，人们少了点新奇、陌生和拘谨神情，增加了些咀嚼、沉思和感慨的意味。
车开出很远人们才开始聊天。
我对朋友们说：“对不起，叫大家陪我参加一趟拉练。好了，明天开始就可以进行真正的文学交流了。”
朋友们对我说：“谢谢老邓叫我们体验一下生活，进行了人学交流。”
我对我自己说：“再到扶桑，了却一桩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