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就在德州地区平原县、刘玄德任过县长的地方。( .)《三国演义》把这段作为刘备倒霉时期的生活写照，可见平原县令自古就不是肥缺。
我记事时，家乡有三种“土产”：土匪、大兵和难民。这三样东西可以互相转化。逃难出去找不到别的生路，就给军阀当兵；军队打散了，就上山为匪；碰上更厉害的匪被缴了械，逃出性命仍做难民。因为有出外谋生的传统，家里人送自己的丈夫、儿子外出，并不像有些地区那样缠缠绵绵、难舍难分。
我十三岁的时候，母亲往包袱里装上一双新鞋、几个饼子，送我到村西庙台上说：“往后一个人在外头，事事多注意，有便就打信回来。”然后倚在老槐树下看我走远。从此我一别家乡就是三十七年。这中间回来过一次，呆了不到二十分钟，除去村支书几乎没见到别人，由此断了回乡的念头。并非不想回，实是不敢回。一想起家乡，心里就压着一扇磨盘。解放后，土匪绝迹了，当兵也改变了性质。只这难民一项，或叫作“盲流”，竟成了祖业，代代相传。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不久，就流了出来。并非“盲目流入城市”，而是流向黑龙江的深山老林。男的伐木，女的开荒种田，捡木耳摘蘑菇。若说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建国后许多年还混不饱肚子，这不是“反动言论”是什么？眼不见为净。家乡，还是不看它为好。
终究是家乡，不回去也未能绝缘。先是每年母亲要来北京看我。她定居北京后，家乡的亲友又不断来看她。他们谈的话题，总不离家乡的人和事。从旁听中我不仅知道了农村发生的几次大变化，而且熟识了一些早已忘怀的人。不论人或事，都不令人鼓舞。
1981年9月，忽然德州地区文化局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家乡这两年变化很大，欢迎你回来看看”。信不是邮来的，是创作组两位同志亲自送来的。他们说地区正要办一个创作学习班，请我到班上谈谈创作体会。这颗石子，一下激起了涟漪。知底怕老乡，既叫我回去看，大概变化是真的了。我从开办“创作学习班”这件事，也得到一点信息。一个出土匪和难民的地方，忽然关心起来，不仅，还要创作。不吃饱肚子怕是没有这份闲心的，尽管我对讲体会之类一向头疼，甚至反感，还是立即向他们表示决心：一定回去！
从答应下来，就做什么心也踏不下去了。整天谈这件事，把我母亲也带动得不安起来。有天我正做着什么，她瞅冷子来了句：“你连良叔算熬出来了。他当了一辈子干部，受了一辈子夹板气，这回能喘口顺溜气了！”
我想起了宋连良。
我们邓庄，主要由邓、宋两姓组成。这两姓共居的历史很久远，至少从家谱可查到明代。所以户与户、人与人，拐弯抹角都有点亲缘关系。为了不闹错辈分，两姓人取名排一样的字，“连”字是我的父辈，我称连良叔叔。我并不认识他。全国解放后，我重新和父母取得联系，才从他们口里听到这个名字。他们提到宋连良的时候很多，但大半不是称赞他，倒是骂他。随着时间进展，农村动乱增多，骂他也骂得越狠，甚至跺起脚、咬着牙，不再称他宋连良，而喊他的小名“小利子”。从他们话头听来，这宋连良简直十恶不赦，强迫吃食堂，虚报浮夸，增售统购粮，减少救济金，甚至砍香椿树以堵资本主义之路，砸锅献铁以助大炼钢铁之威，都是他的“发明创造”，并由他自己来贯彻执行。如果只是一人一户骂骂也罢，听那口气，与宋连良誓不两立的老太太最少够一个班。仅在背后骂骂也罢，她们还当面指着他的鼻子骂，叫着他的小名骂。连我也觉得宋连良至少是个脱离群众、官气十足的人物。
