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12日凌晨，丁玲回到北京，住进位于和平里的文化部招待所。(*小}说+网)当天，她的老朋友罗蓝、甘露就来看望她。她打听到王会悟的住址，到京三四天，便去看望。我、灵源和小延于1月20日来到北京，和母亲一起过春节。1980年9月，我调到北京工作，以后便定居北京。
我们全家在文化部招待所过了一个十分简朴，但却是非常令人怀念的春节。母亲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晚会，这是她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
丁玲于2月20日住进友谊医院高干病房。检查结果显示她不仅糖尿病严重，而且右乳腺上长了一个黄豆大小的肿瘤，疑是癌。医院邀请吴蔚然教授参加会诊，吴蔚然和医院的医生都建议她立即做手术，切片检查，如发现癌细胞，就立刻手术根治，如不是癌，也应切除，防止癌变。母亲很沉着、冷静，她不想立即即做手术，她不能一回到北京就躺到病床上，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平反还没有着落，更主要的是她有文章要写，有话要向读者说。她同吴蔚然大夫商量，说她二十多年没有握笔了，请求给她一年的时间，让她先写点儿东西，在这一年里，她遵医嘱，吃药、打针、定时检查，注意它的变化、控制它的发展，一年以后再考虑手术。吴蔚然很理解她的心情，通情达理地同意了她的要求。
丁玲于4月14日出院，搬到友谊宾馆，住了一个套间，两间朝南的房子。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并负责安排的。母亲还住在医院里时，托甘露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冯文彬反映，出院后是否可以另外安排一个住处，因为文化部招待所的环境不适宜写作。冯文彬立即决定安排她住友谊宾馆，并通知中国作协，由作协负担费用。冯文彬还答应她，年内木樨地的部长楼盖好后，分配给她一套六室一厅的房子。这座部长楼是属于国管局管理的房子。
这期间来探望丁玲的人不少，当然大多是老朋友与同情者。她的平反问题一时没有着落。以当时的情势来看，所谓“反党集团”“右派”问题的平反是无可阻挡的，只是在南京那段历史问题上会有所纠缠。
但是，组织上的态度是明确的。老朋友黎雪来告知：“胡耀邦说：‘丁玲的历史结论，应依照1940年中组部做的结论。”’黎雪是可以时常见到胡耀邦的人。
丁玲听说周扬将去日本访问，便约与周扬也熟悉的甘露（萧三原来的夫人）一起去探望他。丁玲与周扬自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丁玲这时也已经回到北京四个月了。那天是1979年5月9日。
这次的会见，丁玲对周扬颇感失望。她和我谈起这事时说：“我去看他，是想表示团结的愿望，不论过去有多少矛盾，都是‘俱往矣’，现在从党的利益出发，须要团结起来。考虑到他将去日本，在日本势必有人向他问起我，我们见见面，他回答起来方便些。也想看看他的态度，可是他只是一味的说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如何受迫害，也没有问我一句，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对1957年整我的事，一字不提，一点歉意也没有表示。哪怕一句话也好。可是，没有。他对离他远一些的人、地位低一些的人、他的责任不那么直接或是只负领导责任的人，他可以道歉，到处道歉，换取好名声。对我，不行。他要是真想真诚地对待我的问题，向我道歉，那就不可避免的要真正地去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他做不到。”
同去的甘露的感受是：“我只感到心里实在有点惘然。”
如果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按情理，周扬应该先去看丁玲，毕竟周扬是整人的，整错了人的，丁玲是挨整的。可丁玲主动去看了周扬，结果又是这样。
母亲还向我说：“我原来也想去看望陆定一的。但是有人向我说，对于我的问题，陆定一说他与周扬是一致的，这样，我自然也就打消了去看他的念头。”
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出版《瞿秋白纪念文集》时，陆定一反对把丁玲写的那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编入。这使编辑部很为难，也使瞿独依为难，但是编辑部无法听从陆定一的意见，仍是把这篇文章编入了纪念集。再后来，丁玲去世的时候，陆定一没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但送了一个花圈。
丁玲对于过去揭发、批判她的一些人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康濯向她表示歉意时，她说：“都过去了，你当时不过是想当一个好党员就是了。”女作家陈学昭在1955年揭批丁玲的会上不实事求是地胡说了好些事。丁玲当时在自己记录会议发言的本子上，感叹地旁批了一句：“此人不可交。”1984年丁玲路过杭州时，还专门去看望了陈学昭。有的人向她表示歉意，她说：“我都不记得你当时发过什么言，或是写过什么批判文章了，那是那时的形势，现在团结一致向前看吧！”
7月的一天，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来友谊宾馆看望丁玲，陪她一起来的是她的妹妹于陆琳。她的来访，自然体现陈云同志对丁玲的关心。丁玲同她们姊妹二人在延安时就认识，但素无来往。只是我与于陆琳同年去苏联留学。那天我的女儿小延也在。
此时的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班子，由张光年担任党组书记。周扬则担任着中宣部“顾问”，这年9月补选为中央委员，10月四次文代会的主持者，并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是名副其实的文艺界主要领导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丁玲希望由中组部主持她的平反问题的缘故。她预料到在中国作家协会她的平反势必有阻碍，这在她还在嶂头的时候，从林默涵的文章，周扬向罗蓝、祖慧讲的话，以及初到北京时看到的那篇周扬与赵浩生的谈话就明显地感觉到了。但是，按照复查的工作程序，中组部要中国作协党组作出复查结论，报中组部批。丁玲对她平反路途中的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9年5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领导下的复查办公室作出了一个《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在简述丁玲“……在全国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行政七级……”履历后，其意见为
一、关于一九三三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
认为应维持中央宣传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错误。
二、关于反党集团问题
一九五七年六月初，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玲摘去“反党集团”帽子。
三、关于右派问题
综上所述，丁玲同志的言行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把她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撤销“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级别（行政七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日
就这个复查结论的内容来看，有许多可质疑之处：
首先，在历史问题上给丁玲留下一个“尾巴”，他们对胡耀邦的意见置若罔闻。胡耀邦对丁玲历史问题的意见是按照1940年中组部的结论，可是他们却偏要按照1956年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定为“犯过政治错误”。这个1956年的“犯过政治错误”的结论，实际上是当时的专门审查小组内部相互妥协的产物，张际春、李之琏等认为不存在问题，周扬等认为是自首变节，七易其稿，达成妥协。丁玲本人不同意，附上书面保留意见。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后，上报中组部转中央审批，但是这个结论，中组部并没有履行批准手续，也就是说没有正式成立，现在怎么可以作为依据？
其次，说什么“一九五七年六月初，中宣部及作协党组领导同志已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玲摘去‘反党集团’帽子”。
1957年6月初，作协党组前三次扩大会上周扬等几个人曾表示过“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难道以后的事实是这样的吗？事实是，周扬等人的表态，是在事实面前无可奈何之下作出的，并且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后，即在第四次会上，就推翻了自己的表态，更加猛烈地批判斗争丁玲的反党罪行，而且把这个反党集团大大地扩大了。
再其次，丁玲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她对1955年定她为“反党集团”不服，提出了申诉，因而被斥为“翻案”，“向党进攻”。复查结论却避重就轻，避开核心问题。
从这份“复查结论”，大体上可以看出其指导者和定稿者的心态。
把复查丁玲的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问题和复查已属于内部矛盾的历史问题捆绑在一份文件里，给丁玲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也就是说，若丁玲不同意这样的历史问题的结论，那你右派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什么恢复党籍、恢复级别就更无须说了。而这恰在几个月后的丁玲是否以党员身份参加文代会问题上就表现了出来。
复查办公室负责人张僖就说，在这个结论书上不签字同意，就不能恢复党籍、级别。张僖的背后就是周扬，还有张光年。
丁玲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份“复查结论”。现实情况使她清楚地知道，由于周扬、张光年等人的阻碍，历史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她也清楚地知道，如果她要在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彻底解决了之后才在复查结论上签字的话，那就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就有借口、有理由把她的平反问题拖延，甚至搁置起来；不仅历史问题，连右派改正、恢复党籍、级别也一起搁置起来，而在说法上，还可以把其责任推到她这一方面。如果对上述那些条款中文过饰非的文字提出要修改，也势必发生纠缠，同样地给你拖延下去。所以她考虑分两步走，在复查结论上签字，先解决了右派改正、恢复党籍、级别再说，历史问题放在下一步解决，在签字的同时，附上不同意1956年的所谓历史结论的保留意见。她写信告诉了我这件事，信中最后说：“分两步走是对的。”
母亲在信中，还告诉我们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和她的谈话：“我们曾经写了些意见，找廖井丹。并完完全全把我们的思想告诉了他。他说签字是好的。他也明白其中各种问题。他以为那些都不提为好（他会告诉胡耀邦的）。他说，历史结论根本不须要重做，就是1940年的结论，因为中组部并未提出问题。而全部只是作协闹了些名堂，其中1956年的结论是没有经中组部批了的。他说已经决定历史问题由中组部处理，叫我们放心。”
分两步走，这是无奈之举。当时对反右派斗争的说法是“扩大化”，既然是“扩大化”，那总还是得留下若干“右派”不予改正，要不如何解释是“扩大化”。所以说，这种把右派问题和历史问题捆绑在一起，放在一个文件里，“一锅煮”的做法真可说是“高招”，若你丁玲不签字，给你拖下去，那你也就实际上进入了留下来的“右派”之列，这岂不正合某些人的心意，而且还能将其原因归因于丁玲自己。
丁玲所附意见（写于1975年6月8日）是：
（1）撤消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2）确认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不能成立；
（3）确认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所作的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维持这个结论。
在丁玲的历史问题上，所谓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与丁玲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丁玲与周扬，还有张光年的分歧。
尽管如此，中央首先采取了为丁玲平反的措施：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
1979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包括丁玲在内的增补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并刊登了她的照片。发表消息的同时还刊登照片，这样的复出露面的方式，是不寻常的，此前还未曾有过。以这种方式复出，同日刊登出照片的还有贺子珍、罗章龙。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叶圣陶赠丁玲的《六幺令》词一首。这是丁玲于5月26日去看望叶圣陶后，叶圣陶欣赋书赠。
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时，丁玲得到政协党组的通知，通知她参加第三十三组的党员会议。这对于她来说，是意外的喜讯，因为她向中国作协党组提出恢复组织生活的要求，还没有得到答复。她非常兴奋、喜悦，这是她1957年反右斗争后，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在政协会上，她见到邓颖超，并合影。
开完会，回到宾馆后，她就伏案疾书，把二十一年来被抛出党的怀抱的血泪辛酸和渴望回到党的队伍里的迫切心情尽泻纸上，题名《七一有感》发表于《北京日报》。
9月30日，丁玲应邀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纪念建国三十周年的庆祝会和晚会。
全国政协党组恢复了丁玲的党的组织生活，但那是临时的，会议散了，也就完了。可是却说明了中央的态度。正式恢复丁玲的党籍，只能由中国作协党组作出。6月21日，丁玲写信给中国作协党组，根据党的政策，根据改正右派的结论，要求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以党员的身份参加即将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可是，没有得到来自作协党组的答复，连已收到此信的表示也没有。此后三个多月里，丁玲又两次致函作协党组，仍无结果。
因此，丁玲只好致信中组部提出要求。这不是如有的文章中所说的什么“越级”和“绕过”中国作协，她本来就是属于中组部直接管理的干部。她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应该明确我参加会议的政治身份。既然作协的复查结论确认1955年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1957年的右派是错划的，并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行政级别，那么我便应像最早的两次文代会那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这次文代会，这是自然的。早在六月间，我便向作协党组书面陈述了这一意见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时至今日，我的党组织生活仍然没有恢复，我的户籍仍在老顶山公社，我的生活费仍由长治按月寄来80元，这使一般人看来，我只是一个“改正右派”，与得到宽大处理的战俘差不多。但这毕竟是不合理的。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作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
