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国的历史结果，并没带来此地战乱的结束，此后数百年，仍是你杀我斫，烽火连天。一直到推翻了封建皇朝，建立民国，冯玉祥先生把以银川为中心的这块地方从甘肃境内划出来，独立建省，取名“宁夏”，但他祈求安宁的心愿并没有实现，宁夏的大权落在地方军阀马鸿逵手中，更加战无宁日。据1935年宁夏省政府统计，该省人口是一百万零二千八百七十六人。六年后，1941年再统计，人口只有七十万了。而马鸿逵的兵却由30年代的二三万人，增加到十几万人，宁夏六个老百姓就得养活一个兵，就只是为了打仗。于是跟共产党打，跟别的军阀打，马鸿逵与马鸿宾兄弟之间也打。大家可知道，在旧中国，一颗迫击炮弹打响，就报销了一个中农家庭的全年经济收入。
宁夏是个苦地方，除去河套地区外，一片黄土，不见绿色。至今个别特困地区，全年人均收入不超过一百元人民币，得靠政府救济过活。在银川，我问一位在宁夏工作了几十年的老朋友：“这么苦的地方，当年怎么能供得起这么沉重的战争负担呢？”他说：“军阀们敲骨吸髓，令人不寒而栗！”就这银川市，当年到底有多少种捐税，谁也说不清，担头捐、店铺捐、鸽堂捐、行佣捐、羊只捐、屠宰捐、船捐、驮捐、警捐、妓捐、灯捐、戏捐……用老百姓的话说是“百物皆上税，放屁也要捐”。
宁夏，宁夏，何宁之有？
当然，自有人从人民的苦难中得到利益。据说，宁夏临解放前夕，军阀土皇帝马某一次用飞机就抢运出七吨多黄金。上海解放后统计私人房产，发现占有房产最多的既不是江南企业家，也不是当地豪绅，却是这位在偏僻穷苦地带掌权多年的宁夏王。
因此，当我面对那一个个西夏王陵的土堆时，对我脚下那片土地没抱乐观的希望。甚至以为改革开放只使宁夏多分到一些救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