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下旬，何应钦采取“二路分途向匪巢进剿，主力集中于中路，包围匪军主力于黎川附近地区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具体部署是：十八军军长陈诚指挥由蒋介石嫡系部队十二个师七十个团约十六万人组成的中路军，对中央苏区实行主剿，寻红军主力决战。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由第六十、六十一、七十八、四十九、五十六、新编第二师等六个师一个旅约八万人组成的左路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由第一、二、三、四、四十四师、独立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共六个师一个旅约八万人组成的右路军，分别在闽西和赣粤边地区担负就地剿办和策应中路军进攻的任务。
这种作战方针还有个简捷的称谓：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关键在几路密切配合上，蔡廷锴和余汉谋如果消极怠工，这种布阵的威力就大大减弱了。如果陈诚的中路军真的抓住了红军主力决战，余汉谋和蔡廷锴肯定又会十分卖力。所以，红军能否打破这次“围剿”，关键在于能不能击破陈诚的中路军。
陈诚依照何应钦的总部署，将中路军的十二个师分成三个纵队。一纵由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师组成，集中于宜黄南部，由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向广昌方向进攻。二纵由第十、十四、二十七、九十师四个师组成，集中于抚州以南地区，由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侧击黎川。三纵由第五、六、九、七十九师四个师组成，集中于金溪地区，由八军军长赵观涛指挥，向黎川正面进攻。另以四十三师为预备队。
红一方面军在金资战役结束后，做了最大限度集中兵力的工作，从赣南、闽西、闽浙赣调来了红十一、红十二、红十军三个军，兵力增加至七万来人。1933年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在金溪、抚州间抚河以东地区。
仅和陈诚指挥的中路军作战，红一方面军也处在绝对劣势上。因此，周恩来和朱德准备在运动战中寻机歼敌。
因为博古、张闻天的到来，一场关于行动方针的争论开始了。
1月16日，苏区中央局电示红一方面军首长：你们要移师抚河以西，进攻敌人的重兵集团，攻击坚城，调动敌主力决战。
这显然是正中陈诚下怀的决策。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于17日电复中央局：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两个较强集团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于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第一次下达军事命令，岂容你们不听招呼？如果你们也各行其是的话，和毛泽东又有什么区别？你们不是都表示拥护进攻路线吗？为什么不落实在行动上？这正是考验你们的试金石。
1月24日，又一份指示电摆在周恩来、朱德面前：你们要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它，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它。占领南城和南丰是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你们要立即报告执行的结果。
朱德看了电报，马上道：“不管是攻南城还是攻南丰，攻得下攻不下也还未知。就是攻得下来，一定是守不住的。”
王稼祥也道：“这两座城，全军倾尽全力去攻，三天内也无法拿下。南城、南丰相距不足百里，我去攻，必遭敌内外夹击。那时东有抚河，大部队进退两难。”
周恩来说：“等一等再回电。”
1月27日，周、朱、王电复中央局：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
1月27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及黄绍在广州举行会谈，决定非蒋系军队采取所谓抗日与反共双管齐下方针。蒋介石得此承诺，29日抵南昌，坐镇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蒋抵南昌当天，在极小范围表示：“希望我这是最后一次来南昌指挥剿匪。张国焘、贺龙部已退出中心地区，已不足虑，剩下的只有朱、毛一股。如不全力清除，什么都没法谈。”
蒋介石到南昌后，陈诚下令全军进入战争状态。形势对滞留在苏区一角的红一方面军更加不利了。此时，最好的处置恐怕只有趁敌尚未发动时，进行大踏步后退，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了。