1980年1月，我从上海来到北京，母亲向我说起这件事：“不同意的人主要就是周扬、张光年，还有张僖，他是复查办公室主任。他们说，复查结论没有批下来之前，仍是右派，右派就不能参加党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要拖呢？要拖到文代会之后呢？最后是我向中组部提出后，在会议前夕中组部发来通知：先恢复党组织生活。这时张僖来告诉我，言谈之下，丑表功，好似我的恢复组织生活，还是他争取来的。”
关于这件事，黎辛回忆道：
秋初，在一次文代会筹备小组会议上，中组部宣教干部局副局长郝逸民在会上传达了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两个意见。他说，丁玲的复查结论作出来了，她本人还没有同意，但“右派”结论肯定要改正的，她是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开会时她已经参加了政协的中共党员会议。因此中组部建议让她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还说，丁玲现在在木樨地分了房子，要付房租与水电等费用，她现在每月只有80元生活费，不够开支，中组部建议先恢复她行政七级的待遇。郝副局长说完坐下，当时的作协秘书长、复查办公室主任说：“对于没有改正的‘右派’，不能够这么做。”主持会议的原作协党组书记周扬接着说：“对于没有改正的‘右派’分子，我们不能这么做，如果中组部要这么做，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约10月份，中组部宣教局送来公函，同意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
10月30日，第四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经过斗争，丁玲实现了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席大会的心愿。在文代会上，丁玲以高票（票数名列第二）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在中国作协代表大会上，同样以高票（也是票数名列第二）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在理事会上被选为副主席。
在作家协会代表大会上，丁玲发表了讲话，后来略有删节以《讲一点心里话》为题，发表在中共中央刊物《红旗》上。她在讲话中说到文艺界的宗派主义：
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热烈的掌声）。我们要不把这个东西反掉，管你谈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起来向前看，讲的很多很多，但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就危险。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丁玲对所谓延安文艺界存在“鲁艺派”与“文抗派”的说法讲了一些事实和看法。
1978年，美籍华裔记者赵浩生采访了周扬，以《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为题发表于香港《七十年代》杂志1978年9月号上，后来转载于1979年2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在《当时延安有“鲁艺”“文抗”两派》一节中，周扬说道：“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这样一来，周扬在笑谈之间，就为自己的正确、丁玲的错误进行了定位。
丁玲认为，这样说不符合事实，“文抗”的作家也写了大量的“歌颂光明”的作品，丁玲自到陕北苏区以来就写了不少。而且，她那时不在“文抗”，而是在《解放日报》社，何谓“文抗”头子。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对“鲁艺”“文抗”一视同仁，发表“鲁艺”师生的文章还更多。她认为这样的分派，不利于增进团结。
文代会结束后，1980年1月，作协党组才通知丁玲：错划右派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七级级别。
文代会期间，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请政治局委员王震副总理出面约会周扬、丁玲、艾青一起在北京饭店吃餐饭以缓和周扬与丁玲、艾青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团结。王震欣然同意。丁玲、艾青也都同意。周扬起初也同意了，可是临到吃饭前，贺敬之去请周扬赴宴时，周扬却变卦了，说有必要去吗？我不去了，去了也不好谈什么，你就说我身体不太好嘛。贺敬之去到北京饭店，只好向坐待已久的王震同志和丁玲、艾青作如是解释，大家都引以为憾。后来贺敬之才说出实情。
为丁玲南京一段历史作出正确结论的问题，由于周扬等人持异议咬住不放，解决得很不顺畅。但是总不能因为这么几个人有意见就长久地拖延下去，这是对一个党员的政治历史结论和一生评价的问题。
丁玲于1983年再度写材料申诉，要求彻底平反。她的要求，得到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关心与理解，也得到胡耀邦同志的支持。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经中央批准，中组部于1984年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其中，关于历史问题，维持1940年由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签名的中组部的结论。即：“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习仲勋、邓立群等都支持为丁玲彻底平反，同意中组部拟发出的《通知》。同时指示中组部在发出通知之前，听听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的意见，并向他们作些解释。他们都是1955年、1957年负责处理丁玲问题的当事人。
林默涵、刘白羽都表示同意中组部的文件。陆定一也勉强地表示了同意。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林默涵就曾为他过去对丁玲的伤害作了道歉，用实际行动改正了他1977年12月29日讲话的观点。在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见到丁玲时说：“中组部的文件好，平反了你的问题，也纠正了我的错误。”丁玲说：“这都已经过去了。”他后来还向丁玲创作研讨会发去贺信，对丁玲的一生作出公允的评价。刘白羽更是在中组部文件下发后，去丁玲家拜访，一进门就说：“我是负荆请罪来了。”丁玲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并说：“你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之间过去的一切就都过去了，都不存在了。”此后，丁玲心里对林、刘都不存芥蒂。刘白羽在丁玲逝世之时，更写了一篇动情的悼念散文，其中还说：“在丁玲所遭受的苦难中，我必须承担历史的重责，因此对丁玲永怀深深内疚。”
周扬持不同意意见。张光年对中组部文件的态度是，压了一个月不表示态度，退回文件时附上一份从香港收集来的徐恩曾的回忆录。
对于这份回忆录，张僖说：张光年把中组部的征求意见稿和徐恩曾回忆录拿给他看，他看后认为徐只写了给丁玲一百元钱养着，和他们一起打麻将，并未写她自首叛变，因此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所谓“打麻将”之事，也是徐恩曾无中生有在其回忆录中编造出来的。
周扬对丁玲何以顽固地采取这样的态度，总是要给丁玲的问题留点尾巴，头上戴顶“紧箍咒”，其症结在何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中组部的文件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后，于1984年8月1日下发。该文件全文为：
中央组织部文件
中组发[1984]9号
各省、自治区、直属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
我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业经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现发给你们，以消除影响。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
（此件请转发至县、团级）
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丁玲同志，湖南临澧人，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二年春在上海入党，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央军委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版主编，文学研究所主任，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现任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一九五五年八月和一九五七年六月至九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先后两次召开扩大会议，对丁玲同志进行批判，定丁玲同志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中央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批转了这两个会议的报告。“文化大革命”中丁玲同志遭诬陷迫害，并被关押五年之久。一九七五年五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将丁玲同志定为叛徒，并报经中央批准。
一九七九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同志被定为“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改正结论，并于一九八〇年一月由中央组织部报经中央批准同意，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但有些问题解决的不够彻底。且没有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央批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和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转发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应予撤消。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消除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污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因其丈夫叛变后把她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一九三六年四月鲁迅告诉冯雪峰，听史沫特莱说，丁玲想找党的关系。史沫特莱也向冯雪峰说了。九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从一九四〇年以来，党组织进行过多次审查，同她本人的交代基本相符。关于说她在南京拘禁期间，曾与叛变的爱人冯达继续同居和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过国民党每月给的一百元生活费问题，她一九三六年到陕北后即向组织上交代了。因此，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以后多年来的审查也未发现新的问题，因此仍应维持一九四〇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一九四三年延安审干时，丁玲同志补充交代了她一九三三年十月给敌人写过一个申明书，其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极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
三、丁玲同志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
四、丁玲同志是我党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一九五七年以后，她在二十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一九七九年恢复工作以后，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因丁玲同志被错定、错划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亦应一律纠正，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消除影响。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
1984年5月，中组部的同志来到我们家里，把《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给母亲看了，并征求她的意见。她当然完全同意。后来发的正式文件，几乎没有什么修改。母亲向我们说起这件事，心情既高兴又激动，她说：“有了这样的结论，我可以死了。”这就是说，几十年压在身上的政治重负终于卸掉了，几十年泼在身上的污水终于洗清了。在她看到正式发下的《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组发[1984]9号文件时，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向中组部并请转致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她写道：“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
被打成右派之后的二十多年，丁玲被彻底地赶出了中国文坛，她的书全部被禁。可是她的影响仍然存在，她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没有多少变化，国外对她的研究仍在进行，有许多学者发表研究她的文论，有许多学生以她的创作为题书写博士论文。在这期间，在外国出版的一些大型文艺工具书上，如苏联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和美国出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都专门列有“丁玲”的辞条。美国《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丁玲》写道：“自1958年她消失后，她的命运——假如她还活着，在何处生活，如何生活——是无从获知的。”并用肯定的语气说：“然而，丁玲作为一个20世纪最有力量、最活跃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仍占据着一个显著的位置。