二十年前，接到一封电报，说母亲得了急症。妹妹尚小，家中无人，我十分着急，立即请假回乡。半夜下了火车，气都没歇，又步行四十里赶回村去。到村头时，天刚放亮。这时从村中走出一个中年人，背着粪筐。他从我身边走过去后，又回过头来上下打量，试探地问我：“你是北京来的吗？”
我说：“是啊！”
“是友梅吧？”
“对，您是……”
“我是宋连良！你快上德州医院吧！你娘的病很重，光靠找这附近的大夫打个针吃个药的不顶事，我昨天派人用担架抬她上地区医院了。你妹妹也跟去了！家里没人了。”
这回轮到我打量他了。紫花布褂子打了一串补钉，裤腿卷在腿肚以上，一双鞋早没了后跟。紫铜色的脸上有几道刀刻似的深纹，勾画出个愁苦辛劳的脸相。这就是那个大官僚？就是那个专与群众作对、横行乡里的宋连良？我后悔自己轻易地相信了老太太们的怨谤，有点对不起这副穷苦辛劳的模样。
我说：“连良叔，我多年不在家，老人给你添麻烦了。”
“照顾军工烈属，是咱的责任！”
“我娘的脾气不好。”
“她没少骂我！老嫂子了，爱骂就骂呗！我当村干，又是小叔子，不骂我骂谁呢？”
“她其实有口无心。”
“哎，在军烈属里，她还不是脾气最坏的，也不是骂我骂得最狠的。要像你二大娘那样，专挑大年初一，指着我鼻子跳着脚骂，我也得听着。骂归骂，俺还得按政策办事！”
我说：“这些老嬷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
他挺了下腰板说：“俺是党员，执行党的决议是没价钱讲的。往心里去也好，不往心里去也好，该优待军属还得优待，该推行什么政策还得推行！”
我点点头，再看那脸上的纹路、身体的形态，原来除去穷苦辛劳之外确是还显出几分固执和倔强。我又认为他是个只管照指示办事、不顾群众反映的人物。
过了一年，母亲迁到北京与我同住。有次我谈起宋连良来，她竟口气变了，用从未有过的热情口吻说：“好人，好人，实在是个好人！”我先以为她这次生病，宋连良照顾很周到，使她改变了看法。说下去却不是这个意思。原来反右倾拔白旗宋连良被作为白旗拔掉了，换上来的人又大不如他。他有什么右倾表现呢？据说他在一次会上，竟然当着领导的面说：“这地方支援过抗日战争，支援过解放战争，支援过抗美援朝，只要革命需要，要粮出粮，要人有人。如今革命胜利了，老百姓要求吃得饱点，穿得暖点不算过分！”他还交心说：“自己有时候咋想都想不明白，从抗战时期就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当干部，到底图的什么？为个人？上批下骂，个人并没谋过一分钱的私利。为群众？领导村政几十年群众还是吃穿不足！就为了喊几句口号吗？”这些“错误”言论一公布，老嬷嬷们挺后悔，觉得骂错了他。
家乡来人，并没因为宋连良下了台就不谈他。而他在台下的时间也不长，此后就不断地上上下下。有时作为先进典型受表扬，有时作为落后典型挨批判，“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走资派挨斗争。待到全村人几乎都轮流执过政之后，大家把权杖又交到他手里。经过反复衡量、比较，说他好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没有人公开骂他了。去年有乡亲来，甚至颇带感情地说：“咱邓庄的人忘了谁也不能忘了连良！人家一辈子净为全村人操心了，没为自己争过一条烧火棍！”
现在，当真像人们说的那样邓庄变了的话，我倒真想听听连良叔说些什么，他一定有许多体会、感慨、懊恼和希望。