连续几天，中央局无电示。1月30日，周恩来起草电文，以周、朱、王名义再报中央局：连续残酷的战争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易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损伤大、不能筹款、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
在博古等人看来，红一方面军进行运动战，和毛泽东搞的一套又有什么不同？进攻路线的实质就是主动出击，等敌人来打，那叫机会主义，叫右倾。另一点，博古、张闻天一到，标志着临时中央已迁至瑞金，如不在进攻路线上打几个胜仗，怎能服众？还有，红军主力留在抚河以东，若被敌派兵向东追赶，谁来保卫苏区，谁来保卫中央呢？如果瑞金被敌人占领，临时中央的面子又往哪里放呢？南城靠北面，不攻也罢，最起码也要把南丰拿下来，有多大牺牲也必须这么做！
2月4日，指示电又到：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你们太强调困难了，这与进攻路线极不一致。为达政治目的，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此电计划，已经中央局全体通过，勿需再讨论。
言外之意，是同意也得执行，不同意还得执行了。无论你职务再高，你也是在组织之人，组织作出的决定，作为个人必须执行。日后，彭德怀在自述中曾这样写道：“当时我为什么同意中央局意见，而未同意毛主席意见？也还是前面所叙对攻占赣州的想法。除此之外，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实际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把它称为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化的。至于它同样是反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是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也即是依靠红军打天下的单纯军事路线，我当时完全没有这样去想。一个共产党员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
面对2月4日中央局的指示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只有服从了。
南丰是必须打的，不打就是路线问题。剩下的自由，只能在如何打上面尽量做点文章了。可以想见，5日和6日，周、朱、王制定作战方案时，像是三个戴着镣铐的舞者。
首先要考虑，必须设法减少损失。如强袭不成，侥幸能驱逐城外工事中的敌人，就可以一面进行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部队。
但这又谈何容易！南丰濒抚河西，处在狭长的平原中部，是广昌通往抚州大道的咽喉，又是连结黎川、崇仁的枢纽。这样的坚城，很难迅速消灭其外围守军。如果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部队已到，我则只能一心一意打击敌增援部队。
敌人的战役部署并没完成，我这次强攻南丰，很可能会引其提前动作。我牵制敌人的兵力不多，则无法调动敌主力；牵制敌人兵力过多，又无法保障强攻南丰兵力。如果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三四个师沿马路并进，我正面迎敌，必受敌夹击，如闪过侧击敌人，敌援兵和守城部队就会合了，我则无法达成夺取南丰之目的，这时该怎么办？
有这支红军不易，总不能一仗拼光。如出现这种情况，我必须移地，转攻南丰西北之宜黄和乐安，调动敌人，创造机会在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分析了各种可能性，提出了几个方案。为了保险起见，几个方案都下达到部队。
2月7日，负责牵制敌人的红军部队开始行动，红十一军进逼浒湾和南城，红二十一军进逼永丰，独四、独五师向宜黄、乐安佯动。
2月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三路向南丰进发。开进途中，红二十二军占领里塔圩，守军退回南丰。驻守新丰街的国民党军第八师第四十六团因归南丰归路被截，万分恐慌，连电请示该怎么办。陈诚回答：“不要惊慌，南城、南丰防线向两城收缩，待敌变化。四十六团就近退南城，暂归二十四师指挥。以后各纵队遇此情况，可相机处置，勿须上报。”
2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逼近南丰城。是日下午，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下达如下作战部署：以红三、红五军团分别由西、北两个方向攻城，第三军团为主攻；第十二军在城东南配合主力攻城；红一军团集结于城西之尧石、贯巢地区准备打援。
陈诚当即作出反应，11日晚，他电令各部：“共匪”主力已达南丰，各部需密切配合，准备与“共匪”在南丰一带决战。
为使攻南丰能有较大战果，红三、红五军团把攻城时间定在12日黄昏。谁知与敌激战一整夜，红军攻城部队只攻下敌人十多个堡垒，消灭敌人一个营，自身的伤亡近五百，红三军团三师师长彭遨战死。