丁玲1979年复出，重现文坛。
丁玲从1979年复出到1986年长辞人世，一共七年时间。这七年，是她的又一个光彩夺目的创作高潮期，共创造了约一百万字作品，在十二卷本《丁玲全集》中，大体上占了将近三卷。
还在友谊医院的病房里，丁玲就动笔写作了。1979年3月，完成了《牛棚小品》。她为什么要写这篇散文呢？由于“左”的影响，一个时期内党的工作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人们造成的伤害，这时在文学上兴起了“伤痕文学”。这种“伤痕文学”的出现是必然的，对纠正“左”的路线，对清算“四人帮”的罪行是有益的。她读了一些“伤痕文学”的作品，也为其中一些作品所感动，但也认为一些作品，凄凄切切，格调过于低沉，虽能博得一些同情，但使人意志消沉，看不到前途。丁玲也有“怨”，也有“悲”，也有抒发的萌动。不过，丁玲对于这类作品写什么、如何写，有她自己的见解。她主张，写“伤痕”，也要使人感受到人在苦难中的一种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从“伤痕”中奋发出一种前进的力量。她反复阐明：“我们的作品在批判社会黑暗、揭露丑恶人性时，不是只让读者感到痛苦、失望、灰心丧气，或悲观厌世，还要能使读者得到力量，得到勇气，得到信心，得到鼓舞。”她的《牛棚小品》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哀而不伤，在“伤痕”作品中别具一格。《牛棚小品》发表于《十月》杂志，博得广泛的好评，获得1982年《十月》的散文奖。
1979年，母亲整个夏天都很忙。一时间成了新闻人物，中外记者、文学研究者都来采访，刊物的编辑也来约稿。出版社也打算重印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编辑出版她的短篇集、散文集、论文集。她还要写文章，简直忙不过来。她来信说：“祖林要来北京就好了，可以帮助选稿、看稿。”可是我工作在身，无法前来帮助她。
1980年1月，丁玲去医院检查，乳腺上的肿瘤有发展，医生的意见是不能再拖延了，应立即手术。她在住院前，因《诗刊》要发表胡也频的诗作，写了《也频与革命》这篇不足三千字的短文，指出沈从文《记丁玲》一书中不真实的记述与错误的议论。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社会上盛传丁玲已遇害，沈从文先后写了《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丁玲由于自那以后的生活环境，先是被囚南京，后长期生活在解放区农村，没有看到这本书。数十年间，沈从文曾数次见到并没有死去的丁玲，不知为什么他从未对丁玲说起这本书。1958年丁玲去了北大荒，当然更不可能知晓和看到这本书了。
1979年8月，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访问还住在友谊宾馆的丁玲。她送给丁玲两本书，即《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丁玲这才知道有这样两本关于她的书。可她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沈从文从来也没有向她说起过。中岛碧并且告诉丁玲，海外学者把这两本书看成是研究丁玲的“入门书”，认为沈从文是胡也频与丁玲青年时代的朋友，他写的《记丁玲》当然是可信的，具有权威性。那一年间，不断有外国学者来访，也都说到这两本书，都说它们是研究丁玲的第一手资料，并且引出书中的一些问题请丁玲证实和解答。丁玲读完这两本书后很生气，在书上写了一百二十余条眉批，主要是认为一些事实不真实，甚至是编造臆想，和用一种低级的趣味来写她；更不能使她容忍的是沈从文对胡也频的写法，把胡也频写成一个既无文学才能也无政治才识的庸人，而且还带着嘲弄奚落的语气，对左翼文学菲薄贬损。
这就迫使丁玲考虑，应该写篇文章，指出书中失实之处，以正视听，免得以讹传讹。但顾及沈从文的健康和情绪，丁玲一再犹豫，没有动笔。不久，因《诗刊》要选发胡也频的诗，来约稿，丁玲心想，这篇文章应该正确地阐明胡也频和自己与革命的关系，对《记丁玲》中的不实之说加以澄清。即使在这个时候，她也仍然有所犹豫，因为势必碰到沈从文。她考虑之后，认为要写就应该趁沈从文还健在的时候发表，以使沈从文有可能发表不同意见，而不要等到别人百年之后无法申辩。她决定不逐条批驳，而是写一篇短文。在这篇短文中，她指出沈从文的《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沈从文应该是有可能与有机会对此作出公开答辩的，但是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
母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她的这些想法，和我说过，并把她的眉批给我看。她认为：“几十年来，对我的什么反党、右派、叛徒等等的诬陷我都受了，相比之下，沈从文书里的这些编造、臆想、奚落、嘲弄，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难在中外许多人把它看成是研究我的权威资料。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过是要告诉中、外研究者，《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不是研究丁玲的‘入门书’，同时要为胡也频和她自己作一些辩白。”然而，此时的沈从文的名声，在海峡两岸已是如日中天，研究沈从文的人蜂拥而至，崇拜沈从文的人逐日增多，她没有想到或是根本没有去想是不是能碰得的。
1980年，美国汉学家艾勃访问丁玲，也谈到沈从文的这两本书。当他听了丁玲的意见之后，问她是否可以去看沈从文，丁玲表示当然可以。过了几天，艾勃的翻译彭阜民在电话中告诉陈明说，他们去过沈家，沈先生对汉学家说：“过去的事已隔多年，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和丁玲说得有不一致的地方，以丁玲说的为准。”
不料，在沈从文去世之后，在1990年，杂志上发表了沈从文写于1980年7月和1982年1月给友人的两封信，让人们知道沈从文对丁玲的《也频与革命》很有意见。可惜这两封信写在丁玲还在世的时候，却没有公开发表，而是发表于丁玲死后，丁玲根本无法作答了。
丁玲和沈从文都已脱离凡尘。然而“幸存在莽莽红尘中的好事者们”却不耐寂寞。“由于立场、观点、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们不仅对活人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而且对于判断死者生前的恩恩怨怨也仍然有着不疲倦的兴趣”。
也正因为“由于立场、观点、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之后发生的所谓的丁玲和沈从文的“文坛公案”也就各执其是，众说纷纭。不仅观点各异，在立论所依据的材料上，取其所需，摒弃于己不利之偏颇亦不少见。甚至有些已被证明并非事实的事，却仍采取避而不见，一而再地引用论定。
这样的争论或许还会进行下去。也有文章过分地渲染所谓沈、丁的“友谊”，为之“惋惜”，并将这“友谊”终结的原因归之于丁玲。其实，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在丁玲的整个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几个点滴而已。因胡也频的关系，丈夫的朋友也是朋友，而存在的友谊。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这种友谊早就淡化了，只是此后也都还念及旧谊就是了。沈从文在丁玲的文学生涯中，在丁玲的思想历程中，在丁玲的革命活动中，在丁玲的命运波折中，都没有多少瓜葛，不占据多少位置。
所谓朋友，彼此应该有所了解、有所尊重。对于死去的朋友尤应实事求是而不应加以嘲弄、奚落。书里有这样的一些说胡也频的话：
譬如两人的书想卖，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出。
那海军学生的，在发表以前，常常需那女作家的修正。
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只是较政治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
促成这人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的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他弄得稍稍糊涂罢了。
“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的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去检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希奇的。
从这些文字看来，沈从文也实在是算不上是胡也频的知己。如果胡也频尚在人世，看到上面这些用嘲弄语气对他的评定，并且听到沈从文五十年后仍肯定“这是真人真事”（沈从文1982年1月22日与周健强的谈话），他与沈从文的友谊还能存之为继吗？所以丁玲的生气是可以理解的。
1980年3月4日，母亲住进了协和医院，10日，吴蔚然大夫为她做了右乳腺切除手术。切片检查，证明有癌细胞。手术很成功，直至她去世，也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七十六岁的母亲，在这样大的手术下，挺过来了。从手术之日起，我就陪侍在侧，直到她基本康复。
丁玲回到了北京，心里想念着以前同她一起生活、战斗过的人民群众。1979年秋天她就去桑干河畔的涿鹿县看望那里的乡亲们。1981年7月间，她在应邀访问美国之前，冒着酷暑，专程去北大荒农场“探亲”。她前往普阳农场。这是一个新开辟的农场，原来汤原农场的大部分农工和干部迁移到了这里，把一片芦苇丛生的水洼子地改造成了有四十万亩地的国营农场。丁玲在会上以《人民哺育了我》为题，发表了亲切热情的讲话。丁玲此行还访问了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汤原农场是1958年她来的时候，最初安身立命之地，在那里生活、劳动、工作了六年半。大部分农工干部都迁去普阳农场了，只留下了少量的老职工。她去看了自己当年住的“鸡舍”和养鸡的地方，会见了一些老熟人。宝泉岭农场是丁玲下放北大荒日子过得最悲惨的地方。但是那里有许多好人，他们同情丁玲，在可能的条件下帮助了丁玲。
9月21日，丁玲起程赴美国访问。她是一位早已走向世界的作家，她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译成英、日、俄、法等文字。还在战火弥漫的解放战争中，她就曾两度代表妇女界和文艺界去苏联和东欧的民主主义国家访问，此后又多次访问苏联。可是，此次出国离她此前最后一次出国已是四分之一世纪了。
此次访美是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有三个月的时间逗留在美国。这期间，应加拿大政府文化理事会的邀请访问加拿大十天。整个10月份，丁玲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与受邀来中心的其他国家的作家进行文化交流。中心对丁玲的来访很重视，专门为她配备了全职翻译——一个学比较文学的女孩子，在整个访问期间陪同她。
10月31日，丁玲在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以《我的生平与创作》为题，作了发言。
她首先说：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中国人民的艰难生活哺育着我，教导着我，使我一生都跟着人民的足迹生活、工作、写作，六十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过一点世面，经过一点风雨。现在我已七十七岁了，我只存一点希望，为人民继续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她从她出生时的社会情况，她出生时的家庭说起，说到她的不幸的童年、她的母亲对她的影响、她对革命的追求、她的步入文坛。当说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以及“左联五烈士”的牺牲时，她强调地说：
这些正说明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大特点。中国新文学的生长发展是同政治密不可分的，新文学的花朵是染着烈士们的鲜血的。
她说到自己的写作，她说：
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规范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物议。我认为这都是写作完了之后，发表之后，由别人去说、去作，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
她说到她到延安以后的经历和1957年之后的坎坷生活：
我知道，很多朋友，很多同行，对我几十年的经历感到关注、同情。也有人感慨中国革命者生活的坎坷，关心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这都是很自然的，我能理解。为此我向朋友们、同行们表示衷心感谢。
远在1955年，我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我在全国的报纸杂志上受到不断的公开的指责。这样，几乎有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使我失去写作权利，但也使我经历了许多人世沧桑，学到了许多书本中学不到的社会人生，锤炼我一颗为人民的红心。……（在北大荒）的这几年里，我重新认识生活，结交了很多朋友。人民群众的热情和他们对我的新的了解和信任，是得来不易的，这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我永远牢记他们。正当中央农垦部和农场党委答应给我写作条件，我准备重新提笔的时候，一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这场空前的浩劫里，党的政策被破坏，党的传统被抛弃，党和国家的干部、人民群众备受蹂躏，我个人也受尽折磨。
对于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已经作了历史的、全面的总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她以宽宏的视觉、坦然的心情说出她的思想感受：
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大的抱怨。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同受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所受的折磨比我更大更深。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
现在我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多少爱国诗人，他们曾长歌代哭，抑郁终生。但我绝不能沉湎于昨天的痛哭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所挑剔，我更不愿随和那种少数虽有好心，但忽视全局，轻易作出的片面的论断。这些对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建设，都不会有实际的补益。我坚决相信，只有十亿人民，同心同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埋头实干，勤奋学习，我们的国家才能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伟大贡献，而我国的文学也必将带着我国民族的特色，丰富世界文学的宝库。