我在德州停留了几天，就由当地的同志做伴，回故乡去。
从平原城到我们公社的公路，只有一半的路程铺了柏油。沿途又挤满了交售棉花的车队。马拉的、人拽的、机动的各种车辆，从一个轱辘到十个轱辘，无一不备。要研究近千年来农村的运输工具发展史，不必另进博物馆了。这些装满白灿灿棉花的车辆不仅在路上走，而且排成队、挤成堆、列成几里长的银蛇阵。因为棉花收购站是按“穷过渡”的水平设置的，政策一变，棉花成倍成十倍地增产，莫说加工能力、运输能力，就连堆放场地也远不够用。卖棉的社员往往要半夜就拉着车到收购站门前排队，有说有笑，聚成堆逗乐子。这就难为我们的司机，总要在人缝里找路走。
我们是从棉秸的夹缝中挤进村的，临进村时在家北碰上一个青年正骑车从村中出来。公社书记喊住他，问大队部有人没有。他说有，大队部正在卸砖，人们全在。他有事要到公社去，说话就回来。这是个很精明的小伙子，在干部面前既不拘束又讲礼貌，看着有些面熟。他骑车过去后，我不由得又朝他背后看了两眼。公社书记说：“你不认得吗？是宋连科的儿子。”
我明白为什么眼熟了，笑道：“我和连科叔分手时，他还没结婚。他爸爸和我在一个系统里做敌工工作。”
我们的车子在队部门口一停，马上被一群人围了起来。
“就你自己回来的？你娘呢？”
“俺四大娘今年八十了，差点能回来，老妹妹咋不来呢？”
“老丫头结婚了吗？”
“都有两个孩子了……”
我招呼着，应答着，想找出一个熟识的脸来却没找到，有点窘。这时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两个男孩挤了进来，大声说：“哥，俺连贵叔要见你，在大坏家等你哩！”
总算有了个熟脸，可又实在意外，竟是我的堂弟媳妇。就是与我三弟一起在黑龙江定居了二十多年的那一家。我堂弟已是那林场的老工人了，她怎么在故乡冒了出来？
“俺今春上来的，把你侄带回来上学，那边学校条件不好！”
我说：“是不是家乡富了，你们又要回来过？”
她说：“不是，确实是因为那里学校条件差。”
旁边一个四十上下的人说：“嗯，反正前几年吃返销粮时，那边就算没学校，你也不回来！”
人们说说笑笑领我进了队部。同来的同志们就在院内坐下，自有人送来花生和茶水。队部屋内全是我们本村的人了。我让同伴们进来，他们说：“你们谈私房话，我们不打扰！”其实私房话谈的也是公事。大家说的，无非是三中全会以来本村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分几个阶段，有许多事例组成的。就其大者，就是两项。一是实行责任制，劳动和分配挂上钩；一是因地制宜，发挥人与地的长处，避其短处，打破“以粮为纲”的死框框。我们这一带是沙土地，从老爷爷的爷爷起就以种花生和棉花见长。实行责任制后，大家大面积地种起棉花。棉花收成好，收入多，又用种棉挣来的钱投资粮田。粮田面积减少了，产量却增加了。这变化是用一连串数字来证明的。偏我缺少数学细胞，每人买菜购粮都算不清账，哪记得这许多数字？费了好大劲才记住三条。一是皮棉亩产平均一百一十斤以上。二是今年口粮平均每人六百多斤，现金三百元左右。最后是卖了棉花返还棉籽油，每人平均都有一二十斤油。虽然就这么三个数字，但对我来说已够说明问题。我小的时候，走亲戚、随人情，标准礼品是一篮馍馍十根油条。这一篮馍馍十根油条，三姑送给二姨，二姨送给四大娘。从腊月十五开送，一直转到来年二月二。馍馍干得裂了嘴，油条颜色变成黑漆漆的，还没有人舍得吃一口，还要留着再送旁人。我小时候为要吃这油条，没少挨笤帚圪垯。这两样礼物的原料，一个是粮，一个是油。