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必用符号才能解释，符号用来解释意义。反过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解释，也没有不解释意义的符号。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缠绕，实际上意思简单：一个意义包括发出（表达）与接收（解释）这两个基本环节，这两个环节都必须用符号才能完成，而发出的符号在被接收并且得到解释时，被代之以另一个符号。
因此，意义的解释，就是一个新的符号过程的起端，解释只能暂时结束一个符号过程，而不可能终结意义。正因为每个延伸的解释都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就是这种表意与解释的连续带。
符号学的定义……
钱德勒《符号学初阶》，开头一段用“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说”来定义符号学，接着说，“如果你不是那种人，定要纠缠在让人恼怒的问题上让大家干等，那么我们就往下谈……”。
安伯托?艾柯将其定义为“符号学研究所有能被视为符号的事物”；另一个意大利符号学家佩特丽莉说符号学“研究人类符号活动（semiosis）诸特点”，亦即人的“元符号能力”。
19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lady victorian elby)建议符号学应当称为sensifics，或significs，即有关sense 或 significance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
福柯在他1969年关于认识论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怀海德的意见与福柯相仿：“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
就国内研究者的定义来看，“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
此文刊登于上海《科学》杂志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
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而是指在世界上还没有人做过，赵元任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说与“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英文词，可以为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西方没有人用过这些词，可见赵元任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皮尔斯、维尔比提出这门学科。
赵毅衡在1993年把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并给出了符号的定义。即“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
没有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不仅人无法存在，“人化”的世界无法存在，人的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只有用符号才能思想，或者说，思想也是一个产生并且接收符号的过程。
因此，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都只涉及意义活动的一个方面，而符号学是对意义的全面讨论。因此把符号学定义为“意义学”是能够成立的，也是有用的。
这样讨论的目的，是确定符号学涉及的范围。很多人认为符号学就是研究人类文化的，实际上符号学研究的范围，文化的确是最大的一个领域，但是符号学还研究认知活动，心灵活动，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甚至包括一切由有灵之物的认知与心灵活动。
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符号是人存在的本质条件。
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是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在20世纪初年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基础系统，但是符号学本身一直处于学界边缘，要等到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以结构主义的名义起飞，在那时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几乎是一物二名。
70-80年代结构主义突破自身，成为后结构主义，其中符号学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后皮尔斯模式代替了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
近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符号学是重在认知和解释的符号学，他的名言是“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
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
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
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
皮尔斯的semioticd学说省钱没有达标，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
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语用学》、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
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
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8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
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