丁玲的这些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得到国内外很多人的赞扬与好评。但是也有对中国革命了解不足，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真实思想难以理解的人对此感到困惑。她的讲话更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所反感和失望，他们原先期望丁玲在国外“吐苦水”，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发泄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不满。丁玲让他们的想法落空了。
丁玲常常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作家。”她一生的言行，都说明了她对自己为人处事的这一准则。
11月份，丁玲应邀去哈佛、威士礼、芝加哥、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密西根、斯坦福、华盛顿、“三一”等十多所大学讲演，并和一些杂志编辑部座谈。
中国政府对丁玲的访美给予很大的重视。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为丁玲访问美国举行招待会，柴泽民大使主持会议致开幕词，丁玲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到会的有美国政界、文化界、出版界人士百余人。中国文艺界人士访美，由大使馆为其访美举办招待会，丁玲是唯一的，此前没有，此后也未见有过。
丁玲在美国很想见的一位老朋友就是尼姆·威尔斯，也就是海伦·斯诺。来到美国之后，“四十几年前的一个身材苗条，穿灰色军装，系红色皮带的年轻白人女记者的倩影却一步步地由淡转浓的显现出来”。然而，岁月不饶人，丁玲和威尔斯都老了，在丁玲面前的威尔斯已是一个一头白发、微胖、有点儿龙钟的老太太。威尔斯对丁玲说：“你是不自由过的，你的不自由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我呢？我现在也不自由，那是因为我穷，是经济问题。”
一股苦涩的味道噎在丁玲的喉间，真不知说什么才好。但是，威尔斯一下改变了话题，她甜美地笑着说：“丁玲！我这里还有三十几本稿子，我一定设法把它出版，你看过我的书吗？那里都是些伟大的人物。我还要继续写。你呢？你一定也要写。我老早就讲过，我是多么的希望你，希望中国写出一部伟大的书，要像托尔斯泰，就是像《飘》，也是非凡的……”
丁玲看着威尔斯小小的一间房子的家，就已经知道了她的贫困，后来从她的信里更知道了她的收入：出租房子得一百三十五美元，社会保险金得一百五十美元，扣去交电费一百七十五美元后，就靠一百多一点儿美元生活。丁玲在回国前夕，从旧金山把所余五百美元全部寄给威尔斯，作为圣诞节给她的礼物。回国后，母亲同我说起威尔斯的状况，她很难受，她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在我们革命处于艰难时候同情和支持过我们的老朋友，她说她想向组织上反映，是否可以考虑把威尔斯接来中国养起来，并且给她出书。我后来没有再问她这件事，不知道进行得怎样，但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并没有实现。
在波士顿，丁玲还去中国革命的老朋友伊罗生家里做客。一年前，丁玲与伊罗生在北京曾相见过。20世纪30年代，伊罗生是英文《中国论坛》的主编。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在中国革命处于艰难的时期，《中国论坛》经常向世界报道一些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在支援中国革命上，作了许多有益、有效的工作。他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有着经常的联系，与丁玲也相识。1934年，他请鲁迅、茅盾编选的中国左翼作家作品选《草鞋脚》，打算在美国出版，其中有丁玲的两篇。
11月下旬，丁玲应加拿大政府文化理事会邀请访问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应邀在加拿大麦锡尔大学讲演，介绍中国文坛和作家情况，经整理后，以《五代同堂，振兴中华》为题发表。她还参观了白求恩纪念馆。
丁玲在加拿大的访问日程是由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劳伦斯和女诗人阿狄尔·怀斯曼安排的。在丁玲到达当晚的宴会上，加拿大的作家们称：“丁玲是中国的玛格丽特·劳伦斯，玛格丽特·劳伦斯是加拿大的丁玲。”玛格丽特·劳伦斯是加拿大最著名、最有地位的女作家，年龄与丁玲相仿。从这样的表达中，可以看出这两位女作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丁玲访美回来后，陆续写成二十几篇散文，结集为《访美散记》。这部散文集，视野广阔，内容丰富，记述了她此次访美期间接触的各种人物，描述了她所看到的异国风光。她惊异地发现美国的物质丰富和现代化，为美国社会的进步，说了好话。但是，她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判断美国的社会，揭示其自身掩藏着的或是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
1984年4月，丁玲应法国总统密特朗邀请访问法国。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会见了她。法国国民议会会长路易·梅尔马兹和文化部长马尔罗尼也会见了她。丁玲曾于1946年、1948年、1949年三次欲去法国巴黎出席国际妇女与保卫和平会议，都因法国政府拒发签证而未能成行，此次，她受到高规格的热情接待。
之后，1985年6月，她访问了澳大利亚，回国时在香港停留，与香港的文化界人士进行了交流。
1986年2月，美国文学艺术科学院经选举，授予丁玲为该院名誉院士。
丁玲重返文坛后，创作和发表了约一百万字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散文和评论（包括杂文、序、跋、讲话）。
丁玲不大写诗，一生只发表了几首诗作。其中一首诗就是献给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的。
丁玲复出后见过一次宋庆龄，也是最后的一次，那是在宋庆龄宴请伊罗生的家宴上。1980年冬天，伊罗生远涉重洋来到北京，他要求会见宋庆龄、茅盾和丁玲。宋庆龄在她的家里宴请伊罗生夫妇，并邀茅盾、丁玲作陪。几十年不见，伊罗生已是一个老人，他是自费来的，是来看老朋友的，还要去上海参观鲁迅故居、鲁迅博物馆。丁玲也宴请了伊罗生，邀他当年的老朋友曹靖华、陈翰笙、戈宝权、李何林、唐弢作陪，他们共聚一堂，兴奋地回忆30年代在上海的战斗篇章。
母亲为宋庆龄副主席在她的寓所宴请伊罗生的那次家宴十分高兴，不仅高兴见到了伊罗生，而且很高兴见到了宋庆龄。记得那天她回到家，满面春风，似乎兴奋的情绪还没有平息，她向我们述说着宴会上的情景。宋庆龄对她说：“我欢迎你常来我这里，我这里客人不多，你随时都可以来。”母亲非常感谢宋庆龄对她的好意。过了几天，母亲对我说：“我对于我的创作计划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想写一本宋庆龄传。宋庆龄实在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女性。如果我能为她写成一本传记，哪怕我其他的创作计划都没有完成，那也不足为惜。”又过了几天，她对我说：“我很想为宋庆龄写传记，但仔细想来，有点担心写不好。因为我对她生活的环境，接触的人物了解得太少了。必须有与她大量的交谈，可是我现在听上海话有些吃力。”听来似乎有些犹豫。可能她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所以这个想法自然也没有向宋庆龄表达。几个月后，她获知宋庆龄病重，将《诗人应该歌颂你》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文章发表两周后，宋庆龄就与世长辞了。丁玲去人民大会堂瞻仰宋庆龄的遗容，向她心中最伟大的女性作最后的告别。至于为宋庆龄写一本传记的想法，也就只有深深地埋葬在她的心底里了。
母亲曾经萌动过为两位伟人写传记的心思，一是毛泽东，一是宋庆龄。为此，她甚至决心放弃她原考虑的所有的创作计划，可惜她的心愿都没有实现。
丁玲在晚年所写的散文中，有许多篇章是忆人、怀人的散文。她先后写了《悼雪峰》《悼念刘芝明同志》《一块闪烁的真金——忆柯仲平同志》《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也频与革命》《我母亲的生平》《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元帅啊！我想念您》《胡也频》《鲁迅先生于我》《悼念茅盾同志》《会见尼姆·威尔斯女士》《回忆潘汉年同志》《回忆宣侠父烈士》《忆江丰》《伊罗生》《我与雪峰的交往》《回忆邵力子先生》《悼念伯钊同志》《林老留给我的印象》《纪念柯仲平》《忆弼时同志》等文。在为《成仿吾文集》《冯乃超文集》《周文选集》和艾思奇的《论文化和艺术》等书作的序言中，她也回忆了这些故友。
在丁玲悼念、忆念的人物中，有早年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有为丁玲尊为师长的前辈，有丁玲的挚友与战友，也有同情与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丁玲真实地记述了她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但是丁玲并不仅仅是客观地叙述事实，而是将记人述事与抒发情感、自我品评融会在一起，从而使人物既真实又生动。同时，她是把所写的人和事放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各个特定环境下来写，更由于她多年的政治生活的阅历和马列主义的修养，她的品评具有鲜明的哲理性，常常引起读者长久的思考与回味。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是这时期她所写的散文中最令人赞叹的一篇，可能也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全面、最具体、最细致、最形象地记述瞿秋白的散文。此文完稿于丁玲刚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瞿秋白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尚未最终恢复名誉之时。
她通过记述她与瞿秋白的交往，对瞿秋白的思想、气质、品格、才识以及爱情生活作了全面、细致的描写。对瞿秋白内心的矛盾与苦闷作出了只有相知很深的人方能作出的剖析。她公正地评价瞿秋白对革命的贡献与失误。对于“四人帮”借《多余的话》把瞿秋白打成“叛徒”，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同时，她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思想状态来客观地分析《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洗清泼在瞿秋白身上的污水，称其为“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而在为瞿秋白辩诬的同时，对于《多余的话》，她也客观地指出：“但也有些遗憾，它不是鼓舞人的。”
读之，令人感到，丁玲是瞿秋白的一个最好的律师，在为她的挚友尽辩护的历史责任。
关于冯雪峰，母亲写出了他一生“对革命一贯忠诚，对人民极端热情，勤奋治学，严肃办事，艰苦备尝”之后，也意味深长地写了冯雪峰性格上的弱点：“只要有人（其实个人并不能代表党）对他说，他错了，他就检讨认错；如果有人对他表示一点自我批评，他不计较其真假；他是经得起委屈的人，勇于承认错误。”在我的记忆里，在母亲同我的闲聊当中，她几次说到冯雪峰的弱点时，都说冯雪峰的这个不辨其真假的弱点过去被人利用，现在也仍然在被人所利用。她感叹冯雪峰的善良，乃至天真。
在忆柯仲平的文章中，她深情地回忆了自1938年相识之后两人的交往，感叹地写道：“啊！我不能不记起当年，当我被诬为反党集团头头、大右派的时候，我真正担心过老朋友，老柯，你会不会受到株连？千幸万幸！你不在北京，我们又已阔别好几年了！老柯！以前我没有告诉你，也不会告诉你，我的确亲耳听见有人亲口对我说：‘你、我、他、他……都曾是为人所戒备的一群！’我真不懂，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专心写作，勤恳工作，我们有时不得不偶尔吐露几句‘不平之鸣’，说几句真话，此外，我们还有什么呢？可是我们不堕入这个罗网，就得陷入那个深渊！”
在其他的怀人散文中，每一篇都有不少精彩之笔。其散文有其独特的风格，无论写人、写景都有思想，有感情，着重刻画人，写出了时代。
丁玲早在延安就写了不少散文。20世纪50年代，因为担负领导工作，没有时间写长篇，因此也写了不少散文；晚年的她对散文情有独钟，并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见解：
有的人把散文看得比低一些，这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我国散文有悠久的传统和多种样式。古代许多感情强烈、语言优美的序、跋、记、传都是散文。司马迁的《史记》是散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散文。他们写得多好啊！这些散文之所以能够流传后世，不只是因为文字美，主要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心胸、有气魄。后来有一种倾向，认为散文容量太小，不能把一个时代，一个历史过程写进去，读者读起来意思不大，要看气势磅礴的才过瘾。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宏伟的巨著，反映历史需要、戏剧、史诗这样的长篇大作，也需要短小精悍，情深意切的散文。一篇好的散文也能就历史的一页，一束感情，留下一片艳红、几缕馨香。不管是散文还是，只要写出人物来了，写出时代来了，写得动人，写得能启发人，能感动人，能教育人，就是好作品，就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她所写的这些散文作品，就是上述观点的实践。
她身后发表的《魍魉世界》和部分文章身前发表，逝世后结集出版的《风雪人间》，既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研究丁玲生平和思想的重要史料，也是独具风格的散文创作。
丁玲在复出之后的七年间，发表了不少关于文艺问题的文字，包括杂文、评论、讲话与书的序、跋。
1979年初，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开始起步。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若干值得引起注意和警觉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共产党内部，极少数人在党揭露和纠正自己所犯错误时，思想发生动摇。他们不但不承认这股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的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他在批评怀疑三中全会路线的“左”的倾向的同时，着重尖锐地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阐明“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这时，在文艺战线上，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也有一些人，在纠正过去贯彻执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工作中存在过“左”的错误时，发生了思想混乱，对这个《讲话》抱有怀疑，产生了动摇。面对这种情况，丁玲以一个“战士”的姿态，自觉地、积极地投入了战斗。她坚定地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积极宣传、坚决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我曾亲耳听她对一个外国作家代表团向她问及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问题时所作的回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献，到现在都是如此，完全没有过时。”