可见粮油在我乡之贵重。今天每人有六百斤粮、几十斤油，可实在欺了祖了。自然，收入并不平衡，有的户收入低。但最低的户也比历年生活好，够吃够穿。我想知道冒尖户是怎样的情形，可问了几次都无人回答。农民有他的小算盘，不大敢露富，虽然说不出露富有什么不好，可总觉着不如藏掖着些好。你问到他头上，他只是说：“差不离呀，还行。”不愿说实在数字。不过有了钱，想瞒住也不容易。有两位乡亲谈话间就转弯抹角地跟我打听，北京手扶拖拉机好买不好买？听说日本的杀虫药非常好使，比中国的有效，能有门路买点吗？有一种角铁焊的房架，到底好不好，不会房子没盖起几年它就锈糟了吧？买它要什么手续呢？你问他们是否要买，他们都说：“咱买不起，打听打听呗！”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操这份闲心干什么？前几年这些人来信，都是打听黑龙江没户口能找到活儿干不，去那里当社员当地收不收，怎么现在不打听这个了？
我的弟媳妇催我去大坏家。屋里人们说：“去看看你连贵叔吧。我们在这儿等你，回来接着说话！”
我刚说了声：“好！”外屋就有人说：“那就走吧，我在这儿等你呢。”顺着声音望去，终于认出了不出五服的堂弟大坏。
大坏父亲的死，是个悲惨的故事，这里不去讲它。他的母亲我们喊“老明婶子”，是全村出名的烈性女人，谁惹了她，她能站在街口骂他几天几夜，刀架在脖子上没服过软。大坏的弟弟叫好人，是个遗腹子，老明婶子埋葬她丈夫两三个月后才生下他，那时大坏才五六岁。上地下场，缝衣做饭，纳鞋纳底全靠她一个人。而她家里院外，大人孩子，头上脚下在全村是第一的干净利索。我母亲是个做事爱拔尘的人，惟独对这个妯娌心服口服，总说：“你老明婶子那日子是咋过的呢？从没见她掉一颗眼泪！”其实我是见过她掉泪的。有次大坏叫人打破了头，我送他回家，老明婶子一边找破布给他往头上敷香灰，一边眼泪滴滴答答地往下落，对我说：“小儿啊，你看婶子寡妇失业的难不难！往后在外边，管着你兄弟点儿，别让他惹事！”我答应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到外边别说看见你婶子掉泪了，招人笑话！”尽管我是孩子，可也觉得窥见了她的一角秘密，并为此大吃一惊。
老明婶子1980年去世。生前始终生活很凄苦。尽管经历了解放、土改、入社，尽管孩子都已长大并都成家立业，她仍然自立门户、自食其力。人们说大坏不孝敬她，好人对她不错，可好人1958年盲流出去没有回来。
我和大坏并肩走着，试探地问他母亲去世的情形。他只说：“有啥说的，三中全会精神早下来三年，什么事都另一个样子！”却避免回答我的问题。
大坏新盖的房子，大墙瓦顶，虽比不上城南一些户新盖的石头墙裙、一砖到顶的新式瓦房，也还干净敞亮。连贵叔正坐在堂屋门口晒太阳。他今年八十三岁，是本院最年高的人。年轻时给地主扛活，总是拿头一份工钱，是全县闻名的好庄稼把式。他不仅精通耕锄犁耙，而且会糊扎彩活。我父亲平日总对他说：“连贵呀，我死的时候，你千万记住给我糊一匹马。我一辈子爱马，一辈子也没买起一匹，死了你送我一匹。”后来我父亲突然得了脑血栓，他闻讯后放下手中活，立刻赶集去买纸，连夜糊了匹正在尥蹶子的小公马，送来时对我父亲说：“四哥，你脾气暴，我给你糊个二马旦子，你俩做伴正合适！”
连贵叔一见我进门，就站身迎了过来。他腰板挺直，面色红润，穿一身崭新的蓝布棉裤棉袄。我问他怎么不在家里等我，要上大坏这里来。他说他前一阵闹感冒，大坏见没人伺候，特意把他接了过来，已经住了半个月了。连贵叔有三个儿子，一个抗日时期牺牲在战场上了；一个精神有点毛病，盲流出去后，不知为什么忽然上了吊；另一个流落他乡没回来。如今剩下他孤身一人。大坏和他的关系也和我一样，未出五服而已，怎会把他接来住呢？
