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人民日报》与《文艺报》。批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胡绳诸同志阅。
于是，于1954年10月31日至11月8日召开了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进行讨论、批判，并重点检查《文艺报》的错误。主要批评对象是《文艺报》主编冯雪峰。
丁玲对检查《文艺报》的工作是拥护的，对毛泽东以此问题为开端，开展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也能理解。她是积极投入的，她只是对文艺界内检查《文艺报》中所掺杂的宗派主义情绪和做法有所看法。
《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事件上的错误，丁玲本无责任，因为她早在1952年1月就辞去了《文艺报》主编职务，由冯雪峰接任。但有些人却引申到早期的《文艺报》的工作。丁玲主编期间的《文艺报》是有成绩的，它尽量紧跟党中央的指示，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最早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开展了文艺评论，赞扬与推荐了一些好的作品，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也批评了一些倾向不好的作品。至于对其中有的作品批评是否恰当或过头，值得商榷，但也不是主流问题。丁玲一心想写她的长篇，实在倦于这些在人事上杂有派性的争论，勉强地作了一个检讨。
1955年1月，中央批转中宣部的报告，把胡风的文艺思想定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于是，在全国开展了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5月24日、6月10日，又相继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胡风问题本是文艺思想问题，经过这三批材料的发表，就被错误地上升到“反党集团”，进而“反革命集团”问题。之后，从7月开始，就进入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丁玲与冯雪峰是朋友，但在全国解放后那几年间除公务外几无私人来往。公务方面也就是一起开开会，并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冯雪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属文化部，即使担任《文艺报》主编后，主要工作也仍在出版社。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曾是文艺界党内主要领导人。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年里丁玲与冯雪峰各自生活、工作的环境不同，各自都有所变化，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那些年，丁玲在文艺界的地位，紧排在周扬之后，似乎是文艺界党内第二号人物，略高于冯雪峰。可能冯雪峰多少还有一点儿适应不了这一变化，因此，在相互关系上也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嫌隙。他们初次见面，冯雪峰就对丁玲有些不满：“当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遇见时，我觉得丁玲很活跃，并且很骄傲，已经是文艺界的一个要人，心里是反感的，她对我也并不重视。有一次她送了一本在东北出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说：‘这是送给你的最大的礼物吧。’我听了心里也有反感。”这是冯雪峰1957年9月4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作的检讨中的一段，仔细分析，应该说冯说的是真话。
丁玲在1955年批判斗争她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自己所记会议发言的记录本子里，记有冯雪峰批判她的发言，其中有一段：“从苏联回来，有些事，我是有感觉的，没有讲。过去一开会，就像家长，像贾母。”仔细推敲，冯似乎说的也是心里话。发言中还有一些什么“反党”，“性质同高岗一样”的话，那当然都是迫于压力的违心之言。
母亲对冯雪峰，实际上也有一些看法。1954年底，在列宁格勒，我担心地问她，《文艺报》事件会不会牵涉到她的时候，她回答不会，因为早在1952年1月《文艺报》主编就由冯雪峰担任了。并且说，冯雪峰担任《文艺报》主编后，曾有情绪，觉得丁玲不在《文艺报》了，但在编辑部里影响还在，这使得他不好工作。她说：“我知晓后就更不愿与闻《文艺报》的事了。”她又说：“冯雪峰当作家代表团团长去苏联，我派陈企霞给他当秘书长，我的意思是派一个能干人，帮他处理代表团里事务方面的事，使他可以少为这些杂务事情操心，结果他对陈企霞意见很大，关系处得很不好，回来后还埋怨我。”言下之意，冯雪峰这个人也不是怎么好相处的。
她对冯雪峰的文章也有点儿看法，觉得文字涩，说大概是搞翻译多了的缘故。再则，她认为冯雪峰在文艺思想上有一些观点与胡风的文艺思想相近，她不赞同。
若从文艺思想来说，丁玲和周扬那时可能倒还是比较一致，都是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真心实意地依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践。周扬通过讲话和报告从理论上阐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而丁玲更多的是从创作的角度和自身实践的体会来宣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丁玲与胡风，也可说算是朋友，但不知心，主要是文艺思想方面有较多分歧的缘故。
1932年，丁玲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时候初识胡风，见过两面；后来去陕北前在上海见过几面，晤谈较多。因知他是鲁迅、冯雪峰信任的人，从而对他也有好感，认为他是可靠的人，所以后来把毛泽东写给她的《临江仙》托他保管。胡风出版丁玲的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丁玲托他将稿费寄给自己在家乡的母亲。
胡风因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持有某些不同观点而受到国统区一些作家批评事，丁玲也不甚了解，她那些年一直在乡下搞土改，写文章。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筹备期间，丁玲与胡风有稍多了一些接触，也多了解了一些胡风的情况。由于胡风从全国解放时起就处于必须检查其文艺思想的境况，而他本人对此又有抵触情绪，再加上考虑到宗派、人事上的复杂因素，丁玲只好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见面时说话也比较谨慎，掌握分寸，多是谈些有利于团结的话。丁玲是搞创作的人，本就对文艺理论兴趣不大，胡风的文章她也看得少，虽不同意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但也觉得难以说服他，可谓，算是朋友却并非知心之交。
1952年7月，胡风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讨论。恰在同时，周扬也于7月给周恩来写信说：拟由中宣部召集少数党内文艺干部讨论胡风的文艺理论，意见一致后，即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座谈会。周恩来在批示周扬信的同时复胡风信说：“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望你与周扬、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对你的文艺思想和生活态度作检讨，最好不过。”
于是1952年9月6日，在多福巷16号丁玲寓所客厅里召开了一个有胡风参加的小型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有周扬、丁玲、林默涵等十余人参加。丁玲继周扬之后第二个发言，批评了胡风的一些文艺观点。把会议安排在丁玲家里开，而不是在机关的会议室，也还是想为会议营造一点儿和缓的气氛，但却是不欢而散。以后还开过三次座谈会，丁玲因病去大连疗养就没有参加。从这次会后，胡风与丁玲的关系就更拉开了距离。
由于四次座谈会没有成效，于是决定公开批判胡风。林默涵、何其芳写了批判文章，一份征求意见稿寄到身在大连的丁玲处。那时我正从北京去看望她，见她正在看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的那篇文章的征求意见稿，就问了问她关于胡风的问题。她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有一些错误观点，像强调主观精神，不要生活也可以写作，离开马列主义也可以写作，作家不需要思想改造等。她说，胡风是党的多年的朋友，他的问题主要是文艺思想问题，是通过批评、讨论、分清原则是非，把思想统一起来的问题。她说，看胡风的文章很吃力，非常地涩。
她对胡风的问题一直是持这种态度。待到《人民日报》关于胡风问题的三批材料（都是信件，第一批是上交的，第二、三批是查抄的）发表后，丁玲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定的“反革命”的调子写了篇《敌人在哪里？》以表明态度，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丁玲还稍稍有些担心，怕胡风的哪封信里会把她牵扯上，但阅完三批“材料”后，见只有两处说到她。一处说丁玲是文艺界内的实力派，一处是一封信里有一句：“子周（按指周扬）为主，凤姐（按指丁玲），双木（按指林默涵）等一干人同谋……”丁玲阅后放心了，因为胡风把她划为周扬一派了。
丁玲的两个“朋友”，都以《红楼梦》为例，一称她是贾母，一称她为凤姐，均含贬义。
那些年，丁玲作为新中国文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国内和国外都享有盛誉。名声太大，看似好事，实易遭人嫉妒；威望高，位置太靠前，同样不是什么好境况；再加上她被人看来还同毛泽东有些交往，难免为人所戒备，不放心。
真所谓：福兮祸之所伏。
丁玲乃一文人，在政治斗争方面比较迟钝，以为做了一个检讨，就过关了事。1955年1月初访苏回国，参加了批判胡风的会议之后，便于2月21日去无锡，住在那里写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不知道，在某人心里，她的问题并未完结，整治她的计划正在酝酿。
其实，自1954年11至12月的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之后，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人，已经看出丁玲的前景不妙。
担任过文研所副秘书长，在后来的揭发批判丁玲的会上与陈企霞一同被称之为是丁玲的“文臣武将”的康濯，5月份写了一份揭发丁玲的材料（他后来说是被动员而写），交给了中国作协党组，以拉开他自己同丁玲的距离。他的这份揭发材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说是非常适时。
于是，在周扬的授意下，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和党总支书记阮章竞共同署名向中宣部写了一份关于丁玲问题的报告，并附上康濯的揭发材料。据此，于7月，中宣部由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报告认为：
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的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了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严重的。……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
报告中在谈了这次会议的意义后提出了几点具体工作办法，请中央审阅。
前些年，刘白羽同继阮章竞之后担任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并担任中宣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的黎辛曾一起回忆这一过程。黎辛在《读〈丁玲与胡风〉一文所想起的》一文中写道：