她进一步说：《讲话》是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解决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主要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主席看到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革命文艺工作者从上海亭子间搬入延安的窑洞，不等于就和群众结合了，熟悉了。“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讲话》正确估价了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特定地位和特定作用，提出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面前所担负的新的任务。它反复教导我们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脱离人民，只有在人民斗争生活中才能产生出有生命力的文艺。因此，“把《讲话》仅仅看成是一时的需要，或把它看成是政策条文，没有永久价值和长远意义，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对革命文艺和革命事业发展有害的。”
她的这些观点，与党中央是一致的。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要继承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1981年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胡耀邦也说：“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是辉煌的，丢了是不好的，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帮助几代文艺家得到成长，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现在也还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同样强调指出：“这个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今后任何时期都必须坚持的。”
面对贬损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延安文艺成果和沿着延安文艺的道路发展的50年代的文艺成果，她热情地对延安文艺加以肯定。她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确使延安时期的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一个质的飞跃。它是‘五四’革命文艺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又是以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她在历数解放区，尤其是《讲话》之后产生的成果后，说：“它的成果是突出的，经验是丰富的，影响是深远的。”
但是她也客观地加以看待：“延安文艺既然是一个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历史，它就不可避免地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对此，我们不应当忽视，更不应当回避，而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热情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我们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自然就要十分珍视延安文艺的宝贵财富，认真总结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如若漠视延安文艺的成就，或是因为在贯彻执行中有过失误，就否定延安文艺的传统，那就既谈不到坚持，更谈不到发展。”
针对当时文艺内部的一些人宣扬“文艺作品要远离政治”，“文艺作品，越没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越高”等等观点，丁玲认为：“只要是生活着的人，就脱离不了政治，文艺自然也是如此。”她在1981年的一次讲话中，在介绍了中国老中青五代作家的情况之后，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从上列的五代作家来看，无论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感情，无一不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人民的要求密切相关。现在有些人忌谈政治，标榜文学脱离政治，国内也有少数人持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可能是因为曾经有人把文学与政治等同起来，或者把文学只看成是政治的工具而引起的。固然，文学不等于政治，但文学要完全脱离政治，那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任何一个作家的思想的形成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我们要求文学作品应该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我们提倡作家深入生活，和广大人民密切结合。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反映时代的精神，切合时代的要求，适合人民的需要，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提高人民的精神文明，促进社会的改革和人类的进步，尽到作家的一份责任。”事实上，从客观效果来说，作家创作的作品，其所表现出的，不是适合这种政治的需要与利益，就是适合那种政治的需要与利益。与任何政治都绝缘的创作是从未有过的。
但是，在具体创作上，如何处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些东西，我们过去的解释是很固定的，实际也是僵化，如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问题，就文学讲自然是艺术第一啦！怎么能说政治第一呢？政治第一，是社论；文学创作是艺术第一。事实上假如一个作品没有艺术性，光有政治性，第一是做到了，第二就没有了，那还算什么文学作品呢？起码要有艺术性，要迷住读者，什么人都想读你的，老少咸宜，有广泛的读者。没有艺术性能打动读者吗？但是不能否定与政治有关。哪个作品不是有高度的政治性它才更富有艺术生命？作品的艺术生命是跟着政治思想来的。我们就是这样辨证的来看问题。”
当时，对于作家写什么和深入生活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她根据《讲话》的精神，阐发她的观点。她说：“作家当然要写也只能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一个继续深入生活的问题。一个作家的生活范围毕竟有限，他熟悉的生活也毕竟不足，仅仅局限于写自己身边之事，也许能写得精细入微，亲切动人，但未必能概括社会的本质，时代的精神，写出一定的深度来。作家深入生活，可以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开拓自己的生活疆域，从比较狭小的生活圈子里走出来，让更多更广泛的劳动人民生活都成为自己所熟悉的，这样，作家生活的底子才可能更加厚实，他的创作也才可能有思想艺术上的深度和广度，才能有新的突破，写起来也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有了滔滔不绝的生活源泉，才有长流不断的创作实践。因而不能强调写所熟悉的，写自己，就不深入生活，不去熟悉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使自己的创作道路越来越狭窄，思路越来越闭塞。”她进一步说：“不是说，作家应该成为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吗？如果只是熟悉自己身边那一个小圈子里的生活，不深入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去，又如何去作为他们的代理人呢？而且，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有沸腾的、绚丽多彩的、有意义的生活，也有凝滞的、平淡无奇的、没什么意义的生活，只有深入到人民大众沸腾的、发展变化的生活中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起来，这样，作家从事创作，她的感受，他的想象才不是空泛的，虚无的，才有现实意义，才能感人至深。所以说，作家深入生活这条，千万不能丢”。
在如何深入生活这个问题上，她认为：“问题在于，要进一步研究，用什么态度接近群众，用一个作家的身份去接触，还是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身份去接触；是去做好工作的，还是去收集材料的。我觉得，应该是以普通人民，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到下面去。到人民之间找朋友、找知己、找‘韩荆州’，不一定要追求哪个领导说你好，重要的是要群众说你好。我说，‘韩荆州’就是群众。不要以为群众文化水平低，脑子简单，你如不了解别人，别人怎么能了解你呢？你了解了别人，人家才会了解你，把你当知心朋友。将心换心嘛。你只是半条心下去，人家怎么能把心全给你！所以我说，要全心下去，在群众里面找朋友，在群众里面生活，不是一个短时期，要呆一个相当长时期，不要脱离。所以我有时候想到下面去跑一跑，去闻闻群众生活的味道。坚持到生活里去，同时还要读书。不读书不行，我们现在有些青年作家，因为历史、环境等许多原因，政治修养比较差，在文学艺术上懂得的也不是很多，凭一点简单的生活，一点感想，在那里写东西，要长期写下去是不容易的。写一两本就完了，没有再写的了。”
在丁玲看来，文学源于社会生活，因此，深入生活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话是她几十年创作与深入生活亲身体会的肺腑之言。但她也不认为，深入生活就是唯一的，她提出读书的重要性，把深入社会生活、读书提高文学修养、政治修养与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1982年，当年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集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决定成立《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组织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分卷编选在延安和写延安的各种文艺代表作。后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宏伟的丛书。编委会请丁玲为这套丛书写总序。丁玲以《浅谈“土”与“洋”》为题，为《延安文艺丛书》写了总序。
这个总序的题名，就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当时的一种说延安的文艺“土”“旧”，加以贬低甚至企图全盘否定的谬论。丁玲在这篇文章中，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谬论，但并不“剑拔弩张”，而是充分说理的。
她回顾那段历史，对那时的文艺，作了精辟的历史概括与充分肯定：“收集在延安文艺丛书里的这些作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少数英雄的天才创造出来的。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密切联系，从苏区文艺、红军文艺，以及‘五四’以后新文艺与左联提倡的大众文艺等优良传统发展起来的。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这些作品排斥了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思想影响，反对崇洋、崇大，反对关门提高，继承民族传统，推陈出新……这是延安全体文学艺术工作者们不断学习努力，从旧变新，土洋结合，从低到高才获得的伟大成就。”
在何谓“土”，何谓“洋”，何谓“旧”，何谓“新”的问题上，她辩证地提出她的看法：“在这些同志心目中，延安时代的文艺是早已过时、陈旧、落后，沦为‘土’了；就是沿着延安道路发展壮大的五十年代的文艺，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也都成了过时的土产，不足以为范的了。但究竟从哪里去学‘洋’，去创‘新’呢？是否就是找一些在国外曾时兴过一阵，后来又被丢弃了的什么现代派、印象派、意识流，或者把三十年代被人们批评过的那些鸳鸯蝴蝶派、那些鄙视政治思想、只求趣味，实际也是从洋人那里运来的唯美派等等作为我们仿效的榜样呢？其实这些才都是旧的，在国外早就成了旧的。这自然不可能给我们的创作以新的血液，沿着这条路，才是一条真正的老路；走这样的老路，决不可能创新。这种‘新’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也不符合我们人民的需要。”她说：“我以为没有固定的‘土’，也没有固定的‘新’。好的、美的、有时代感的、能引人向上的就是新，无聊的、虚幻的、生编硬造的，不管是从哪一个外国学来的都是陈旧的，都是‘土’的。”
丁玲一贯认为：“文学艺术一定不能墨守成规，一定要推陈出新，一定要有新意。”所以她在肯定延安文艺，阐明“土”与“洋”的辨证认识之后，她说：“但是，如果我们只保持着延安文艺的水平，那也是不行的。时代前进了，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从前的都不一样了。我们文学的内涵、形式如果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那就是停滞、保守、落后。客观变了，人们的认识不变，自然就不适应，所以我们就应大力创新。”至于如何创新，她说：“立意创新时，我们可以借鉴古人，做到‘古为今用’；也可以借鉴西洋，做到‘洋为中用’，像鲁迅先生曾说的，对外国好的，于我有用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对外国的洋东西，我们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轻信，要有分析，有选择，我们要拿来的只是在外国人民中也是经过考验，并且于我有益的东西。就像果木嫁接，植物杂交，都要经过反复筛选，而且必定要以适合本乡本土的气候、土壤等条件的母本为主，本固才能枝荣，嫁接、杂交才能成功，才能结出新果。”
针对一些人提出的所谓“创作自由”，丁玲在西安陕西作协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自由包括两方面：一是外在的，客观的；另一方面是作家主观思想上的。作家的思想是解放的，我敢碰别人不敢碰的题材，我敢发表别人不敢发表的意见，我是自由的，这在于作家自己了。你要反社会主义的自由那是不行的，自由终究要有个边。打球也有四条线，乒乓球在桌上打，你老打擦边球是不行的，不保险。你要拼搏，你的球扣得再有劲，出界了就扣分，没有边的自由到哪个国家都是没有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她同时指出：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行政干预必须摒弃，但是，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不同，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给作家指出最广大的创作天地，这正是体现了党对作家的关怀。
