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期日本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学生到工厂“勤劳奉仕”，补充劳动力。药品场分析室（化验室）有个小姑娘叫山本百合子，每天到现场来取样供化验用。我在硝酸钾车间干活，产品有腐蚀性，见她没戴手套，有时帮忙取出样品放进她的盘里，她会很诚恳地说一声“谢谢”。有时也会站在一边跟我聊两句：“今天是大晴天，恐怕要有空袭警报，要小心了。”“中国的学生也上音乐课吗？他们都唱什么歌？”我如果给她哼两句“长城外，古道边”。她会说：“这是中国歌吗？不对，日本也有这支歌呢。”
她很善良，讲礼貌，是厂里惟一对我称呼“您”，并且主动问“早安”的日本人。分析室的头儿丢了根葱，怀疑是我偷了。把我叫到车间门外先问我，我不承认，又叫我在毒太阳底下罚站。她从这里路过，看了一眼吓得马上把头低得靠着胸，连脖子都红了。经过我身边时，用极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1945年春，希特勒完蛋，东条英机下台，美军频繁对日本空袭。海军的油库炸着了，工厂的机器炸塌了，工人蹲在防空洞的时间比开工干活的时间长。政府命令市民疏散，不走的强行拆房。日本工人下不得手，华工们就变成专业的拆房队。大部分民房拆毁了，推平了，华工也没事可做了，日本人不愿再供饭，因祸得福就被送回了中国。从此再没听到过百合子的消息。慢慢的连这个人都忘了。
事隔三十五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右派改正，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作家访问日本。虽到德山，却没见到一个故人，怅然返团。这天来到奈良，夜晚正和朋友们把酒论文，对月谈天，忽然电话铃声大作。日本朋友佐藤拿起话筒，问答两句，瞪大了眼睛交给我说：“是你的，没想到在日本还有人给你打长途电话。”
他把电话交给我，里边问：“对不起，请问邓友梅先生住在这里吗？”
我说：“我就是。您是哪一位？”
“我是山本百合子，还记得吗？”
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啊”了一声。
“您还记得我，是吧！是啊，我们有三十多年不通音信了。前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见了你。我不相信。打电话问电视台，电视台说确实播放过中国作家邓友梅访问德山的新闻。我问能不能为我再重放一遍。听说我们是小时候的朋友，他们竟答应了我的要求，重新放了一遍。我一看就认出来了，你还有小时候的模样。我问电视台你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只知你已离开了东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我请他们打听一下你的行踪。他们为了中日友好也慷慨地答应了。今天来电话告诉我，你已到了奈良，住在这家旅馆……”
我问她分别后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才说：“扔原子弹时，全家都在广岛，只有我一个在德山……”她还说战后过了一段很苦的日子，现在好了，“主人”是个成功的房产企业家，姓西村，所以她现在的名字叫西村百合子。她家现在住在光市，也属山口县管。儿女都已长大，女儿刚刚生孩子，她要照顾，不然她想赶到奈良来看我……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她终于赶到东京和我见了面。她是和一位福井女士同来看我。福井和她一起在德山曹达“勤劳奉仕”过，现在也是位大企业的老板娘。她俩少年时的友谊保持到今天。从前一起劳动，现在一起旅游，她们说有次带着孩子去美国，走过美国二战中阵亡将士墓地时，她们进去献了一束花。孩子们不理解：是美军打败的日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献花？百合子说：“不，结束战争是有功于人类的好事。不管谁胜谁负，两边的老百姓都是受害者。日本人民跟中国人民，跟美国人民并没有仇恨。”
一周的会议期间，她一直住在东京，有空就来看我。中间我去京都，她仍在东京等候，直等到我回到东京从那里回国时，把我送到成田机场才挥手告别。
这次动身之前，我委托朋友从东京打电话通知她我要去日本。她说真不巧，那段时间她正在土耳其，怕是赶不回来。我虽有点遗憾，但一忙很快就不再想它了。没想到她却打听到我来德山的时间，要当地的礼品店准时送来了礼物。
我高兴地跑到中元屋中把这事告诉他。他冷静地说：“是我把你来德山的时间告诉她的。当然是冲着你。”
我对中元说不出的感谢。我知道在他眼里西村是富裕阶级的人，依他的信仰是不跟富人往来的。只是为了我他打破了他的戒律。
但我很珍重百合子这份友情。那是在不幸的时代、特殊的环境中少年人之间的纯真的友谊，纯朴善良，天真无邪，不分民族，没有国界。正如佛家言：“山川虽异，日月同天，凡我佛子，共结善缘！”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