刘白羽与阮章竞为什么要写信给陆定一呢？刘白羽在世时，为着建议与帮作协写作历史，曾约我共同回忆过去作协的旧事（有录音、笔记，有时也有刘白羽的秘书参加）时，告诉我是周扬叫写的。我问刘白羽，周扬是作协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中央肃反领导五人小组成员，他可以处理，为什么要你俩向陆定一报告呢？刘白羽说他叫我做我就做，我想这样做，周扬不出面，陆定一批了，他处在执行的地位。
有文说，上述给中央的报告是陆定一署名的，周扬不知情，报告批下来了，周扬只是执行。这样的为周扬解脱责任，令人难以理解。如此的把责任都推在陆定一身上似也有失公允。
呈文通常或是署单位（部门、组织）名，或是单位正职领导名。这不能就说作为副职的周扬不知情，也不能说周扬就没有主管和主持这方面的事。往往副职主持的工作上报时，报告也由正职署名。
在对丁玲等人的斗争上，黎辛认为：“事实是，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李之琏、林默涵与黎辛，甚至张际春等人都认为，都是周扬领导、布置与落实的。陆定一是支持周扬的。”
关于这一问题，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在《周扬和我》一文中说：“五六十年代，中央宣传部在文艺方面的事很多：‘胡风问题’、‘丁陈（丁玲、陈企霞）问题’等等。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周扬当然每次都参加，每次都发言，对这些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当年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辛在这篇文章中继续说道：“陆定一的报告，中央没有批示，对各部委的报告，中央不批示同意是少见的，因为这时中央还是相信丁玲与冯雪峰等人的，有人说毛泽东指示批斗丁玲是不对的。”因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9月30日向中宣部并中央所作《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也只能说：“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作协批斗丁、陈，天天向中央送简报，说他们反党，中央态度逐渐改变，就同意作协党组的意见了。”
这段话中值得注意的一句是“陆定一的报告，中央没有批示”。
尽管如此，批判斗争丁玲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仍紧锣密鼓地进行。
丁玲1955年2月至6月在无锡继续写作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7月初回到北京，5日至3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后本拟返回无锡继续写长篇，但被留下参加党组扩大会议。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根据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于8月3日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在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领导与主持下进行。参加者起初为中国作协机关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三十余人。
会议以追查一封匿名信为开端。这封匿名信是写给刘少奇的，信中认为1954年底对《文艺报》的批评和检查，是文艺界某些领导同志推卸责任，夹杂宗派主义，而中央偏听偏信。认为这封信是陈企霞所写，并且认为背后一定有指使人。陈企霞不承认是他写的，而丁玲对什么匿名信更一无所知。陈企霞早年在延安丁玲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担任编辑，后曾任华北联大文学系主任，《文艺报》创刊后，为丁玲的副手。同时，他还是全国文协的副秘书长。
对于匿名信，一般是不用开大会的方式追查。以追查匿名信为开端，并称写匿名信是“反革命”行为，其目的无非是要达到使会议笼罩着一种恐怖气氛的效果。由匿名信及陈企霞，再及丁玲，也是策略之举，以使这一切显得“自然”“顺理成章”，而毫无预谋。追查匿名信的会开了三次，没有结果，这不过是前奏。从第四次会议就切入会议的真正主题，揭发批判丁玲。参加会议的人数也从三十几人增加到有有关单位人员参加的共约七十人。
周扬在会议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了调子，为丁玲的问题定了“反党”“反党暗流”和“反党联盟”的性质。将对她的斗争，比之为对高岗、饶漱石那样的斗争。
这样的定调，定性，已远超出了中宣部给中央报告中请示的拟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范畴。要知道，包含“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与“反党”“反党联盟”（后改为“反党小集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做法有偷梁换柱之嫌。
丁玲对会议如此进行始料未及。她已离开领导岗位专事写作两年多了。而且1953年2月16日，周扬还给在大连疗养的丁玲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很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这可以说是对丁玲这几年工作的肯定和表扬。如今，离开行政工作两年后，却把什么“反党”“反党联盟”“文艺界的高、饶”都掼到她头上。
正因为会议一开始就如此定调，所以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顺着这个结论的，就得到会议主持人的支持、鼓励，稍有疑惧的，则严厉批评，略作申辩，则不加理睬，或竟斥为向党进攻，使整个会议的发展，成为一边倒的情况。
在会上，作协党总支副书记胡海珠揭发丁玲搞个人崇拜，在文研所把自己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挂起来。马烽是文研所副秘书长兼支部书记，觉得胡的揭发不实事求是，发言做了说明，他立即被指责是对党的不忠诚分子。
丁玲也对此作了如实的解释：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讲习所四五个月了。文研所改为文讲所后，我就没去过，在10月里，有一天张凤珠告诉我（那时她在我这里做秘书工作），为接待东德作家代表团，文学讲习所挂了很多作家的像，中国作家中有我。我一听就生气了，立刻打电话给田间，问这件事怎么搞的，叫田间立刻把我的像取下来，并且批评了田间。田间立即答应取下。我还叫张凤珠去看看取下没有。张回来告诉我说取下来了。”
再如：
宣扬“一本书主义”，即有了一本书，就有了名誉、地位、一切，并以此毒害青年作家。
丁玲的说明为：
“有一次文讲所有几个人，李湧、玛拉沁夫、谷峪到我家里来，谈创作，我是他们的辅导员，因为他们都有点拘束，我就找了几本苏联送我的一些精装插图的名著给他们看，他们都觉得装帧得好，我随即说，人要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就好了。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要能写出好的，值得这样讲究的去装帧的书。这样的话也除非存心误解才能得出一本书主义来。”
所举上述两件不过是众多揭发事实中，“矮子里拔长子”，拔出来的几件重要事实中的两件。
丁玲还对其他一些事实作了解释，但会议主持者都不予理睬，斥丁为态度不老实。
这个党组扩大会议在周扬领导和主持下，从8月3日开始，至9月4日结束，共开了十六次，出席者约七十人，揭发批判丁玲的“反党小集团”活动，可谓“战果辉煌”。
当年参加这个会议的散文家、评论家黄秋耘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评论道：“十三次（注：应是十六次）会议，产生了十三本（注：应是十六本）厚厚的发言记录，大概总有洋洋数十万言吧，全部打字油印出来。参加会议的人，每人都发了一本，上面印着：‘内部材料，严格保密，会后收回’。我总怀疑这一堆‘废话录’怎有这么大的机密性。”
然而，这所有的“废话”，所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是上纲到“反党”的高度的。而且，绝大多数是不实之词。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黄秋耘当时随口说了一句：“是由于‘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据说，他为此吃了苦头，这话被列为他的右倾错误之一。
是非之心，倒也一见就明白；而利害之心，却不能一概而论。有在“要相信党，对党忠诚”的号召下，积极响应者；有本怀宗派主义的，正好借政治运动之机整治对手；也有落井下石者，以图进身；也有心怀妒忌者，发泄私愤；也有迫于压力，绞尽脑汁，像挤牙膏似的挤出点揭发材料来，以图自保。不一而足。
参加会议的约七十人中，在会上发言的有五十七人。在没有发言的人中有20世纪20年代就与胡也频、丁玲相识的老作家陈翔鹤。他引用嵇康的一句话：“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来影射这个欲置丁玲于死地的党组扩大会。好在陈翔鹤是私下说说，听者黄秋耘有同感，更没有揭发他，他也就没有因此得祸。
也有观察到此形势，为表现积极在会外揭发的。文学讲习所学员玛拉沁夫就不实事求是地向作协党组领导揭发了丁玲的所谓“一本书”方面的问题（他级别不够还没有资格参加党组扩大会议）。根据他和陈学昭的揭发，会议领导人经梳理，拔高，终于演绎出一个“一本书主义”，作为丁玲这个“反党集团”的思想基础。
周扬们在会上口口声声说：“会议是不会不得到中央批准的”，“这次会不会不问过中央”。周扬更是在会上很激动地指着丁玲说：“你到西柏坡去告了我很多的状。”（丁玲听后心想，并没有告什么状啊！只不过是为《桑干河上》不能出版作了点申诉）等等。显而易见，反映出了他们怕丁玲不服，担心在会议尚在进行的时候，或是会议一结束，去向中央反映对会议的意见。他们当然知道丁玲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熟悉。
丁玲毕竟还是一个文学家，竟为这种恐吓的伎俩所制，任其摆布。
如果丁玲当时去向毛主席周总理，反映会议不正常的情况，澄清横加在她身上的不实的事实，陈述自己没有反党，让中央在表态之前听到两边不同的声音，结果或许会有不同。
会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了《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署日期：1955年9月30日。
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归纳“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
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
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四、制造个人崇拜，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报告中这四个方面所列举的事实，都没有加以核实就上报了中央。报告用了党组的名义，但党组讨论通过时，有的党组成员，如萧三、冯雪峰没有让参加，可能是担心他们有异议。
根据这四方面的表现，报告归结为：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反党小集团”是一贯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的，他们把自己领导的单位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具体的，就是把《文艺报》和中央文学研究所定成了丁玲的两个“独立王国”。
会议中有人，如张光年的发言（丁玲记录会议发言本中有），毫无事实根据地把丁玲往胡风“反革命集团”拉，往胡风集团连。但会议中并没有揭发出这样的事实。然而报告仍然称，也只能如此称：“他们的反党活动实际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起了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作用。”
作协党组的报告，对丁玲的处理意见是：“责成丁玲同志对党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并根据她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同时对她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进行审查并作出结论。”