大坏看出我的疑惑，就说：“咱院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剩下就这么几家。结实叔比连贵叔小，人口不多，小婶伺候大伯哥不方便。俊子婶是嫂子，可家里俩寡妇；就是我正合适，我不照顾他谁照顾呢？”
有几个没上队部去的人，听说我在大坏家，就找了来。屋子又挤满了人。大坏忙去烧水。我见大坏不在，就问连贵叔：“大坏对您都挺照顾，为什么对他娘反不好呢？”连贵叔没答话。别人抢着说，一是他女人和婆婆合不来，二是过去也实在太穷。大坏分那点粮食，顾了小的顾不了老的，也当真孝敬不起。去年以来，实行新政策，粮食分得多了，也有钱了，他对他娘就不那么苛了。
连贵叔说：“不管怎么说，大坏前些年还是不对，家贫出孝子嘛。幸好他娘临死前总算看见他转变了，比你二大娘强。她们三个老妯娌，最有福气的是友梅他娘，最苦的是你二大娘了！”
人们告诉我，三年困难时期二大娘饿得受不住了，上南方去找她儿。到了那里，看到儿子也不够吃，她又挣扎着返回来。下了火车没走到家，死在半路了。
连贵叔要见我，是为了劝我到父亲的坟前看一看，他说从我父亲死后，我一直没回来过，这次回来不去看看，村里的老人知道会寒心的。坟前些年已平了。一分责任田，大坏兄弟又找到做标志的树根，把它们培起土来。这要算责任制带来的副作用，我很反对。但既已培起来，我不能不到坟前凭吊一下，就由大坏领我去坟前站了一会儿。从坟前回到队部，这时屋里人更多了。我跟新来的几个人打过招呼后，就问：“连良叔呢？怎么没见连良叔？”
从靠门口的炕沿上，站起个小老头来，满头白发，没有牙的嘴瘪着，笑道：“我不一直在这儿吗？”
我记不清他原来是什么样，可肯定记得不是这个样，那倔强和固执劲儿哪里去了？怎么只剩下了忠厚和慈祥？凭这样怎能在村干的位置上干几十年呢？
我说：“刚才和干部们见面，怎没见到您？”
他说：“我辞去职务，退居二线了。”
我很奇怪：“您当了一辈子干部，就盼群众富起来；如今群众生活好了，工作也好做了，您怎么倒不干了？”
他说：“群众生活好了，我也该交班了。我是搞创高产、放卫星、吹大气、发救济的干部。现在还用得着这一套本事吗？现在要科学种田、经营管理，我现学也来不及，不如交班，让年轻有文化的这一辈人去干。”
他笑着，露出满足、轻快的神情。
我说：“想想从前，看看现在，您一定有不少话要说吧？您觉着最难忘记、最难丢开的事是什么呢？”
我以为他会谈自己受的冤枉，谈对极“左”思潮的愤慨，谈自己当一辈子干部的心得，甘苦。
可是他说：“我心里总丢不开的是你二大娘。她骂了我多少年，不过就是对穷日子不满意，想过几天舒服生活。如今村里人都富了，可她又看不着了。我一想起就愧得慌！我当了几十年干部，可让老嫂子饿死了……”
他眉头皱起来，脸上的皱纹都聚到了一堆，眼睛有点潮乎乎的。为了岔开他的情绪，我问：“您退到第二线，把担子交给谁呢？”
他说：“书记是中年人，副书记是个小伙，宋连科的儿子。咱这邓庄，就像早年官道上跑的驿车，到了一站，该换马了；换上才喂足、牙口小的拉，才能接着快跑！”
是的，我的家乡，你这辆布满弹痕、伤残的车啊，总算跑完了战争、动乱、饥饿的路程！随着老马卸套，新驹驾辕，奔上了新的路程。下一段路当然仍会有泥水、有坎坷，登山下谷，涉水闯关，但这究竟是新的路程、新的天地了。它会异于往昔，美过往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