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岑参）
十年浩劫结束，我妻离子散，孑然一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解除监督改造，得到自由，我不愿在人去楼空的旧宅中徒自叹息，也想躲开朋友们的怜悯同情，决定到远方去旅游，到一个没有熟识面孔，少一些大气污染的地方，求索天道，参悟人生。
越敦煌，出阳关，经乌鲁木齐河边，踏大坂城石路，到达了吐鲁番。
无心看大坂城姑娘，不及尝吐鲁番葡萄，一到火焰山下就直奔古国高昌。
本来要走过“轮台九月夜风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戈壁，去伊犁河谷凭吊林则徐遭流放的遗迹。途经乌鲁木齐，参观当地博物馆，意外发现那陈列着的一具木乃伊竟是我仰慕已久的张雄将军的肉身，我便改变了计划。
被监督改造的日子里，报纸上满篇杀气，无书可读。造反派抄家时漏掉的一本《考古》杂志，被丢弃在墙角，就成了我劳动之后“夜夜翻”的读物。书中谈到的张雄，伴我度过了许多难眠之夜。见到他的遗体，我怀疑自己奔来西域，是否潜意识中正是受了他召唤。
这条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从长安西行出阳关、玉门，有三条路通向境外。北路经哈密、伊犁奔东罗马帝国，到达地中海；中路过楼兰、龟兹往大宛、波斯；南路则穿过塔里木盆地前去天竺、西亚。不论走哪条路，这八百里火焰山都是必经之地。高昌处在吐鲁番盆地左侧，公元460年、北魏和平元年，北部的柔然汗国灭了高昌的沮渠家族，高昌正式立国。
这里虽距中原千里万里，但息息相关。中央王朝国泰民安之时，这里就是王道乐土；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战无宁日，这里也你杀我斫，走马灯似的更换几次国王。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9年），高昌人杀了国王马儒，拥立敦煌人（一说为凉州人）曲嘉为王，才稳定住局面。一个汉人的小王国，在几个少数民族纷争、包围下生存绝非易事。身边左右就有两大强邻：一是要自立的铁勒人；一是拥戴帝国统一的突厥人。高昌周旋于两者之间。一面和突厥可汗结为儿女亲家；一面又在铁勒人铁马强压之下，接受其派官“监国”。为改变这种屈辱地位，他们设法与中央政权取得联络。
隋大业五年，隋炀帝“巡河右”到了张掖，这时伯雅已继承王位，他赶到张掖朝见。隋炀帝对他很器重，把他带回长安，命他随军远征高丽，他表现不错，回来后炀帝就把宗室女华容公主嫁给他，正式承认了这个属国。伯雅表示回高昌后要下令全国“庶民以上，解辫削衽”，恢复汉族衣冠。隋炀帝极为赞许，传旨：“可赐衣冠之具，乃班制造之势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华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国。”
这下子惹恼了铁勒人。伯雅回来，还没来得及恢复天朝衣冠，铁勒就大兵压境，支持内奸发动政变，把他赶下王位。他靠张雄保护才逃出条活命，一口气跑出了吐鲁番。
伯雅群臣跑到哪儿去了史书上没载，最大可能是投奔了突厥可汗叶护。叶护与铁勒有宿仇，不仅坚持统一，而且娶的是伯雅家女儿，跟张雄是表亲。他的地盘在碎叶，距高昌较远，实力雄厚，可以掩护伯雅君臣。碎叶是李白的出生地，玄奘取经途经此地时，曾见到“城周六七里，商胡杂居”，许多人能操汉语。不远处还有个三百多户汉人聚居的“小孤城”，人们穿着突厥衣服，却都讲汉话，保持汉族风习。可见叶护可汗跟中原的关系十分密切。
张雄君臣在流亡期间，卧薪尝胆，总结教训，积蓄力量，重蓄军备。六年之后挥师东进，卷土重来，一鼓作气驱走铁勒人，恢复了高昌王国，伯雅复位。这以后高昌繁荣了一个时期。现在的高昌故城就是那时留下的遗迹。
这座城好大啊！
吐鲁番的高温干旱，制造了这城市的木乃伊。高大坚固的城墙矗立在戈壁之上，仍然威武雄壮。我不禁想起《太平环宇记》中对它的赞美：“都会未及于沙洲，繁富尤出于陇右。”据记载：市场繁荣，买卖兴隆，交易品既有中原来的丝绸、漆器、颜料、药材，也有西亚和波斯产的玻璃碗、玛瑙杯香料。本地特产织锦、碟布、葡萄干更是堆集如山。多民族杂处，物阜民丰，一片繁华景象……
进得城去，一片死寂！只见高高低低的断垣残壁，组成大街小巷。房顶没有了，炊烟消失了，寺院宫殿的规制依然，民居商店的面目尚存。只是不见一个人影，没有一点声响，不闻一丝生气。头上无树，足下无草，空气凝结了，时间停滞了，目光所及只是一片黄色的断井残垣。
我孤独地走在黄土路上，听着自己脚步在空寂的城中引起回声。路边墙角扔着一只没有襻带的麻履，定睛看去，乃是敦煌壁画中见过的款式。复前行，又见四壁空墙间围着一堆瓦砾。