现在，把早已审查过的历史问题又翻出来审查。周扬在延安的时候，尚够不上资格审查丁玲的历史。这时，丁玲的历史问题，也落到周扬的手上了。
康濯会前写了揭发丁玲的材料，会上又表现积极，一再揭发批判丁玲。康濯的表现，被许多文艺界的人称之为“起义”。正因为“起义”，他免除了被划入“反党小集团”，并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了重用。可是，在1956年中宣部成立专门小组重新调查丁、陈问题时，康濯又转变态度，说他的揭发材料被歪曲、利用。而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又再次转变态度揭发批判丁玲。所以被一些人称之为“三次起义”。
会议中所揭发批判的“反党联盟”，在“报告”中改写为“反党小集团”，“反党小集团”中免除康濯之外，就是丁玲、陈企霞二人。
丁玲与陈企霞并非朋友，只是同事，一段时期工作关系较密切，与康濯的关系也是如此。就从丁玲通知陈企霞，上级决定《文艺报》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时，陈当着丁玲的面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结果成为三个主编来看，陈企霞对丁玲也缺乏尊重。而从他自身来说，也未免有点狂妄，从在文艺界的地位、声望、影响力来说，物与丁玲相比，总还是低一个台阶的。丁玲也知道陈企霞的缺点，说话刻薄，恃才傲物，也对他有批评；但也知道他的长处，就是比较能干，她并不怎么满意这个干部，但又觉得一时还无人可代替他，就这么共事了几年。有比较了解情况的人，听说“丁、陈反党小集团”，都奇怪：他们两人怎么“集团”得起来？
报告还说：会议上还揭发出其他一些党员作家，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或对党不满等思想情绪，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样反党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16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中国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
1957年时，母亲曾告诉我：这个党组扩大会议，没有让柯仲平、冯雪峰、萧三参加。会上有些人提出柯仲平、萧三、冯雪峰、艾青与我的关系不正常，在反对周扬上有共同点，似乎也有想把他们划入我这个“反党小集团”的势头。但后来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一口吃不下一桌宴席，或许是策略之举，也未可知。但事实上，都不大容易拉扯上。
1956年，他们几位都写了材料，申明同丁玲是正常的同志关系。母亲的遗物中留有他们几位写的材料的摘录抄件：
柯仲平：丁玲并不是整体的对周扬不满，只是对周扬的某些作风和对某些问题的处理不满，并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她也知道我是主张文艺领导核心，作家党员中应以周扬为首。……对周扬不满是有的，假使说是对党不满，这个帽子太大了。我们是很好的同志关系，是正常的关系。
冯雪峰：反对周扬就是指对周扬有意见。柯、萧、冯、丁都对周有意见，但完全没有形成一个什么“小集团”，我们没有一点点活动以反对周扬。……我当时说“暗流”、“中心”是在当时过火的空气下说的。
萧三：我和丁玲的关系一向是正常的同志关系，没有所谓反党小集团和以丁玲为首的反党暗流、细流，也没有一些对党不满的人互相支持，互相给以温情，散布流言蜚语，特别是散布一些对周扬不满的话，破坏团结，排斥作家，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的情况。
艾青：并不是所有到丁玲家里去的都是对党不满，也不是到丁玲家去的都是发牢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有意见，在丁玲家里也可以说，丁玲也是领导。……现在看来，只能说明文艺界领导和干部之间关系有些不正常，党内民主生活不够。
丁玲也陈述他们之间的关系：“文艺界领导同志之间（是过去的），老同志之间不够团结，我认为周扬同志负首要责任。这些老同志并非原来都同他很团结，不团结只是因为受了我的挑拨，实际这些同志都比我更早的对他有意见，而且意见也都比我的更深，这些同志（我的看法）也不是象雪峰同志所说以我为中心。雪峰同志对他的意见就比我的深，我曾几次同雪峰说过：‘周扬同志有进步，文艺界领导只有他比较合适。他有许多长处。’实际上自到北京以后，这几个老同志同我来往都不多。柯仲平、萧三，长年不在北京，见面机会都很少。冯雪峰虽在北京，我们也很少私人过从，后来就无来往了，工作联系也不多。大家偶而见到了（哪里会就谈挑拨离间的话，除非是有神经病的人）如谈到周扬同志时，他们还总是觉得我同周扬同志的关系有好转，表示庆幸，我也说我对周扬同志的看法，虽然接近多，工作上的意见会多些，但我还是能同他谈谈直话，我觉得周扬同志还是很好商量的。当然也会谈到工作上某些意见的，但这顶多也只有一两句，因为的确见到这些人的次数都是很有限的次数。而实际上，我同周扬同志接触要密得多，因为这几年我都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正因为我知道这几个老同志过去对他有过意见，我又在周扬同志领导下工作，还很注意，愿意少同他们来往。……老同志之间的关系，需要如此小心相处，实在是不正常的。而事实上，根据我同这些老同志的接触（柯、萧、冯）我知道他们对周扬同志虽然曾经有些意见，但对周扬同志接受党的委托，领导文艺界全是拥护的，谁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他们间或与我谈到他的某些缺点，也只是感到遗憾，而是希望他有所改进，更好领导。这是我应该向党负责说明的。”
总之，这几位都是边缘人物，是否将他们网进以丁玲为首的“反党集团”中，就看可能和需要了。此次会议是把他们归入了“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的“其他一些党员干部”之内。但是，冯雪峰、艾青终究在劫难逃，两年后，被划入“丁玲、冯雪峰反党右派集团”；萧三被迫几次作检讨，并在报上被点名；柯仲平远在西安，那几年又与丁玲未曾见面，也无书信往返，算是躲过了这一劫。此后，柯仲平和萧三这两位在延安时都曾主持一方面文艺工作，地位与周扬差不多的老同志均默默无闻。
丁玲没有心情再继续她的长篇的写作，10月，她去到北京西郊海淀区农村，采访建立高级合作社的情况。通过采访，写了一篇散文《杜秀兰》。这篇文章基本上写就，只差最后一章未完成。主要是政策和实际情况方面的原因，无法继续写下去，暂时搁一搁。这篇文章既没有完稿，背着一个“反党”的罪名，又不能发表文章，随着以后命运的坎坷，连文稿也没有了，终成佚文。
党组扩大会议后，中国作协党组写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既没有核实事实，也没有经党组全体会议讨论，就上报给中宣部并转中央。中宣部文艺处与中国作协党组共同代中央起草了批语。
根据李之琏的回忆，报告与批语“是由周扬主持起草的”。他并回忆，在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这个报告和批语时，他曾提出：“对报告列举的丁、陈反党的事实根据应进一步核实，以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那些急于把丁玲打成“反党”“反党小集团”的领导人的考虑。于是，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就这样的在部务会议上通过了，随即上报给了中央。
中共中央于1955年12月15日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
12月27日至30日，中宣部召开会议，传达了经中央批发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与会者除中宣部系统在京各单位负责人外，还包括各省、市宣传部门和作协分会负责人及文艺工作负责人共计一千一百余人。刘白羽传达了《报告》和中央的批语，陆定一、周扬先后作了重要讲话。
这个传达会议没有让丁玲参加；会前、会后，中国作协党组都没有把中央批发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给丁玲看。丁玲既不知道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央写了报告，也不知道所写报告的内容；既不知道此报告已上报中央，也不知道中央已经批发。丁玲就在不知情，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
陈明参加了这个会议，听了传达。他回到家，见丁玲正在写，便对丁玲说：“听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文件是关于你的，你是否把写作停一停，向作协党组要求看看这个文件。”丁玲此前没有想到中国作协党组会给中央写这么一个报告，心想即使写，写之前总有一个核实事实的过程，并经党组全体成员讨论吧！她也仍是党组成员。
可是，中国作协党组对丁玲封锁，虽经丁玲多次要求，她直到第二年冬天方才看到这份报告，那已是一年之后了，那时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有关丁玲的《报告》在上报中央之前和中央批发之后，都不让丁玲知晓，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做法是不光明正大的。
转眼就到了春节，这个年怎么过呢？丁玲没有心情在北京过年，便决定去勤务员夏更起的老家河北曲阳过年。夏更起自1951年春就跟了丁玲，一直没有回家过。丁玲历来对跟他的勤务员等人都是很好的，把他们当家里人看待。陈明送丁玲去，过完年就回北京了，丁玲独自一人在那里又住了半个多月，了解农村的情况。当地的基层干部对她很热情，把她当“首长”看待。关于丁玲“反党”的文件还传达不到他们这个级别。
但是，面对这些基层干部、群众对她的热情，丁玲产生了一个想法，她觉得自己是在欺骗他们，她觉得负疚于他们，她想：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是一个“反党”分子，他们还会这么待我么？她也想到1953年她去定县（曲阳属定县专署），地委书记和地委的其他领导对她的非常非常热情的接待，如果现在再去那里呢？可能谁都不屑于理她。她看清了她自己未来的前途，这个前途将使她沉沦，而沉沦是她所不愿的。她想不到自己会落到如此地步，而她何辜！她觉得她不能就这么委屈地过下去，她需要有生命力的生活，她需要抬起头来，为党工作。因此，她最终形成了对自己的一个决定，要行使一个党员的权利，向党组织提出申诉！
由于中央批复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报告中提出要审查丁玲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56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专门小组进行这项工作。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担任专门小组组长，周扬、李之琏、刘白羽、张海为组员，小组共五人组成，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作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张海负责。
张际春是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曾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之琏是中宣部秘书长，中宣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张海是中宣部干部处处长、中宣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其实，在此之前，对丁玲南京一段历史的审查，尚在1955年8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期间就已开始了。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四人同丁玲谈话，周扬要丁玲在他们几个人面前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的情况谈了。周扬、刘白羽、阮章竞等听后，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因此，不仅开始审查了，也定性了。在会议期间的当时提出历史问题，实在是一着高棋。这实际上是给丁玲戴上一顶“自首分子”的帽子，把她放在更不利的地位，增加了她说明事实真相的困难，也使得没有人敢出来公正地据实澄清一些问题。
党组扩大会议后，会议主持者们就与公安部商量成立丁玲历史审查专案小组事，但未果，因中国作协级别不够，不能成立这样的小组。其结果是，刘白羽与公安部六局局长陈钟各带一名助手去南京调查。他们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没有发现丁玲有任何问题。