13日晨，陶峙岳接陈诚电示后，令河东四十八团撤回南丰，毁掉浮桥，摆出了守城待援的架势。陈诚见红军主力位置已经暴露，顿生杀机，下令中路军三个纵队十一个师加速南进，又专电守南城二十四师：你即出动一部增援南丰，务必将“共匪”主力滞留在南丰地区。
面对坚城南丰，红一方面军首长不得不于13日下午下达命令：改强袭南丰为佯攻，主力集结于南丰城和里塔圩一线，背靠苏区，待机消灭增援之敌。
这一等就等了十天。
十天，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状态中，实在够长的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这十天里，好像在守株待兔。2月7日，周恩来在给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报告电中曾恳求说：“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因等不到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答复，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同日晚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处置非常困难。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仍是沉默以对。
陈诚大笑起来。红军主力滞留南丰地区十几天，不正是他期待的吗？作为一名高级将领，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军事集团，都有一战而名垂青史的希冀，尽管他们个个都知道这种成功的机会不会多如牛毛。1933年2月中旬的一段时间里，陈诚至少闻到了一丝辉煌的气味。如果红军真的决心在南丰决战，陈诚自信经此一战自己必将列入名将之列。十六万人围攻五六万人，武器装备又不可同日而语，胜算当在八成以上。
在陈诚的催促下，国民党军中路军十六个师终于在2月22日形成了对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包围态势。当天，陈诚对围歼红军主力作出如下部署：第二纵队由抚州急进南城，正面压迫红军；第三纵队由金溪地区南下，攻红军左侧翼；第一纵队由宜黄、乐安地区向红军后背处迂回，断红军归路。陈诚这一聚歼红军的计划，只给红军留了向东南黎川方向突围的一个缺口。这倒不是陈诚心慈面善，网开一面，而是他不得已的布置。鉴于第二、第三次“围剿”惨痛的教训，陈诚不敢做用自己中路军十二个师将红军一网打尽的美梦，如果把网撒得太开，被红军撕破回到苏区腹部，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随之失去了。因此，他认为必须保证这张网在南、西、北三面的密集程度，也就是说，在这三面，他必须保证每一面有四个师的基本兵力。他手中只有十二个师，也只好把东南方向留个缺口。红军如果退向黎川，陈诚也将大笑，因为他所希望的正是能一步步把红军主力逼出苏区。
红一方面军主力“守株待兔”南丰城外，“守”的是不切实际的“进攻路线”，“待”来了步步逼近的灭顶之灾。“带镣舞者”请求“机断权”不果，迫于险境，只好试探着自谋出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三人面对现实，动起了脑筋。
陈诚、陈矮子不是等闲之辈，他让南丰和南城这两个师和我若即若离，不急派援兵来救，难道真以为我尽全力也拼不掉南丰吗？不是。他在等什么？在等他的后续部队到达，把我们围起来进行决战。我兵力太过于集中，等他动手，转移起来就难了。
实行2月7日定下的最后一案，西去宜黄、乐安？已经去不成了，那个方向现在至少已经集结敌人四个师，这四个师恐怕就是准备抄我后路的。我正处在敌人三面合围态势之中，再不撤围南丰就来不及了！
应当大踏步后退，向苏区中心转移。
第二次反“围剿”，三万人在东固二十几天而不被敌人发觉，如果没有苏区群众的配合，简直无法想像。毛泽东同志过去常说，敌无我有的，就是苏区群众无私的支持，敌强我弱，就要把敌人引进我们熟悉的环境中来打。
1933年2月22日子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依照战局实际变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以赢得战场主动权。
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需要群众基础。为此，转移方向选在广昌西、宁都北的东韶和洛口。一次反“围剿”，二次反“围剿”，三次反“围剿”，红军曾几次经过这里。这里很适合大兵团集结。再一点，一次反“围剿”前后，红军主力在这一带呆了很久，和这一带的群众关系十分融洽。这里距洛口不足六十公里，沿途群众可以保证我军迅速、隐蔽地转移。无论是陈诚还是何应钦，都在苏区吃过大亏，最怕被我诱入苏区作战，最希望把我逼出苏区。故决定，明早就让十一军大张旗鼓渡抚河向黎川佯动，主力随后秘密西移。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此走向了通向胜利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