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主力在白石、枫边地区休整近半个月，蒋介石、何应钦才发现他们的实际位置，遂下令以第一军团三个师为先头，其他部队随后，再次向西，寻其决战。
毛泽东决意要和蒋介石比一比“太极功夫”，9月初，在得知敌人新部署后，和朱德率方面军南下，转移到他上次看中的均村、茶园一带山区隐蔽待机。
战场形势在这一个来月里悄然发生了变化。一封国民党基层军官写的家信中的一段话，颇能表达国民党军9月初的现状：“这一月来，无论官兵差不多没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险，跌死的人马以及因病后被土匪杀死的官兵，总和起来比出发时候的人数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可以看出，这一军官所在部队还根本没有和红军作战。
在此期间，苏区中央局在项英和任弼时等的领导下，指导苏区地方赤卫队和群众坚壁清野，不断袭扰敌人，给敌人造成了很多困难。国民党军再次西进的先头部队第一军团进到兴国时，第一顿饭竟没有食盐了，到原在兴国的四军团借了食盐才开出了第一顿饭。四军团的后勤官却问：“你们有没有多余的油？我们已有两天没见到油腥了。”回答是：“我们断油已经五天，找头猪杀都找不到。”
这样的惨状实在让他们始料不及。
红一方面军在后半个月得到了充分的休整和补充，总兵力除去红十二军、红三十五军，人数竟增至三万一千人，士气正旺。
正在这时，粤桂联军也朝蒋介石下手了。
9月初，趁蒋介石主力陷于江西苏区不能自拔之际，陈济棠指挥粤桂联军第一、二、三军等部从广西、广东向湖南杀来。2日，其先头部队进占郴县。3日，已进抵耒阳城下。
蒋介石权衡良久，对何应钦说道：“如叛军攻下衡阳，何键必倒戈。现今日本人在东三省也于我不利。腹背受敌，局势就难以控制。日本人的企图如司马昭之心，我岂有不知之理。可是，内乱不平怎能攘外？共匪之乱只能在平定叛军后再作打算。这也是攘外必先安内。没想到我兴十倍于朱、毛之兵，竟没能平定江西一省匪乱，实乃吾平生第一大耻。你还记得我前些天发表训词中说的话吗？”
何应钦道：“委座，我明白你的苦心。‘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这种坦诚肺腑之言，我哪里会忘。此次作战，将士不可谓不用命。可见朱、毛不是常人。为长远计，仍应倾全力尽快剿除。若共匪发展到二十万众，局面恐怕就无法收拾了。”
蒋介石叹息一样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谢谢你的忠言。明天你拟个方案撤了吧，尽量考虑周全些。我绝不能允许共匪超过十万。”
十二年后，八路军总兵力已超过二十万。十四年后，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已达九十一万。十七年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入主中国。是历史再没为蒋介石剿杀朱、毛红军提供机会吗？
让我们再仔细地研读下去吧。国家易主的谜底就掩藏在默默演进着的历史皱折里。
9月4日，何应钦作出如下退却部署：第一、第四军团由高兴圩地区撤向泰和、吉安；第一、第二路进击军、第三军团分由上固、龙冈等地撤向吉安、富田；第二军团撤回宁都；余部撤向广昌。
9月6日，红一方面军首长判断出敌人意图，决定首先抓住由兴国地区北撤之敌一部歼之，尔后扩大战果，部署以红三军并独立五师抢占老营盘断敌退路；红三军团、红四军并指挥红十二军三十五师攻高兴圩及其南北地区之敌；红七军钳制兴国之敌。
7日拂晓，红三军七师首先攻占黄土坳，切断敌第四军团先头独立旅同后续部队联系。紧接着，红三军主力和独立第五师从北、西、南三面攻向敌独立旅，激战八个小时，全歼该旅，俘敌两千余名，缴枪两千余支。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红四军并指挥第三十五师，在兵力不足、条件尚未成熟情况下，徒涉西流河准备聚歼敌六十、六十一两个师。激战一昼夜后，双方呈相持局面。此时，交战双方都伤亡两千余名。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长邹英平战死。
消息传到方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均受巨大震动。他们很快正视了这样一个现实：瘦死的骆驼比马大。8日下午，毛泽东同朱德下令让红三军团和红四军撤出战斗，转至均村、永丰地区整理待机。
毛泽东在总部面壁一日后，喃喃自语：“我们打不起这种消耗战。今后作战，必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才可实施。”
五天后，机会来了。
因第四军团和五十二师经高兴圩退却受阻，何应钦令第一军团先掩护四军团和五十二师北撤，尔后经兴国撤向赣州。
9月13日，红军截获敌撤退命令。毛泽东、朱德当即率主力进行追击。9月15日拂晓，方面军主力以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五十二师及四军团一部截住并包围于方石岭以南地区。激战三个多小时，红军以伤亡仅二百余人的代价，全歼敌五十二师，俘敌五千余人。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勒扮一伙夫于被俘后潜逃。
遭此大败后，其他各路敌军无心恋战，纷纷退到永丰、宜黄等县城。
至此，红一方面军以方石岭空前大胜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画出一个漂亮的句号。
《毛泽东年谱》载：从8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十七个团共三万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支，电台六部，打破了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的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
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这样评价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打完这一仗，毛泽东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红军干部素质问题，决心创办红军干部学校。
就在第三次反“围剿”结尾时，毛泽东又痛失一员大将，红三军军长、黄埔七期生黄公略。
《毛泽东年谱》载：为培养红军干部，创办红军干部学校，毛泽东找何长工、邓萍谈话，说：我们决心调你们两个军长和四个师长，还有十几个团长和政委来办个学校，办个培养干部的基地。根据蒋介石其人的本性，估计战争会越打越大，培养红军干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向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经过学校培养的军政素质好的红色指挥员。还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陈诚为头子的保定系，一是汤恩伯为头子的日本士官系，一是胡宗南为头子的黄埔系，还有其他各省的讲武堂毕业的讲武系。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战胜反动派，也要学会办校、治军，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蒋介石依靠黄埔得天下，毛泽东来个敌为我用，准备办个“红埔”与蒋争天下。他的这样高远的志向却在以后的几年里差点被窒息掉。
毛泽东没为第三次反“围剿”填一首词。
开始的日子没写是因为黄公略的死，后来他再没提笔写这一段辉煌与艰难的心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