至1956年春夏，方由中宣部成立了由张际春负责的审查丁玲这段历史的专门小组。
根据李之琏的回忆，在此之前，他同丁玲只有过一面之缘，在延安时在一起开过一次会。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特别指示：“由于周扬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和丁玲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周总理的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都没有让周扬参加，但每次谈话的情况都一一向周扬通报。
李之琏回忆道：“当时张际春、我和张海等同志曾一同听取丁玲陈述她被捕后怎样应付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于无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难料后果，处在悲愤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她禁不住时断时续地泪流不止。”“我们听着她的陈述，思索着当时国民党对革命者的迫害和所实行的‘自首政策’，对她这一段经历都感到可以相信并同情。谈话结束，丁玲走后，张际春同志对我们几个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不到三十岁……’表现了无限的感慨。”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当时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是当时能找到的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对党不利的行为。而且证人的证言都反映她在那种被监视和折磨中表现不错。“调查材料和丁玲自己的交代是一致的。”
李之琏回忆说：“这次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第一稿，是我主持起草的。我在文字上作了最后修改。对丁玲被捕后的表现方面，有这样几句话：丁玲同志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作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党的怀抱。这个结论草稿经过张际春同志同意后，提交小组讨论。这段文字是对丁玲被捕后政治态度的总的评价，因此小组成员对此都十分认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段文字上。”
专门小组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对丁玲被捕的问题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这个结论是专门小组内部妥协的产物。因为在审查过程中，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坚持定为“自首、叛变”，张际春、李之琏、张海等则认为这没有根据，不能成立。争论不休，后来即改为“犯有政治错误”。这样修改，才得以最后通过。结论文件共讨论修改了七稿，是逐字逐句修改通过的。所言“有的人”，自然是周扬、刘白羽二人。
关于起草丁玲历史审查的结论，张际春当时很慎重，不管怎么修改，只要周扬不同意，就不作决定。最后一致了，他才签发报送中央审批。
由于专门小组内部意见不一致，反复地讨论、修改，所以丁玲这一历史问题的结论至1956年10月方经中宣部、中国作协党组讨论通过。于12月与丁玲本人见面。
丁玲看到这个结论后，对否定了“自首”表示满意，但对结论认为有变节性行为，定为“犯有政治错误”不能接受。为此，她写了书面意见。中宣部把结论和她的书面意见一起报送中组部转中央审批。
在审查丁玲被捕的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丁玲提出1955年对她的批判斗争，许多问题都不是事实，要求复查，对她的所谓的“反党”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她于8月9日与17日先后致函中宣部机关党委并附《重大事实的辩证》《1949—1952年我对周扬同志工作上曾有过的意见》等材料。
陈企霞与李又然在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期间被指有托派嫌疑而被隔离审查。1956年5月，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已查清他们二人没有反革命问题，解除隔离审查。陈企霞即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出《陈述书》，要求平反。
于是，中宣部又组成以张际春为组长的专门小组来处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专门小组的组员有周扬、刘白羽、林默涵和李之琏。在小组以下，建立了工作组，由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负责，刘白羽、杨雨民（原热河省副省长）参加，并抽调中宣部干部处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干部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
关于这个专门小组的成立，黎辛著文作了更为具体的回忆：“（1956年）6月28日，中宣部部长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上，讨论了丁、陈申诉的问题。出席人有部长，几位副部长，列席的有李之琏、处长多位、作协的刘白羽、阮章竞。会议决定，由张际春主持，由作协党组、总支、中宣部党委和部的一些干部组成一个小组，将丁、陈有关的事实调查清楚，重新作结论并提出处理意见，再报中央审批。这一做法，由张际春先向总书记邓小平口头报告。”“会上，部长问作协领导：关于丁、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有没有不确实的地方？答曰：我们工作太忙，没有查对事实。部长指示：这一次要查对清楚，不能再被动了。”
给中央的报告，难道可以不查清事实就上报？没有查对事实，难道是可以用“工作太忙”为由解释？对于“反党集团”这样重大的问题，难道可以不将事实核实清楚？所谓“工作太忙”而没有查对事实，只不过是托词，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领导者们打心眼里就没有打算查对这些事实；否则，如何取得中央的批准，把“反党”的帽子戴在丁玲的头上。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
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了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要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她的意思是要求青年作家努力写作，写出好作品，不要徒有虚名，不要作无作品的作家。
原来说：丁玲挑拨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胡乔木表示“没有这种感觉”，等等。
从调查结果来看，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所谓“反党集团”的事实，有的根本就不是事实，有的也不成其为错误。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那么“反党”和“反党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无论从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但是，1955年9月，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央已经批发，在1956年要据实纠正它就不那么简单了。那么究竟应该根据原来的报告定性，还是应该根据调查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地定性，以张际春为首的专门小组不能决定，便向中宣部部务会议报告。
根据李之琏回忆：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部长主持，专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结果，实事求是的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求明确指示。
部长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部长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
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我对于周扬这种解释感到很奇怪。批判丁玲既然是毛主席的指示，为什么在当时不向有关组织说明毛主席是怎样指示的？为什么不同有关组织共同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批判结束后为什么不落实揭发的问题就向中央作这样的报告？……在毛主席面前“讲丁玲的好话”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会上来说明这一点又是什么目的？
这一切归纳起来，使我不得不怀疑周扬在批判丁玲的问题上，确有令人难解的奥秘。机关党委的同志们心中也都有这样的疑问。
直至现今，也还没有材料可以证实如周扬所言“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的说法。也就是说，没有材料可支持，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先有毛主席的指示，而周扬等人只不过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而已的说法。
1956年年底，经中宣部决定，中国作协党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周扬不再兼任党组书记，党组书记由邵荃麟担任，刘白羽、郭小川任副书记。
这次部务会议之后，丁玲、陈企霞问题的查对结论，改由中国作协党组负责来写。党组确定郭小川执笔草拟。自此，丁、陈问题结论的起草、讨论、修改和定稿都是在周扬的主持下进行，固定参与者有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郭小川。
郭小川接受了这份任务，可说是苦不堪言。这从他所写日记中即可看出，困难、苦恼、烦躁，一次次地在周扬主持下讨论，一次次地修改，再讨论，再修改。其困难在于，根据查对的事实，在“反党”及“反党小集团”难以成立的情况下，还要给丁玲加多少错误和定什么性质，1955年会议领导者们在这一事件中有多少工作上的错误与应承担多少责任。
郭小川后来回忆：“草稿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第一，为丁、陈摘掉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把他们的‘错误’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第二，承认1955年的斗争是过火的，要向丁、陈‘赔礼道歉’。”“他们是不同意我的第一遍草稿的某些提法的，周扬似乎对‘赔礼道歉’的说法表示不满，邵荃麟也‘对其中的措辞有些意见’，他们的中心意思是：仅仅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而必须把问题提得严重一些。当时我作了一点解释，意思是：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好像就在这时，谁想了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也表示同意。”
根据李之琏的回忆：
从此，（1957年1月）对丁玲“反党”问题的处理工作在周扬亲自主持下积极进行。他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和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等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修改对丁玲的结论。他们开了若干次会，由郭小川根据周扬等同志的意见，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改为丁玲和陈企霞是“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写出了几稿都说“不以反党小集团论”。