她在西安的这个讲话，还谈到了创作要百花齐放，评论要百家争鸣，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等触及当时文艺界的一些敏感问题，被新华通讯社及时以《国内动态清样》上报中央。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阅后批曰：“丁玲同志讲得好，真不愧是革命的老作家。”并且批示《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秦川同志：请你亲自去看看丁玲大姐，她如果同意发表她在西安的谈话，请她修改后，加按语或写短评，在《人民日报》发表。习仲勋4月24日。”
她在西安的另一次讲话中说：“我到了西安还要去延安，到了延安自然要去杨家岭、王家坪、枣园，也自然会想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不幸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在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上已经写了。但今天有些青年人，不太知道毛主席过去的伟大。有的外国人说我不可理解；有的青年人说我心有余悸，被整怕了，所以老说共产党好话。我觉得这些人太不了解革命了。我当然要说共产党好。是共产党培养、教育了我，我怎能不说毛主席的好话呢？我参加了对毛主席的造神运动，这也不是谁强迫的，我自己从心里佩服毛主席，我以为在领导人里，最理解文学的是毛主席。我不能因为我受过委屈——我的委屈当然毛主席也说了话，但他怎么会说话的？因为上报的材料不正确嘛！材料不正确，毛主席的判断当然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总结教训，免得以后再犯。不能因为自己吃了苦，上了北大荒，就在每篇文章里骂毛主席。这个错误、失误，情况是很复杂的。”
她认为，毛泽东于中国革命是有很大的功劳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同时毛泽东也是有错误的，有的错误也很严重，但毕竟是占第二位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坦荡的胸襟。
丁玲在她复出之后的七年中，在宣传、坚持、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她的这些文字与言论即使在发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几位来我们家做客的非文艺界但是关心文艺的老同志，在对当时文艺界出现的一些现象表示忧虑之后，对我母亲说：“你一定要把解放区文艺这面大旗扛起来，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把这杆大旗扛起来。”话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本来这面大旗，应该由当时也在延安的更合适的文艺界领导人来扛，但是他们认为现在已经难以指望了。至于《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们为何要请丁玲来写这套丛书的总序，大概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
老作家雷加如此评价丁玲的创作及其影响：
丁玲同志是当代文坛上我最敬爱的人。她的著作和她的文艺思想影响着和教育着我们这一代人。这不是一个理论家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另外一些作家所能做到的，只有她才能做到这一点。
她的“文艺源于生活”的思想，可能根深蒂固，与生俱来。因此，她是用自己的模范作为，丰富了毛主席《讲话》的精神。
她从群众中来，又不曾离开群众，就象她从母体中出生，又不曾离开母体。在她的作品中，从使用革命武器之后，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武器。有时她自身前进也好，方向总是向前，万流归宗，又不离开我们的视线。就像今天，她又以大海召唤的声音，引导我们前进。
我以为丁玲创作总的特点，在于她从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歌颂新时代和歌颂新社会。她在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奠基工程中，孜孜不倦地塑造我们时代的新人物和新形象，这正是今天的理论家所应挖掘和把握的宝藏。象这样一位老一辈作家，又有如此丰富的创作实践，除丁玲外，实在不多了。
我又以为丁玲创作中有特色的，还有她的散文。她是那样不以为意地年复一年地随手写来。其实她正走出一条自鲁迅以后异于众多散文家的，更具时代精神的散文道路。
这是她为我们创造的另一财富。
她的散文，其思想内容，人物形象，都凝结着革命的激情，又极其真实，都与时代背景相连，从不无病呻吟。在其精到处，也不缺少刀光剑影。
尤其她的文论，如最近写的《延安文艺丛书总序》，它达到了另一个高度——只有她以她的宝贵的创作经验，特有的敏感和血肉相连的辩证观点，才具备了一个理论家只凭逻辑所做不到的震撼人心的说服力。
雷加是延安时代的老作家，丁玲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同事。只有像他这样对丁玲和丁玲的作品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亲身经历过延安文艺实践，方能写出如此贴切、如此深刻、如此精辟的评价。
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环境、气氛对丁玲并不有利，与她的言论相悖的声音比她这一类言论的声音要大得多。于是，一时间说她“左”“保守”“僵化”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贬义地称她为“红衣主教”。丁玲在“左”的错误下被打成右，在右的思潮中又被说成“左”，真是左右不是人。
丁玲曾气愤地说：“有人过去说我是右派，后来说打错了，现在又有人说我是‘左’派”，“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派的人”。不言而喻，在文艺思想之争的背后隐藏着宗派主义情绪下的权谋。
我以为，丁玲既不“左”，也不右。她的文艺思想，她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都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在丁玲去世之后，对丁玲的所谓“左”的负面评价经久不息。于是，针对说丁玲“左”，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就是说丁玲并不“左”。其中，有的文章从丁玲的某一篇作品，某一页日记，某一封书信，或是某一次谈话中摘出只言片语，似乎发现了什么“宝藏”，便断言：这才是丁玲的真实思想，这才是作家的丁玲，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丁玲，她不“左”、不“保守”、不“僵化”，甚至“思想解放”。然而却或明或暗，言下之意，那些文论中的文字，或是出于其政治地位，或是迫于政治环境，或是考虑斗争策略之言。其中，有的人的确是出于好意，认为对丁玲的评价不公正，而为文替丁玲辩护；然而，是好意却并不那么理直气壮。这样分析的结果，却是无意中似乎构制出了两个丁玲，一个是自由主义的作家丁玲，一个是革命作家的丁玲。
其实，只有一个丁玲，就是革命作家的丁玲、共产党员的丁玲，从来就没有两个丁玲。研究她的文艺思想还是要系统研究她的作品，看她作品中思想、观点的主流与实质，看她整个的文学创作实践。而且应该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历史中来看。从她的文学思想来看，从起初的“为人生”，到“左联”时期提倡的大众文学，再到延安时期明确的“为人民”，以及以后不懈的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她的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在认识上逐步深入，逐步升华。她为自己人生的定位，从参加共产党那天起，就是：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她的文品与人品是一致的。固然，她在谈文艺思想时，尤其是在谈文艺思想中的教条主义、文艺作品中的概念化等问题时，她会谈一些她从事创作实践的心得、感悟，但这些也都是她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实践所获得的心得与感悟。人遇见某一件事情，或是受到某一个挫折，偶尔闪现一点儿所谓的稍带点儿灰色情绪的感想，抒发几句感慨，也是不可免的。因此就说她的真实思想就是如此，这样地以偏概全的分析方法是不可取的。
母亲在家里同我的随意谈话中，也常常，而且是很多地谈到文艺问题。她在家里说的，与她所发表的文字，其基本思想和观点都是一致的。她没有必要在家里和我们说假话。我所要强调的是，她所发表的文字，都是她心里的真话。从她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她的党性原则，已锤炼到炉火纯青，以致完全融合到她的思想感情里。所以她自觉地、坚决地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同时，也不计“个人恩怨”，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
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在一封致丁玲作品讨论会的信上说：“丁玲同志是我从现实生活中所能见识到的一位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作家，是一位以她的党性的光辉使我感到确是为我们这些党员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榜样的人。”
说实话，丁玲在阐释个人文艺观点方面投入的精力、时间过多。从一开始，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认为，她可以有一点儿表明自己文艺观点的文字，有几篇文章、几次讲话，把自己的观点表明，就够了。她的主要的精力首先应该放在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长篇上。一部长篇，若是没有完成，也就不算成书。若是半途而废，前功尽弃，那就太可惜了。以她这样的年纪，更应该只争朝夕。另外，她应该写出一本完整的、详尽的、准确的自己一生的回忆录，这是任何别的人都不能替代的。这不仅对她本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革命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倘使还有时间，她还应写一部自传体的长篇。不同于回忆录，在保持主要事实真实的前提下可以有虚构，人物、情节可以综合、提炼。我希望它是一部有很高文学性、艺术性的巨著。
我似乎觉得，对于她来说，文艺界之事不可为，她无权、无势、无人、无靠山，许多事，她无能为力。
可是母亲常常说：“我要做战士，不做隐士。”
我佩服她的精神，但并不完全赞同她的态度。我希望她在事情上分清轻重缓急，把首要必须完成的创作做完。
我也不希望母亲为中青年作家的某本书、某篇文章写评论。我觉得，这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事，因为现在已不是三十年前的50年代初期。现在，在宗派主义积习仍存的情况下，说不定有人还担心你丁玲“捧”他哩，害怕因此而与你丁玲沾上边，从而断送了前程。如若对文章有所批评，哪怕是善意的、委婉的，那也是不行的，一些中青年作家心高气盛，是碰不得的，也未必佩服你丁玲，绝对不像50年代文研所那批学员。可是母亲多年来有着一种习性，到老了也改不了。就是当她读到一本她认为写得好的书，或一篇她认为写得好的文章，她就会非常地喜悦、感动，乃至激动，就感到有话要说，甚至还想与作者见面交流，既说说长处也说说不足。所以她还是写了一些这方面的评论。对此，我也无能为力，只是觉得她多少有点儿“老天真”。
丁玲在晚年创办和主编了《中国》文学杂志，当时和后来都曾被许多人称誉。在我看来，杂志也许是有成绩的，但是于她来说，实在是一件不该做的事情。
我知道一点儿这件事的缘起。
1984年7月8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陈明一起去协和医院，母亲正住在那里检查治疗。那天上午舒群也去看望母亲。他们谈着谈着就谈到了要办一个杂志的事，也就是后来的《中国》文学杂志。听将起来，要办这个杂志是在一个多月前的一次创作座谈会上由魏巍首倡提出来的。在这个会上，一些老作家说发表文章有困难，没地方发表，所以希望有一个刊物发表文章，并提议由丁玲来领头。对于办刊物，丁玲在会上未表态，她知道其中的困难，再说，她还有自己的创作计划。可是会后舒群、曾克就开始活动起来。舒群的来访，就是来动员丁玲领头来办这个刊物。言谈之间，舒群极力动员母亲领头办这个杂志，而母亲基本上是推脱，说身体不行，时间不多，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还需抓紧进行等等。舒群就说，那你就挂个名好了……他们就这么说来推去的谈了一个来钟头，母亲的态度仍然坚定，我想这场谈话也应是可以结束了。我心里很同意母亲的这种态度，她已经八十岁了，哪有精力去办一个杂志，何况还有那么多该写的东西没有写完。他们交谈中，陈明话不多，有时附和我母亲，帮她说几句。我因为过几天因公务要去欧洲，打算买一个旅行箱，乘方便有车带回家，于是在他们谈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去了附近的百货商店。待半小时后我再回到病房时，他们已经不再谈论这个话题，我以为这件事已被母亲推掉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中国》杂志的事。
8月1日，我从国外回到北京，才二十来天工夫，发现情况已大变样。这个杂志的筹备工作，正在着手进行，正在酝酿向上面写申请报告，开始物色编辑的人选。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向母亲说：“你办杂志不合适，你还有好些书要写。”母亲说：“一些老作家讲，写了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希望我领头办个杂志，我也不好推脱。”我说：“你都八十岁了，做这件事是力不从心的。再说，你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从回到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动过笔，杂志一办，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还有自传体回忆录，也是必须要写的，是任何别的人不可替代的。我觉得你不该为他们作出这个牺牲。权衡比较，你这个牺牲是不值得的。”母亲说：“我办两年，等杂志走上正轨后，我再脱身出来写文章。”我见她主意已定，便没有再说下去。我心想，要母亲领头来办这个杂志，陈明是愿意的，如果陈明反对她办杂志，她是不会接受主编这个杂志的。
不久，灵源从上海来到北京。这时，他们这个《中国》杂志在申报审批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为此，母亲有些犹豫，似有打退堂鼓之意。一天，灵源陪母亲去看电影，在车上，母亲问灵源：“你说我究竟要不要办这个杂志？”灵源说：“你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母亲说：“当然是说真话。”灵源说：“那就是不办。”一天，吃晚饭时，母亲说到《中国》申报审批中诸多困难的事，灵源又说：“妈妈不应该去办这个杂志……”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陈明粗暴地打断了。陈明厉声说道：“别人能办杂志，丁玲为什么不能办。”他有意曲解人意。灵源是说，以母亲的实际情况，也就是以年龄、健康状况，以及还有那么多未完的创作计划而言，不应该去办杂志。一是应不应该去办，一是能不能办，或者说是有没有资格去办，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两个不同的意思。
