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宁川，自由撰稿人。
爷爷叫宁汗青，出生自上个世纪初，也就是刚好是一九零零年，人到中年才有了我爹。
然后我爹在二十多时有了我哥，然后发扬我爷爷的优良传统，本着优生优育的原则，在四十多岁时，家里又诞生了一个新生命，也就是我——宁川。
在之前二十几年的生命里，我并没有见过我那个叫做宁汗青的爷爷，他老人家早在我出生前就去世。
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多，而我父亲也很少提到他。
在我的下意识里，我爷爷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像所有的四有青年一样，在自己毕业后的生计发愁。
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一直在为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着。
坚信我们的世界是物质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不可以人为忤逆。
直到内蒙之行，在内蒙，我见到了一个活了很多年，还将会活更多年的老妖怪——孟启生。
我开始觉得我的生活远不止四处采生，偶尔写稿这么简单。
像所有小说的一样，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根源。
我这一次内蒙之行，也绝不是吃饱了撑得慌想要去吃几口雪消消食这么简单，而是为了去验证一件事情。
这件事根源是一份没有发件人地址的包裹。
当我从小区门卫那里领到它时，它已经在那里躺了很久。那个来历不明的包裹上，写着我的住址，和我的姓名——远山花园，宁川收。
包裹里面是一份沉重的文件袋，里面似乎是厚厚一叠的文件。
文件袋已经相当陈旧，看起来是数十年之前的东西了，上面灰尘被人为抹去的痕迹还很明显，似乎是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很久，直到寄来之前才有人打理过它。
文件袋上并没有其它的文字，大片空荡荡的区域上，只是用红笔写着一串数字和英文字母的组合——sdd-63127。
很显然，这只是一系列文件之中的一份。当时我就想，是恶作剧，还是寄错？
随之觉得寄错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包裹上面除了我的名字之外，还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住址。
最后，我还是打开了那个文件袋。
意料之中的，里面是厚厚一叠泛黄的四开的纸张，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字体，是未经简化的中文，也就是现在港台地区所使用的繁体汉字。
采用的是竖行排版，需要从上往下，从右往左阅读，也就是现在台湾地区的排版方式。
当然，民国时期的排版方式也是这种。
繁体字连蒙带猜还是能够读懂，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很快也就习惯。
这些文字所记叙的内容，便成为了我前往内蒙的关键。
这上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字体是打印出来的，关于秘调局考察湿蛟的详细过程，包括人员调度，经费开支。
在那里面，我看到了我爷爷的名字。
那份文件详细的记录的考察方案前后三年的经过，这也是我对孟启生的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很清楚的原因。
但是除了这一份盖有秘调局的印章的文件之外，还有一叠八开的纸张，很明显原本并不属于这个文件袋，是有人后来放进去的。
那是一叠手写的，类似于日记的资料，也是繁体字，使用的是现在台湾地区的记录方式。
纸张的边缘有很明显的撕扯的痕迹——这似乎是从一本笔记本上撕下来。
而这些残缺的日记最后的署名，是宁汗青，也就是我的爷爷。
这上面没头没尾的记录着，他在内蒙的一个地方，见一个叫做孟启生的本该死去的人的事情。
并没有具体的年份，只在日记的末尾记录了日期和地点。
在那里，他给孟启生说了一些关于湿蛟研究的事情，但没有完全将当年的事情告诉他，所以孟启生对于当年的事情仍旧一团雾水。
我将那些资料整合了一下，大约理清了整件事情。
我爷爷是秘调局的一员，在1931年参与秘调局的组建工作，1943年参与一个关于湿蛟的研究计划，后来随着实验对象的死亡，研究也告一段落。
但是到了某一年，据孟启生说是在秘调局解体之后，我爷爷又在内蒙，找到了他，并且将那一次行动记录在他的日记上。
那么重点是，是谁将我爷爷的日记的一部分和秘调局资料的一部分寄给我，这都与孟启生和湿蛟有关，他想让我知道什么？
而这一些资料，到底是真的还是杜撰的，我爷爷究竟是我之前所认为的普通人，还是一个在秘调局工作的研究员？
于是我去了内蒙，去验证那份手写笔记之上内容的真实性。
然后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我见到了那个和我爷爷同时代的人——孟启生。
在孟启生那里，我得到了我爷爷在我出生前，给从未谋面的我留下的一句话——
东西，在楼里。
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我在从内蒙回来的路上，一直没有想出个头绪。
但是，我却知道了，那份文件袋里的东西，很有可能是真的。
回到重庆时，已经是半夜。
我从车站出来，头很疼，一路劳顿，令我的身体很是受不住。
其实毕业这几年，靠着家里给我的钱，再加上自己一些并不稳定的稿费，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玩儿了个遍，体力倒也还算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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