这个由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起草的《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是这样写的：“……根据以上查对结果，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结论如下：
一、丁玲同志在文学创作方面和文学界的组织工作方面都作了不少工作，她所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丁玲同志却因此滋长骄傲自满情绪，犯了不少违反组织原则的自由主义和损害团结的宗派主义错误。
二、丁玲同志与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上，由于他们都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因此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问题上，形成了一种宗派性质的结合，向党闹独立性，损害了党的团结。他们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以反党小集团论。”
结论从1957年1月初开始起草经过多次反复讨论、修改，至4月底定稿。它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丁玲本人见面。不过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丁玲“反党小集团”的结论。
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由郭小川重新起草的“查对结果的结论”，当然也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它实际上是，周扬们在保持自己正确的前提下，减轻一点儿丁玲的所谓“错误”的分量。
此时，周扬之所以亲自主持，积极进行，并在“结论”上作了一些变化，原来这一切，都与时间、形势有关。
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进行和经济建设上的冒进，使得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都出现了紧张的情况。简而言之，就是党群关系比较紧张。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全党整风。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明年开展全党整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问题。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的方针。这两篇讲话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热烈的反响。
1956年11月，在获知了中央决定1957年将开展全党整风情况下，面对专门小组调查的结果，周扬就把对丁玲问题的处理，从专门小组那里揽了过去，亲自主持，积极进行。他这样作，倒不是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他们过去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而是设法“弥合他原来所作的不足”，争取在整风运动中主动。“丁、陈问题是文艺界的大事，许多人议论纷纷，反党集团在党史上也属罕见，如不争取主动，群众发动起来，追究责任，怎么办？”
5月17日，党组书记邵荃麟在中国作协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整风动员报告，突然宣布“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站不住脚”，“丁、陈反党集团的这顶帽子应当去掉”，“这个问题要在整风中解决”。会后有人私下问他，专门小组还没有向中央请示，他怎么能够宣布中央批准转发全国的文件站不住脚呢？他说，这是在周扬家里研究过的，周扬让他这么说，他不好不说。由此可见，周扬想要争取主动的心情之迫切。
1957年5月，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人们通过学习整风的指示，都对建国以来本单位所存在的问题，根据整风的精神加以思考。人们自然都会想到本单位最突出和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中国作协，就不能不把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提到整风的首要议程。
人们对1955年对丁玲等的批判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感到丁玲从延安整风后，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期间，她能深入农村，同广大农民一起参加土改，同农民交朋友，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以此书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她还被派出国参加国际活动；如果她是反党的，这些成就又应怎样解释？在全国解放后的几年中，丁玲身兼文艺方面的几个重要职务，如果她是反党的，那么对她的这种任用又该怎样理解？同时人们还想到，对于一个作家的评价应以其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为主要依据；而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者作评价，则应以他执行的方针、路线作为主要依据。丁玲是提出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的倡导者，这同党的要求是一致的，如果说她反党，这又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同1955年的批判相对照，就使人们的怀疑和不解更增加了。经过这番调查，许多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现在了解了；原来有盲目性的，现在清醒了。同时许多同志更看到，丁玲在被批判后，未及时处理，她既没有工作，也不能参加任何活动，何时能够解脱和以什么方式解脱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一时看不到前景。于是在作协机关有许多作家、工作人员就逐渐由怀疑到认识，把同情转到了丁玲身上。这不是哪个个人的偏见，而是情况的反复促使人们清醒并形成了新的认识。
整风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在向中国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领导提意见中，最集中的就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这种情况引起了陆定一的重视。他认为群众对1955年批判丁、陈既有这么多意见，而这个批判和向中央的报告及代中央拟的“批语”都是作协党组主持的。因此，他决定再把这一问题交回作协党组，再讨论如何处理。
于是，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复审“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
丁玲遗留下来的一份于1978年在山西长治写的申诉材料中，有一段是对1957年6月6日召开的这个党组会议的回顾：
在第一天的复审会议上，主席邵荃麟（当时作协党组书记）宣布：“会议的目的是达到团结，改进工作”；“会议的性质是整风会，不是斗争会”。“丁、陈反党集团的结论，肯定不能成立”（类似的话，邵荃麟在作协机关人员全体会上也说过）。“丁、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党组的错误、缺点又是什么性质的，要求大家提出对事情的看法，归纳成几条意见，再报告中央，再在党内传达。”关于在南京的历史问题，邵荃麟说：“中宣部已经搞清楚了。”
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首先发言。他简略介绍了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的经过，然后说：“……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这是最沉痛的教训”；“由反党暗流到反党集团是运动中的重大错误，会上揭发的事实是面对面，便没有查对，没有推敲；党组报告，未经党组讨论，也是错误；会议的材料有对的，但也有夸大的；又因为提出了历史问题，便作了结论，又在党内传达，一切都是不确当的；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周扬同志接着发言，同意邵荃麟、刘白羽的发言，说：“他和邵荃麟、刘白羽的发言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前年的会，党外肃反，党内对丁、陈斗争，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同志”；“党内对丁、陈的批评会，我应负主要责任，参与领导这个斗争，责任更大；白羽也有责任”，“斗争会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报告是不慎重的”。“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他还说：“现在的这次会，中宣部分工，由际春同志负责，我参加会是当事人的身份，来听批评，来听意见的。”
以上是他们的部分发言。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上，约有二十多位同志发言，对前年（1955年）的会议提出了批评、看法和意见。
但是，周扬等人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而且是在肯定1955年的斗争基本正确的前提下承认的，更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所以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领导既然承认1955年对丁、陈的结论作得不对，为什么还要肯定那场斗争是正确的？既然那场斗争是正确的，为什么会作出错误的结论来？一些同志认为，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不是“过火”的问题，而是根本上的错误；做法是先定“反党”的罪名，再收集“反党”的“事实”；不核查事实，就匆忙用骇人听闻的字眼报告中央，对中央不负责任，对同志也不负责任；欺上瞒下；会议开得杀气腾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且对周扬、刘白羽表示失望，认为他们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推脱责任，对自己的错误遮遮掩掩，应该错了就错了，总结教训，等等等等，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
陈企霞提出：“要彻底平反”。
会议于6月6日、6月7日、6月13日开了三次。
丁玲在13日会上发了言，态度平和，但内容尖锐。她认为，1955年的会议，从会议一开始就越出了思想问题、内部矛盾的界限，她质问：“为什么不将事实核实清楚就向中央作报告？既然给中央的‘报告’是以党组名义，为什么不经过党组集体讨论？为什么这一系列的定案、结论、上报、传达都避开我本人，不给我一点点辩解的机会和权利？为什么1955年党组扩大会那么多人参加，现在会议只有四五十人参加？”
会议开了三次，开不下去，领导者决定休会。
然而，风云突变。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全国政治运动的主题，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自此，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展起来了。
对于周扬们来说，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当党组扩大会议对他们意见很多，很深刻，很尖锐，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借反击右派之机，把丁玲等置于“右派”位置，进一步加以打击，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导演出了一场中国文艺界党内斗争的悲喜剧。