我和灵源如此地说了两三遍，也不过是尽人事而已。
这个刊物的外部环境不大好，无论是筹备期间，还是刊物运行以后，许多事情办起来都不顺畅，好像有些事非到党中央书记处方能解决，这使得丁玲不得不自己去跑中宣部，找书记处领导，甚至给总书记胡耀邦写信。
筹备工作总算是就绪，于1984年11月28下午举行了创刊招待会。这个会，可说是盛会，有三百多人参加。丁玲在会上作了题为《五世同堂，团结兴旺》的讲话。这个刊物，缘起为一些老作家发表作品困难，但办成后却并非仅此，而是“面向五湖四海”。
刊物最终定名《中国》文学双月刊，属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的自办公助还不行，经费还得来自作协。编辑部组成：主编丁玲、舒群；副主编魏巍、雷加、刘绍棠、牛汉；编委曾克等；编辑部主任牛汉（兼），副主任冯夏熊。
一些亲属也在编辑部里办具体事：陈明的五妹管财务，还有舒群的女儿，曾克的亲戚……
刊物开办之后，我作为旁观者，稍稍产生了些想法和疑惑。通常，无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社会团体，都只有一个正职。两个正主编，会不会潜伏着产生矛盾的因素？在这么小的一个单位里，亲属也在其间工作，是否方便？会不会同样潜伏着产生矛盾的因素？通常的做法是尽可能地将其分开。尽管杂志初创，缺少编制、人员，但安排亲属于内，恐怕也未必是一个好办法。而且，更主要的是，既非主编、副主编，也非编委，在编辑部里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明，也公开参与刊物的决策事务，这使我担心会给母亲带来不利的影响。
母亲这个人的性格就是认真、执著、实干。她一主编这个刊物，就认认真真地当起主编来，而不是挂名，这可能与舒群的想法相去甚远。由她聘来和调进的几个主要编辑，都是丁玲作品研究者，是有时来母亲这里走动的，冯夏熊（冯雪峰之子）更是常来走动，那几年母亲待他很不一般。
编辑部里的矛盾，很快就显露出来，离创刊招待会不到三个月。
首先是刘绍棠。其一，他的一个中篇未能在《中国》发表。编辑部的几位编辑看后觉得写得不大好，建议他修改，最后丁玲看了也有同感。刘绍棠对于自己一个副主编在所编的刊物上都发表不了文章不能接受。其二，他认为分工不明确，自己没权，连情况都不知道，说：“哪里丁玲是主编，陈明才是主编”，“陈明是掌柜，我是小伙计”。经多次谈话协调劝说无效，宣布退出。
紧接着就是舒群。舒群也很不满意，认为自己无权，并说：“陈明凭什么在编委会和编辑部里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名义上我是主编，丁玲是主编，但实际上丁玲是主编，陈明是主编，冯夏熊是编辑部主任”。
舒群的矛盾终因一个偶然的事情，公开爆发出来。一天，冯夏熊在编辑部办公室里和人议论舒群，说舒群本来没有资格当主编，是自己硬挤进来当的，还说舒群管得太宽，连编辑费也要管。这些话被舒群的女儿听到，回去告诉了她父亲。于是舒群大发雷霆，告到了作家协会党组。母亲为了平息这场风波，只好让冯夏熊去向舒群道歉、检讨。那天母亲在我们家客厅里同冯夏熊说话，我不知道他们谈的是这件事，以为他们在随意聊天，就走了进去，听到了他们谈的最后几句话。母亲向冯夏熊说：“那你明天就去舒群那里，向他好好地检讨吧！”她说这话的时候，完全似一副因自家的孩子无理得罪了邻家的大人，而不得不让自家的孩子去赔礼道歉的那种既怜惜又无可奈何的语气和神情。冯夏熊走后，我问母亲，方才知道是这么回事。矛盾解决不了，舒群也宣布退出，不参与刊物任何事了。关于冯夏熊，母亲起初很重用他，后来情绪上也有点儿烦，因为惹出这么些事出来。
矛盾的各方，自是各有各的问题。
从丁玲的这一方来说，她的错处是不该放任甚至纵容陈明干预刊物的编辑事务。“夫人干政”，古今中外，谁都反感；反之亦然。《中国》杂志，不论是作家协会直接领导的也好，还是自办公助的也好，总之是公众事务，在这一问题上是应该加以注意的。陈明如果他觉得丁玲需要得到帮助，哪怕他在背后为她出些主意也好，但至少不要跳到台前。
再下来就是雷加。有一天晚上，我在自己的房间里忽然听见陈明在电话里高声地讲话，好像是在训斥什么人，仔细听来，原来通话的对方是雷加。这使我颇为惊讶。母亲与雷加在陕甘宁边区文协同事，雷加是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雷加在东北安东市担任一个日本人留下的很大很现代化的造纸厂的厂长，办得很有成绩，中共辽东分局、辽东军区机关的日常经费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厂的利润，他很受辽东分局陈云等领导同志的赏识。建国之初，组织上要调他到中央某工业部当局长，他不去，决意继续当作家。所以母亲常说：“雷加要是不回文艺界，五十年代后半期能当上副部长。”听了陈明在电话里这般态度的说话，我就在想，雷加可能会忍，为了同我母亲多年的友谊，会忍，可是如果老是这样，人家能干得下去吗？
果然，在舒群之后雷加也淡出了。原因是，在刊物内部的一些事务上，他与刘绍棠、舒群有同感，尽管之前他还向刘绍棠、舒群作了许多协调和劝解的工作。考虑到与丁玲的友谊，他不公开说什么意见，而是采取逐步淡化对于编辑部工作的关注和参与，到最后声言搞创作、深入生活，走了。
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母亲不是这样的，怎么到老年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糊涂起来。在涉及到陈明的问题上，她常常因迁就陈明，而原则是非不清。
如此一来，从1985年2月份出现矛盾，到6月份时，一位主编、两位副主编先后离去，虽然其正、副主编的名义仍存，但已不参加任何工作了。魏巍虽是倡议者，却是一个基本上不过问具体事务的副主编，他在北京军区，远住在郊外八大处，来时开开会，发发言，遇到矛盾之事，从中调解调解。
副主编当中，只剩下一个牛汉。我听母亲不只一次地说过：“牛汉放着《新文学史料》主编工作不做，来什么条件也没有的《中国》，不容易。”她倚重牛汉，牛汉也没有辜负丁玲的期望。后来，牛汉在他的《我仍在苦苦跋涉》一书中写到丁玲和《中国》：“丁玲比较复杂，中国的大人物都如此”，“她太深广了”，“王蒙写过丁玲，片面，他不完全了解丁玲。丁玲‘左’的话，为什么同意让一帮年轻人负责编《中国》”？“丁玲没有官架子，从不板着面孔说话。”“我对丁玲很尊敬，把她当长辈，也感到很亲近，没有上级对下级的感觉。大家都叫她丁老太。”“1985年冬天，《中国》开过一次编辑会，改成月刊。丁玲意识到了，她去世后，《中国》肯定要被停刊，或是改变领导。《中国》内部也很复杂。丁玲很谨慎，办刊物，很认真。她知道难，但我了却了她的心愿，没有背叛她。”
我常常想，假如母亲不办这个《中国》文学杂志，那她定能多活几年，哪怕只多活五六年，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和自传体回忆录，就都可以完成了。现在，办这么一个杂志，不仅外部境况不佳，杂志编委会内部又矛盾重重。为了团结一致把刊物办下去，她还不得不写信给杂志内的同人，对一些问题作出解释，乃至道歉、检讨。她办这个刊物，真是办得既吃力又窝囊。
没料到，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一件事。
1985年春，一天中午，我回到家里，只见餐桌上摆满了菜，还有买来的烤鸭，原来是招待一家名东方公司的总经理。我方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就是经人介绍联系到这家公司，告之，若《中国》贷给该公司一笔款，除按期返还贷款外，每年付百分之二十利息。真是“天上掉馅饼”。《中国》没有钱，于是丁玲、陈明求助于北大荒的农垦局。农垦局经费也紧张，但考虑到是丁玲办刊物有需要，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支持，就借给了《中国》一百一十万人民币。而且这天上午已经签订了投资合同。这餐饭就是为庆贺签订合同。
这件事是陈明在一手操办、决策。丁玲作为《中国》杂志的法人代表在合同上签了字。我对母亲从商不大放心，她对于这方面的事可以说几乎是一无所知。晚上，我问母亲和陈明：“这家公司可靠吗？”陈明说：“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总经理原是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的。”并简单说了几句情况。尽管陈明如此说，我仍觉得很有必要提醒他和母亲：“就凭这点，那是不行的。这家公司说这笔钱将用于他下面的工厂，那你们就应该知道是用于工厂的什么项目，应去实地考察一下这家工厂的实际情况，看是否具备投资条件，这是签约前就应该做的。可是你们没有去看，就签了合同，这是需要补救的。你们还应该通过有关机构，仔细了解这家公司的资信情况。既然现在合同已经签订，那么，可以借故拖一拖，暂缓给他钱，等了解清楚了再说。”陈明听后，没说什么，不言语，看来是不高兴听，也听不进去。后来的情况如何，也没有告诉我，自然是什么也没有做。
过了大约半年，陈明他们不知听谁说了什么，好像发现了什么问题，对这家公司产生了怀疑，但那一百一十万元早已给了这家公司。他们想要回来。对方回答，这些钱已经买了材料、设备，现在无现钱可还。
这些钱，是北大荒农工们的血汗钱，它凝集着农工们对丁玲的深情厚谊。现在这笔钱面临着有“打水漂”的危险，母亲怎么会不心急如焚，担心借北大荒的这笔钱还不上。这时母亲已重病缠身，住进医院，几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毫无疑问，这件事对于她，又是重重的一击，从而加速了她的死亡。
母亲去世后，安放好骨灰的那天晚上，我正要从陈明那里回自己家里去。陈明把我叫到客厅里说：“想商量商量，看现在有没有办法把给东方公司那笔钱要回来。”这令我颇感惊讶，他们回到北京之后的这些年，陈明从未主动过要同我商量什么事，现在居然破天荒地主动找上来了，我想他在这件事情上大概是感到走投无路了。我听他说了些情况后，觉得已没有什么办法可施。合同签了，钱已进了对方口袋，并说是已经花了，合同里又没有对这笔款使用的监督条款，连投资的具体项目是什么也没有明确，现在又没有到按合同规定返还贷款的日期，对方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没有违背合同的地方，怎么要？或者，请黑龙江省农垦局帮助一起要，去争取一下。
一年后，《中国》停刊，债权人就又都全部推回到黑龙江农垦局头上去了。
七年后，1993年3月，在湖南桃花源举行丁玲创作研究讨论会。会议期间，我问黑龙江农垦局原局长王强，那笔钱要回来没有。王强说：“要回来一半，五十几万，剩下的要不回来了。”那时的一百万，从这些年货币贬值的情况来看，大概不会少于现在的两千万。这笔钱就是王强在局长任上借给《中国》的。由于这笔钱落得这么个下场，他背了不少来自群众的意见和上级的批评。
王强是1952年时我在北京留苏预备部的同班同学，那时组织上拟派他去学习国营农场管理，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同在一个党小组，在一起学习了一年。借钱这件事本与我无关，可是见到我的这位老同学，我心里仍会感到几分愧疚。
1985年春天，母亲了却了一件多年来的心愿：回延安。
这次的旅程是前往桂林参加一个会，去南宁讲学，然后绕道长沙去西安，再去延安。还在广西的时候，因编辑部内事，就几次电话催她回京，但她执意不改行程，因为她担心此生再没有机会去延安了。她3月18日离京，4月1日晚飞抵西安，4月5日到延安，7日返回西安，她在延安只逗留了一天，只能作匆匆一瞥，但总算是了却了四十年来魂牵梦萦的心愿。
回到家，她兴奋的情绪仍未退去。延安，那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母亲极有兴味地向我说起她去参观离西安一百多公里的乾陵。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墓，她是2日，即到西安的第二天去的，也是在西安访古的第一处地方。她极为欣赏武则天的无字碑，她认为：“武则天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智慧的女人，一个具有大政治家风度的女人，立一个无字碑，寓意着，一切功过是非由后人去评说，由历史去论定吧！”
接着她说了这样的话：“今后我死了，不搞悼念活动，不搞悼词。”
1985年5月，丁玲出访澳大利亚，6月初回到北京。这年1月，她创办的《中国》文学杂志创刊号已刊行。她打算住到桑干河畔的蔚县继续撰写已搁笔七年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县委已经给她准备了四间住房。她想下去之前检查一下身体，这样，下去以后就放心些。7月中旬，她住进协和医院。一检查，发现糖尿病加剧，已严重影响了肾，医生要她留院治疗。这期间，她的身体似乎并没有明显地感到不适，治疗了一个月，便出院了。不料，出院半个月后，她左腿疼痛，而且越来越加剧，10月8日，她再次住进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是糖尿病严重，肾功能衰退，腿痛是尿中毒的症状。她这次住进去后，就再也没能出来。
医院会诊后的意见是需做透析，丁玲不愿意做透析，她认为，一做“透析”，就把她以后的日子全都捆绑在病床上了，她不希望那样，她不甘心她的余生是在病床上度过，她想工作。医生们理解丁玲的想法，研究之后，同意再用药物治疗一些日子，视情况再定。
1986年元旦过后，丁玲自我感觉不错，还打算回家过春节。但是，她的出院要求，没有得到医生的同意。
不曾料到，1月下旬母亲竟得了感冒，随即转成肺炎，高热不退，咳嗽不止，呼吸困难。老年人最忌在治疗别的病症时，再患上肺炎。于是，治疗转为以肺炎为主。并于春节前（2月6日）转到监护病房。
大年初一上午小延在她祖母病床前呆了好久，离去时带来她祖母一生中写的最后几个字：“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我们都不禁愕然，心，更沉重了。
2月13日晚，丁玲病情急剧恶化。她似乎有预感，13日下午，对围着她病床的医生、护士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愿记住你们每一个人。”
14日上午九时，我们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昏迷，之后再也没有清醒过来。昏迷是因肺炎，痰太多，堵塞了气管，呼吸闭塞所致。
病症的状况是，患肺炎后，就只好以治疗肺炎为主，用的药轻，肺炎治不好，用的药重，又影响肾，发生了“尿闭”，尿里杂质增加，又影响到心脏，心力衰竭。当前主要是肺炎，因呼吸闭塞。医生们会诊后，主张切开气管，插入一根管子，用以呼吸。
切开气管之举，毫无作用。切开的第二天，即15日下午，母亲肺、肾、心急剧恶化，尤其是肾。16日早上，监护病房主任告诉我们：“丁老的情况很不好，可能就这两三天了，如果有些领导和亲朋好友要来最后见一面的话，就来吧！”
16日这天，一早就大雪飞舞，中午时分才停下来，但是上午已有人来探视。十六七日两天，来探视的人很多，有王震、李鹏、胡启立、余秋里、陈慕华、马文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文艺界的一些同志。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是在开放探视的第二天，即17日下午三点钟来医院的。他探视完丁玲后，就在办公室里召集医院领导和主治医生询问丁玲的病情。陈明和我也在场。他说：“我是今天上午看到作协的报告才知道的，才知道病情这么严重了，以前怎么连病情报告都没有？”
他听完院方的汇报后说：“丁玲同志是对党和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老同志，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力量抢救，继续治疗，而不能放弃。”语气中透出对这两天的处置不大满意。医院方面又汇报说，医院没有消炎的特效药先锋霉素（大概就是现在的头孢类药，那时很稀罕），进一步抢救，须做血滤，医院只有一个血滤器，两三天就用完了，得进口才行。习仲勋有点儿不高兴地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早报告？先锋霉素，马上到医药总公司去取；打电话到香港新华社分社，立即去买血滤器，尽快从飞机上带回来。”这时，一位医生冒出一句：“我们不知道要用这么高的规格来治疗。”她可能有点儿感到委屈。习仲勋看了她一眼，然后面转向大家，说：“中国有几个丁玲？！”随即，指示继续抢救。
习仲勋会见医方人员后，立即停止了这两天人们络绎不绝的探视，继续实施抢救。药很快拿来了；开始用医院的这个血滤器做血滤，第三天下午就用上了从香港买来的血滤器，正好衔接上，离习仲勋讲话不到四十八小时。
这两天来医院探视的大约有两百人，中央领导人中还有薄一波、胡乔木、邓力群等，中组部、中宣部领导和文艺界人士李瑞、朱穆之、郁文、曹禺、林默涵、刘白羽、楼适夷、姚雪垠、舒群、雷加、草明、曾克、魏巍、牛汉等。在外地的马烽、陈登科、徐光耀闻讯赶来北京，家乡湖南常德、临澧、桑干河畔、北大荒都派代表来探视。