这间屋不大，门洞窗口齐全。炕台、灶眼排列有序。有一根倒下的房檩，半埋在黄沙中，几把干透了的草束，散乱在屋角处。随手拨动地下的瓦砾，辨认出是些缸坛碎片。再看锅灶形制，土几土台，推断它该是酒家。往左前方看，是一座墙垣高大、房屋宽敞、有数进院落的大宅，显然是宫殿或官府。宫殿后方，一座尖顶圆腹浮图，高高矗立蓝天之下，无疑是座寺庙。《大唐西域记》载，玄奘取经路过高昌，曾在浮图之下说法，看来就是这座塔了。讲完经高昌王力挽强留，不肯放他再走。玄奘绝食明志，应该也在这塔院之内。原来我已置身于寺前的闹市中间了。只是酒肆中不见窄袖襦衫、长裙曳地、眉贴花钿、当炉卖酒的胡姬；衙门前缺少了蓄短髭、着皮靴、携弓箭的武士；宫殿外消失了戴纱帽、着宽服、系白裙的官员。那牵着马，赶着车，头戴尖顶卷边毡帽，足蹬高腰皮靴，高鼻深目，满脸虬须的胡商，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空寂的城，死亡的城，使我感到压抑，窒息。茫茫人海，潮夕涨落，奔腾旋转，撞击起伏，忽而掀起万丈巨浪，势不可挡，忽而又破碎为泡沫，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是一片荒滩，像一张揉皱了的黄纸。
我带着沉重的空虚退出城去，仍想找到点往日的余辉、历史的遗韵，给自己以安慰。我知道张雄的墓葬距此不远，便信步走向城北的阿斯塔那墓地。
这是一片隐藏在戈壁滩下的坟墓，地面上没有封土，没有高丘。我沿着下斜的甬道来到地下墓室。
值得庆幸，张雄先生虽然移居到博物馆去了，它的“故居”倒仍保存得完好。他和夫人的墓床都还保持着原状。陪葬品也保留不少。
张雄死于贞观七年（公元633年）。是气死的！他含辛茹苦、厉兵秣马，一举赶走侵略者，恢复了曲氏王朝。刚成功伯雅就去世了。继位的文泰，却是个不成材的东西。仅仅贪恋声色犬马、理政昏庸无能倒也罢了，他竟依仗着“阻漠凭沙”，天高皇帝远，在西域横行霸道起来。高昌是西域各国向中央政权进贡、联络的必经之地。凡经过这里的贡使，他都把贡品劫走，把人扣下。玄奘被逼绝食，也在这时期。这时大唐王朝在中原已巩固了政权，正在振兴百业，欣欣向荣。李世民对文泰很讲策略。一面对他警告，劝他不要存二心，干恶事；一面施以厚恩。赐文泰妻花钿，对其妻姓李，并给以“常乐公主”的名分。文泰却阳奉阴违，大耍两面派手段，一边进贡玄狐皮、拂林狗讨好唐皇，一边却进兵攻掠焉耆，在西域称霸。张雄多次苦谏，要他改弦更张，都遭到拒绝。眼见亲手恢复起来的高昌国要毁在他手里，张雄“殷忧起疾”，含恨而死。
张雄去世不久，不出所料，唐王命侯君集领兵讨伐高昌。文泰先生这次倒很识相，侯君集大兵一到，一箭没发，就摘下王冠请罪投降了。唐朝皇帝毫不客气地把高昌的“国”字一笔抹掉，把它降为西州的一个县，划于吐鲁番西侧的交河治下。所以诗人岑参来西州做判官，只能“饮马傍交河”。在一件出土文书上还记着这位诗人的草料账。
唐朝皇帝对文泰的处理仍很宽厚，对始终维护统一的张雄家族，更为礼遇。封文泰儿子“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叫他吃闲饭，张雄的两个儿子，一个做了“前庭折冲都尉”，一个则从“西州行参军”、“张掖县令”步步提升，直做到“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管司马”。
张雄的夫人非常长寿，直到张雄去世五十五年后才归天。这合葬的墓室里就有了强烈的对比性。张雄死时，文泰是草草收殓的。而夫人的葬仪可就隆重得多。张雄那边虽然也陪葬了些仪仗木俑，制作都潦草简陋，数目也有限；而夫人这边，骑马俑，文官俑，武士俑……种类繁多，数目甚大，制作精美，彩色艳丽。陪葬品中还有木屋、棋盘、车辆……
最令人意外的是还有一组“百戏俑”，那是一个木俑组成的戏班。个个身着锦绢衫裙，载歌载舞，姿态不同，面容各异。男的“滑稽戏调”，女性“浓华窈窕”。
我仿佛听到这些栩栩如生的木偶，带着嘲弄的口吻在唱一首歌：“活着的人终会死去，我们却永远活着……”
高昌，这个大历史的小舞台上，有过多少生旦净末丑，一本正经地演出了喜剧、悲剧、正剧、闹剧，鼓乐喧天，杀声震地，出将人相，离合悲欢，一时多少豪杰，而今安在哉？只留下一座死城，几具干尸，在向世人作着冷酷的提醒：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时光无情，人生如梦，名利得失，个人恩怨，真值得那么认真计较吗？
永生的是那些木俑，证实这里有过活着的人，他们创造了木俑，把自己的生命也转移到了木俑的形体神情之中。他们没有留下名字，他们不用留下名字。他们已融入了世界整体，成为人类文化财富的一部分。
西出阳关，灵魂得到了净化，悟出一点哲理：人生苦短，能量有限。只要尽一份贡献，存一片爱心，为世界栽一株草，浇一棵苗，把大地赐与我们的归还大地，就不虚此生。人海沧桑，富贵浮云。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除去尽一份人人应尽的天职，更须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