作协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在他的6月8日日记中记载：
十时半，到白羽处，陆部长找白羽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太不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
既然把给丁玲彻底一些的平反，把向中央作了不实的报告从而应当承担责任，把应该说明其原因以总结经验教训，都视为是要叫他们“下去”，作出关系到自己是否会因此“下台”这样的涉及到自身政治命运的深层次的思考，当然党组扩大会议不会按照平反的路子走下去。丁玲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6月8日社论之前，毛泽东于5月15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名义），标志着运动主题思想的转变。这个文件只在高层传阅，范围很小。看来作协党组书记这个层面也没有看到文件和听传达。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6月17日日记记有：七时，到中南海陆部长处……在那里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文件。但这已是《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十一天了。
根据郭小川日记的记载，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作协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和他多次到中宣部陆定一、周扬处商讨丁、陈问题，准备反击，并罗织新的罪名。
关于那三次党组扩大会之后的一些情况，李之琏回忆道：
从此，整风形势急转直下。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我完全不了解此事的酝酿过程。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情况，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
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
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辞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
向中央书记处这样汇报情况是很片面的。部长隐瞒了周扬态度的前后反复，更回避了丁玲问题调查结果同当时向中央报告的情况不符，以及1956年12月中宣部部务会议上他确定的“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的决定等等事实。
我当时考虑，如果我发言说明这种种经过，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我并想到，部长既然认为张际春和我同他意见不一，为什么不让张际春来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而单独要我来？……这种复杂情况，使我犹豫了。我想，那就只有让事实来证明吧，好在有大量的调查材料，于是我未发言。
这正是我的怯懦和失误。
邓小平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中宣部去讨论好了。”他态度冷静，语调平和，对谁似乎也没有批评。但我已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没有把情况弄清楚就又将此事的处理全权交部长了。这使我感到忧虑。
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因在这以前，我曾向他反映过我对周扬和丁玲之间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听了部长在会议上的汇报后，感到不解，而我又未发言，因而产生了怀疑。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情况。我向安子文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部长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
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部长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部长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文件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部长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中宣部部务会的参加者们，除张际春、周扬、张海和我以外，其他人都不了解对丁玲历史审查的经过和实际情况。周扬虽了解，但他又否定了自己同意过的结论。因此，对部长的意见没有人提出反对，也没有人表示赞成。但部长这样定了，专门小组通过的、字斟句酌修改多次，一致通过的结论，就此被否定。而这个新结论，并没有向本人宣布。
周扬对这种支持，自然很满意。他还不顾事实，在会上又提出：丁玲等在作协党组整风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机关的干部对1955年的批判不满，则是替丁玲翻案；而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所鼓动起来的，等等。
周扬这些说法当然是有意颠倒是非。怎能把群众对丁、陈问题处理的不满说成是机关党委挑起来的？周扬自己曾主持修改否定了丁玲等“反党小集团”的结论，并当面向丁玲等表示歉意，这时却又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呢？
于是我问他：“你6月6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那种讲话，向丁玲赔礼道歉是要干什么呢？”
周扬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说：“那是你们逼的。”
这时张际春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指着周扬说：“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丁玲的历史结论你同意了才报中央的。你现在又不同意，有什么根据？那时按你的意见修改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
张际春很气愤，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周扬不再吭气。
在担任处理丁玲等问题专门小组组长期间，张际春深感问题的复杂性，处理问题十分慎重；特别是对于周扬的意见十分尊重。他的原则是：凡开会，周扬不到不开；讨论问题，周扬不同意不定。对丁玲的历史结论，本来是周扬等坚持，才在结论上加了“有变节性行为”几个字。料不到半年以后他又反悔，并找部长出来纠正。这当然是出尔反尔，是无原则的，也是对原主持人的不信任。所以张际春很感不平。
彭真的问话是有倾向性的，就是担心“翻案”，还怕周扬顶不住，陆定一说丁玲“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是毫无事实根据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大概最可怕的就是自首、叛变、内奸这样的名词了。一旦被指责是这样的分子，那么别的一切都无须说，不是事实的也是事实了，即使有人明知这不是事实，也不会、也不敢来澄清，当然也更无须对向中央报告了不实情况作出解释和承担责任了。再就是“翻案”，“翻案”岂不就是“反党”。
上述党组扩大会议休会后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层的活动情况丁玲自然是不知晓的。她还天真地等着某个时候复会继续解决她的平反问题呢。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苏联回到北京休假。母亲1955年受批判的事，我是直到1956年夏天才有所风闻，却不知其详。这十分困扰着我，使我想了解个究竟。所以，这是我回国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打算是利用休假的机会，参观、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于以后的学习是有益处的。前一年在列宁格勒见到第一机械工业部黄敬部长时，他曾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回国，他将让我去参观造船工业（当时造船工业属一机部管）。
我于6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母亲来前门火车站接我。在往车站外边走的时候，母亲说：“你今天回来得正是时候，知道你要回来，就找人粉刷房子，前些天刚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16号可漂亮啦！”“妈妈！干吗要这么大费功夫？”我心里想着，修房子既费钱，又会打扰她写作。母亲说：“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快乐些。”
我走进家门，只见小院呈现着一幅崭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红色的柱子，绿色的窗棂、门框。院子里还有花、草、树、葡萄架，使小院显得清新、宁静、温馨。
久别重逢，母子间自有许多话说，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就在絮叨家常事中过去了。自然也谈到了当时的形势。自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由党内整风转为反击右派的斗争。只是我在苏联时，没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报》，报纸到列宁格勒时，我已在归国途中。母亲把这些日子的报纸理出来给我看，在说到这场斗争时，还嘱咐我：“你在国外四年，这几年国内变化很大，你要认真读报，了解和跟上现在的政治形势。”她侃侃而谈，态度明朗。她当然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但是从她谈话的态度、语气来看，她根本没有想到，这场反右派斗争会同她有什么关联。我自然也不会想到这一点。
晚上九点多钟，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北屋大客厅的长沙发上，没有睡意，也不觉得长途旅行的疲劳。我回味着回到家里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温暖的，母亲是可亲的，依然乐观、开朗、谈笑风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离家时一样，似乎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思索着，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母亲谈话的话题引向她1955年“受批判”的事。正在这时，母亲推门走了进来，我原以为她已经睡了。
母亲在我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问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随便坐坐。”我回答。
她端详着我，说：“我想，你已经听到了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我现在就把一切都告诉你，免得你闷在心里，为我受苦。”
才半天工夫，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母亲平静地说：“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从6月6日起连续开了三次，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都认为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斗争我是不应该的，给我作的那个以我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周扬也作了这样的表态，虽说态度勉强。”