丁玲终于不治，于3月4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离开了人世。
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她逝世的消息。3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下方发表她逝世的讣闻。
在治丧过程中遇到一个在遗体上覆盖党旗的问题。中组部决定，在遗体上只覆盖红旗，不覆盖党旗。解释是，根据现在的规定，只有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才可覆盖党旗。我们家属曾提出，对于丁玲可否给一次例外，但经过一些讨论，最终没有同意。政策规定也是变化的，时宽时严。覆盖党旗的规定，在此之前一两年就不是这样，面比较宽，这时变严，过了一两年，又放宽了。丁玲正好碰在这个严的时候，算是命运不济吧。
在此情况下，北大荒人为丁玲献了一面红旗，上面绣黄色“丁玲不死”四个大字，下款：北大荒人献。字为书法家范曾书。
3月15日下午二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丁玲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礼堂的正面中央悬挂着丁玲的巨幅遗像，礼堂里布满了花圈。身着藏青色西装的母亲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北大荒人敬献的那面红旗。
告别仪式持续了将近三小时。五时，母亲的遗体被抬上灵车，送往不远的火化室。我上了灵车，陪伴母亲走完这最后的一小段路程。同去的还有李之琏、甘露、冯夏熊、叶孝慎及作协的一两位工作人员。母亲的遗体在火化炉房间外面的走廊上停放了片刻，我见母亲的一丝头发被风吹乱了，便小心地用手把它理顺，俯下身去，轻轻地吻了母亲一下。她的脸是冰凉冰凉的。
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播发了向丁玲遗体告别仪式的消息。3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向丁玲遗体告别仪式的通讯、全文发表经中央书记处审定的《丁玲同志生平》和十余幅丁玲的照片。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丁玲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丁玲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鲜花翠柏丛中安卧着丁玲同志的遗体。遗体上覆盖着北大荒人献的一面红旗，上边绣着“丁玲不死”四个大字。
丁玲的丈夫陈明和丁玲的子女们献的花圈摆在灵前。陈明写在花圈白色缎带上的悼词是：“你慢慢的走，从容的走……”
哀乐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五百多人从丁玲的遗体前缓缓走过，向这位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致最后的敬意。
胡耀邦、陈云、彭真、邓颖超、聂荣臻、习仲勋、方毅、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邓力群、王震、薄一波、宋任穷、伍修权、刘澜涛、萧克、陆定一、黄镇、周谷城、荣毅仁、黄华、杨静仁、康克清、胡子昂、杨成武、吕正操、周培源、赵朴初、叶圣陶、巴金、马文瑞、茅以升等领导同志，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组部，中宣部，文化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中共湖南省委、临澧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协，以及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社会各界人士和丁玲同志的生前友好送了花圈。
参加丁玲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的有：习仲勋、田纪云、乔石、李鹏、杨尚昆、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邓力群、王震、刘澜涛、萧克、黄镇、程子华、杨静仁、康克清、钱昌照、杨成武、陈再道、周培源、包尔汉、屈武、马文瑞，有关部门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的领导人，丁玲同志的生前友好和文艺界人士。还有特地从湖南、山西、桑干河畔和北大荒等地赶来的一些丁玲的老朋友。
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志，向丁玲同志的亲属陈明、蒋祖林、李灵源、周良鹏、胡延妮、周欣等表示亲切的慰问。
丁玲逝世以后，全国各地文学艺术工作者和各界人士，许多国家文学界的朋友纷纷拍来电报，表示沉痛的哀悼。今天，人们又用成百上千幅挽联寄托自己的哀思。
正在国外访问的丁玲的女儿蒋祖慧，从美国发来唁电，表示要继承妈妈的遗志。
丁玲同志生平
1986年3月4日10时45分，丁玲同志走完了82年光辉的人生旅程，和我们永别了。
丁玲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艰苦奋斗了一生的、久经考验的文学家！
丁玲同志原名蒋冰之，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临澧县。在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母亲熏陶下，很早便萌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她在桃源、长沙等地中学读书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1922年，到上海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校；1923年，进我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底开始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大胆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表现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在革命文学运动中，丁玲是鲁迅旗帜下的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0年5月，她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她的伴侣和战友、著名左翼作家、共产党员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在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她勇敢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1932年3月，加入共产党。同年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她广泛团结知名作家，培养青年作者，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作了大量工作。这时期他创作的《韦护》、《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实绩，得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的肯定。
1933年5月，丁玲同志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国内外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柳亚子及巴比塞、瓦扬·古久里、罗曼·罗兰等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曾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1936年9月，在党的帮助下逃离南京。11月初，化装转赴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到达陕北，是丁玲同志革命生活和创作的新开端。从此，她更加热情投身于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争，其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也进入到新阶段。她历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她深入前线，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红军、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她创作的《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夜》、《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是解放区文学的重要收获。1942年，丁玲同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更加积极地深入生活，她所写的《田保霖》等报告文学，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与赞扬。1946年，她到达晋察冀边区，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写成著名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深刻而生动的反映了中国农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变革。这部名著，是丁玲同志创作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曾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同志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她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促进活动和国际进步妇女活动，曾被选为世界民主妇联理事会执行委员，在繁忙的工作中，她还写出了大量的散文、评论和作品。歌颂中国人民的新生活、新风貌、提倡作家到群众中去与人民大众共命运。她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扶植文学青年成长，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不少贡献。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同志先后被错误的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1958年遭到“再批判”，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更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关进监狱。直到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党中央批准，二十余年的错案才得到平反改正，回到党的怀抱。1984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经中央批准，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再次肯定她半个多世纪来的革命生涯，重申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
丁玲同志是受“左”的错误的迫害时间较长、创伤很深的作家，但她在长期逆境中，忠贞不渝地始终坚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始终热爱党、热爱人民；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返文坛后，她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路线、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文化组组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她不顾年高体弱，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性文学交流活动，勤奋写作，热情培养青年作家，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逝世前在医院病床上，还顽强地写作和审阅稿件，关心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
丁玲同志的一生，是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她的名字和作品，曾吸引和鼓舞许多青年走向革命，其影响远及海外。她留下的近三百万字著作，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她的光辉业绩，必将镌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史册上。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丁玲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高贵品格；学习她热爱人民，始终与人民大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她顾大局、不计小我的广阔胸怀；学习她不畏艰难险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斗志，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心同德，刻苦奋斗。
1986年3月15日
这份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丁玲同志生平》就是对她一生的盖棺论定吧！
20日，安放母亲的骨灰。我捧着母亲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后面是其他亲人和三十多位母亲生前的亲朋好友及作协的代表，缓慢地走向骨灰的安放处——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
灵源后来回忆这一刻时说：
妈妈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她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只是有着过多的悲剧色彩。
这时，在我的脑海里泛起了1951年，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感想：“一个非凡的人，却又是多么平凡的人。”只是比起那时，我对她的“非凡”与“平凡”，都有了更加广泛得多，更加深刻得多，更加细致得多的了解与感受。她的非凡，在于她的坚定不移的信仰，在于她的光辉的业绩，在于她坚毅顽强的性格。她的平凡，在于她也有缺陷，在一些事情上，也脱不开凡俗。
我们永远爱她，怀念她。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母亲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