我吃惊地望着她，党组扩大会斗争她，还定为“反党集团”，原来情况竟是这么严重！
她接着说：“现在的党组扩大会还没有开完，已经休会七天，我的问题，就只等一个正式结果了。”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没有做声，静听她说下去。
母亲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开始了她的叙述。
她首先讲了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进行的情况。尽管她已告诉我现在的情况已经好转了，听着她叙述当年会议的概貌，我的心仍阵阵战栗。
她继而说了会上揭发她的，后来又据此定她为“反党”的事实。
她说得很仔细。一件件的事实，真实情况是什么，被歪曲成什么，还有无端造出的谣言。
后来我问：“1955年党组扩大会期间，叔叔（即陈明）情况怎么样？帮你出过什么主意没有？”
她答：“叔叔党性强着呢！知道是开斗争我的会后，他就向电影局党委提出，他是不是从多福巷搬到电影局去住。后来没有搬出去，但是对我的情况也不闻不问，更别说出什么主意了。但后来1956年写申诉材料时，帮我一起写。”
我听后十分不解，何以会是这样？整个会议期间，母亲都很孤独。
后来回过头来想，母亲的申诉错过了较好的时机，如果申诉是在党组扩大会一结束之时，甚至是在会议期间就向上面提出会议的不正常，让中央在裁决之前也听到她这一方的声辩，其结果或许会好一些。而在中央批发作协的《报告》之后，再要求平反，那问题当然就复杂与困难多了。可那时没人给她出这个主意和支持她这样做。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虽对此事略有所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如此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简单地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稍早一点儿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四个小时的谈话，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几十年过去了，母亲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都仍历历在目。
我刚回到北京那一两天，母亲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员；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所以，我是她的学生；她是我母亲的学生。
我如约去看望李纳，恰巧她的妹妹李灵源也在家。这是我第一次和灵源见面，但是我却是早就从李纳和母亲的口中对她有一些了解。她也从她姐姐那里对我有一些了解。所以，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却相互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很随意，没有多少拘束。灵源1955年毕业于北师大音乐系声乐专业，在北京艺术学院任教。此时被选拔入出席这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青年艺术团领唱几首歌曲。这次见面后我们之间产生了爱情，在她出国之前相互作了表白，也得到我母亲的支持，1959年我回国后结为夫妻。
在这些日子里，母亲对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平反是乐观的，但也是审慎的，毕竟问题还处在解决过程之中。她很少到别人家里去，也不主动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她不想因此又生出什么枝节来。她只带我去看过一次罗烽、白朗夫妇和舒群（他们住在一个院里），因为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在东北照顾过我。我从国外回来，是应该去看望他们的。
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母亲对不熟识的人，尤其是新闻界的人，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有一天说起修房子的事，母亲说：“那天搭席蓬，工人从门外往院子里搬竹竿、席子，大门洞开着，正好《文汇报》的两位名记者蒲熙修、姚芳藻来，见大门开着，就闯了进来。我本不见记者，就怕生事。但她们已经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从屋里出去同她们谈了几句。她们问我：‘社会上传说丁、陈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我回答：‘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问题？’她们说：‘有的教科书上选编了你的文章，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我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把她们送走了。”
这是6月初的事。
关于这次见蒲熙修、姚芳藻的情节，母亲是这样同我说的，后来我在她遗留的一份交代书中看到的，也是这样写的。近年来，有些书里也写到这件事，其情节都写得不准确，有点似是而非。有的说，她对浦、姚用外交辞令，连说了三个“无可奉告”。以母亲的性格，她与人谈话，从不用外交辞令。
母亲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要不，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脱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少坐，他先进来通报。母亲说：“我这个问题是党内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自去年年初，从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时起，他们就巴不得往外掀，而且事实上已经被他们把这个问题搞得国内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
说到蒲、姚二人，母亲说：“我明知她们是同情我的，想为我伸张点什么，但斗争太复杂，只能这样对待她们。要是让她们弄到报上去，只会帮倒忙。”
但是，尽管如此，后来还是就此事莫须有地给她加了一条罪状：与社会上的右派相串联反党，作为定右派的罪状之一。
7月中旬，母亲参加了两次社会活动。
一次是招待聂鲁达。一天，母亲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国作协正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熟识的。1951年秋天，她作为主人接待他和爱伦堡，并陪他们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恰。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分。然而她大错特错了。这不过是耍弄点儿麻痹她的手腕，然后对她猛然一击。因为七八天后就召开了斗争她的会议。正如同1955年夏天时一般，党组扩大会之前三四天，周扬还来她家看她，像老朋友似的在她家喝酒、吃饭，晤谈甚欢，可几日后就开会批判斗争她了。那天她很高兴地走了，回来还兴致勃勃地说着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怎么坐的，席间同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一次是7月14日，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康生竟然天南海北地同她聊了好一会儿。回来后她说：“康生此人，真是难以捉摸。”
在这些日子里，母亲多次向我表露这样的心情：“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写这本书（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长篇，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前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建造潜艇的工厂和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在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这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设备、材料，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装配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地体会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的技术资料，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所有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母亲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母亲嘱咐我：“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母亲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顺畅，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号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就在母亲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她的1955年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多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一个借反右派运动之机，进一步斗争她的计划已经在形成，而且正在组织“积极分子”的队伍。这一切，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
在我去上海的前夕，她还向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
7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休会一个半月后复会，即第四次会议。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的讲话的内容与他在6月6日会议上认错，向丁玲道歉根本不同，他指责丁玲的申诉为“翻案”，是“向党进攻”，把原来讨论对丁、陈问题如何处理的会议转为对她的斗争会。
周扬首先表明：“上次我说明我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现在我是以两种身份参加，一、前年会议的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也就是说身份不同了。这样一个表态，就是告诉与会者，他不仅是代表党的，也是绝对正确的。
他进一步明确表示：“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年的会是在肃反运动中开的，现在的会又碰上反右派斗争，这说明我们党内斗争往往是与整个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分不开的，两者不可能不互相影响，党外斗争常常反映到党内来。”如此，就把丁、陈的问题挂到反右派斗争上。
针对丁玲的申诉，他指责其是“向党挑战”，“向党进攻”。
他着重讲了“从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来看丁玲的错误”，认为“丁玲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对党是不忠诚的”。他指出：“丁玲同志在三个时期都没有经得起党的考验。”
所谓的第一个时期，周扬不顾专门调查小组“做了大量调查，并且查阅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证人证词，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或者说被绑架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投敌、反共的证据”的调查事实，也不顾他自己签过字的结论，反而说丁玲“在南京，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节”，“是对党的大不忠”。如此一来，就把丁玲的历史问题的性质从人民内部问题变为敌我问题，从而，也就更可以把一切对丁玲抱有同情的人，实事求是说过公道话的人，置于被批判的位置。
所谓的第二个时期，是在延安。“1942年是革命最困难的年头，那时胡宗南包围延安，希特勒进逼莫斯科。而丁玲、陈企霞却经手刊登了王实味的反党文章《野百合花》，丁玲自己还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个党员写了反党文章被敌人当作文件印发，这能说是对党忠诚吗？”
所谓的第三个时期是在北京，“全国解放了，丁玲身负文艺界领导的责任，作品得到了斯大林奖金，是最顺利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不满了吧。但这时候丁玲骄傲自满起来，把个人放在党之上，和陈企霞又结合在一起，把《文艺报》当作了他们的独立王国。”
周扬讲话之后，会议就又形成了一面倒。会议范围也扩大了，成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个主战场。
丁玲对党组扩大会议突然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没有思想准备，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李之琏回忆那天会议的情景：
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先安排陈企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丁玲推到台前来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欲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
会场上一片混乱。有些人仍指责丁玲，有些人高声叫喊，有些人在窃窃议论，有些人沉默不语。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
7月间，天津作协在中国作协党组的领导下，并在刘白羽的直接指导下，开展了对与陈企霞“有暧昧关系”的女作家柳某的斗争。经过十余天的突击斗争，柳某在7月25日交代了陈企霞与她共同商议翻案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订立攻守同盟，秘密联络。柳某还交代了她与陈企霞之间的“感情关系”，而这个关系被批判为：“陈企霞如同一个恶棍一样欺骗她，侮辱她，道德败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一旦揭露出涉及到男女关系的道德败坏，并被形容成一副恶棍嘴脸时，那是最容易引起群情激愤的。
7月30日，第七次会议上，天津作协负责人方纪在会上发言，报告天津作协的“战果”。方纪在介绍了柳某交代和检举陈企霞的问题后，介绍了柳某交代的她从陈企霞那里听到的丁玲说的一些“反党”的话。
方纪说：“据柳某交代，陈企霞曾不止一次对她谈起过：丁玲在发言中连讲三个自己是‘胆小鬼’。柳某问：‘为什么？’陈企霞慨然地说：‘你不知道，丁玲看黑暗看得太多了，她说过，像王实味的事，还有谁来为他翻案？’”
方纪更在会上爆发了一颗“炸弹”：丁玲还准备了一个重大的、惊人的公开分裂文艺界的阴谋。他说，据柳某交代，陈企霞在一次他们从天坛回来的路上小声对柳某说：“这回丁玲下了决心，要在今年10月的文代会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方纪渲染道：“当7月25日早晨，我听到柳某交代出这个骇人听闻的阴谋时，我全身发冷，毛骨悚然！同志们，设想一下吧，如果不是党及时地揭穿了这个阴谋，到10月会议时，中国的文艺界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方纪的发言为攻破丁、陈反党集团，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为党组扩大会议的胜利立了第一功。
在方纪发言的这天会上，丁玲被责令交代。丁玲在谈到自己向党组织的申诉时说：是因为前年会议确定她和陈企霞是反党联盟太重了，是看了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觉得把她说成一生都是反党的，就失去了一切的克制。她的这个解释，立即遭到批驳：“这就是说，我本来是不反党的，是你们冤枉了我，我向党进攻，是你们逼出来的。”从而被指责为继续向党进攻。她对她自己说过的，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退出作家协会的事，如实地解释说：“那只不过是熟人间谈话时的一句气话，根本没有什么要公开分裂文艺界的阴谋，既没有预谋，也没有计划；既没有去组织，也没有去发动，这句气话，说完也就完了。”她的解释自然不会被接受，她被轰下了台。
方纪发言后的第三天，8月3日，第十次会议，陈企霞“缴械投降”，戴罪立功，揭发丁玲。
他首先坦白交代了自1955年就追查的那封写给党中央刘少奇的匿名信是他写的，请他的另一个情人周某的房东代抄的。其次，交代了与在天津的两个情人，一个是柳某，另一个是周某的生活问题。
陈企霞还坦白交代，《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去采访丁玲是他通过柳某去策动的。陈企霞还揭发和“证实”，丁玲曾说过，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就退出作家协会。
陈企霞的“转变”，他在会上的坦白交代与对丁玲的揭发，使得丁玲处于很被动的状态。因为她对一些事情并不知情，她根本就不知道这封被追查了两年之久的匿名信是陈企霞所写，更不知道陈企霞竟有两个情人，匿名信是情人的房东所抄，也不知道浦熙修是陈企霞策动而来。这时会场群情激愤，责骂、呼口号之声此起彼伏，追问她是否参与匿名信密谋，是否主动勾结社会上的右派向党进攻，责令她站起来交代。丁玲当然对这些她没有作过的事加以否认。事实上，她也如同会上大多数人一样，刚刚从陈企霞的口中知道这些事情的底细。
后来知道，陈企霞的转变原来是周扬与他作的一笔交易。周扬找他谈话说，只要他揭发丁玲，可以保留党籍。但后来周扬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既开除了陈企霞的党籍，也划了他右派。陈企霞感到受了欺骗。
7月31日，第八次会议上，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作了长篇发言。
他首先表示：向丁、陈展开的斗争是“原则性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保卫党的斗争”，对“现在客观上存在有这样一种意见，把五五年的斗争说成是‘欺上瞒下’、‘违法乱纪’”的现象进行了批驳。
然后，他揭发批判丁玲。他的揭发批判，大体上依照周扬所定，丁玲在历史上三个时期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对党不忠诚。但在事例上，说得更为详细一些。
首先是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刘白羽详尽地向会议披露了丁玲在南京“自首变节”的“事实”，结论为“叛党的可耻行为”。
延安时期的问题，他将《三八节有感》结论为“在革命与党最困难时，从堡垒内部发出的反党的冷箭”。
对于全国解放后，他说：“党几乎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都交给了丁玲，而希望她好好努力把工作作好。但是事实上，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骄傲自大，使得她把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标准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滋长着严重的个人野心。”
他还断章取义地揭发批判了丁玲说她自己“这几年来是靠苏联吃饭的”的话。这无疑起到了挑拨离间的作用，因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支持下方才得以出版的。
8月6日，第十二次会议，丁玲在会上作了第三次交代检查，她被迫承认自己“翻案就是向党进攻”。但是她说：“这一年来怎样向党进攻的，我想我是采取合法斗争，就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写申诉书，不是进行非法斗争，秘密活动，阴谋计划。”对于延安时期的问题，她认为：“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一个错误，自己也公开检讨过，但不能说明发表了它就是反党行为。自己所写的《三八节有感》至今我不能认为是反党的，是因为看到党内一些不好的现象，作为自我批评来写的，不知道被人利用到什么程度。”这些当然遭到痛斥，认为她继续顽抗。实际上还在继续“向党进攻”。
丁玲检查交代之后，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发言。这是一篇继周扬之后与刘白羽的发言有着同样重分量的长篇发言。主要的也是根据周扬所定基调，来进行揭露批判，在有些具体事实情节上说得更为详细，与刘的发言互有所补。
在揭发批判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时，他着重批判丁玲所写“因误会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做任何社会活动”的条子，定义为是自首行为，叛变了党。
在他的发言中还有些形象化的地方，他将陈企霞比作狼，把丁玲比作狐狸。他说：“狼的面目，还是比较容易认识，更可怕的是狐狸，她和狼一样的狠毒，但是，比狼更狡猾。”其言词近乎漫骂。
他更不顾现实的实际状况，指责丁玲说：“你未免欺党太甚了”，“欺人太甚了”。
他在揭发问题时，连丁玲平日说过的“我需要一个老婆，而不需要一个丈夫”的话，也作为批判的一个事例。可这与政治，与反党不反党又有什么关系？
8月8日，第十四次会议，张光年发言。他的发言，再一次地要把丁、陈与“胡风反革命集团”联在一起，以便把“反党集团”升级到“反革命集团”。他煞有介事地说：“他们要翻1954年检查《文艺报》的案，翻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的案，并且鼓动一些人翻肃反的案，还巴不得替胡风翻案，替王实味翻案！”“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分裂活动。”张光年的发言被认为“简短有力”。
8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题，将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公之于社会。
为了彻底批判丁玲等人，党组扩大会的范围逐渐扩大。自7月底，就已扩大到二百余人，还邀请了一些著名的党外作家茅盾、郑振铎、老舍、曹禺、曹靖华、许广平等参加，利用他们的声望，以造成全国文艺界一致声讨的效果。
身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不得不在会上表态。茅盾的儿子韦韬和陈小曼在回忆茅盾的文章中说：“父亲根本就不相信丁玲会反党，但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会上作了一个表态性的发言。”茅盾对三十多年前他的这个女学生说什么呢？他说：“对于丁玲同志的态度，我实在很失望。她今天的讲话很不老实。”那么是什么原因呢？他认为“就是面子问题”。他说：“我同她是老朋友了，我向来很尊敬她。我同她认识很早，那还是她从事创作以前。……我以三十年的老朋友的资格恳切地忠告丁玲同志，赶快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磨洋工，不交代，是过不了关的。是彻底坦白、把问题向大家交代清楚。党的政策是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欢迎你坦白，坦白后并不会对你歧视，也许比以前更尊敬你，而你的前途也就在这里。”这个发言的语气，与大张讨伐的会场气氛，与那些声色俱厉的讲话颇有些距离，甚至还杂有一些温情的话语。发完这个言后，茅盾就写信给邵荃麟，称身体不好，不再与会了。
老舍的发言，在开场白表明：“关于丁、陈反党阴谋，我一无所知，无可揭发。在这个会上，我才听到一些他们的丑事，使我心里痛苦！我没有想到在党员作家里会有这样灵魂肮脏的人”。之后，他就似乎离题地说起了他自己，说了大段大段的话，好像话里有话，却让人听不明白，至少与会的大部分人听不明白，还说了完全离题的要重视旧艺人的什么。他在结束语的时候，才又回到丁玲的头上来：“我来参加这个会，丁玲同志，我不是抱着幸灾乐祸，看热闹的态度。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一个党员有极端的个人主义，就不能不反党。我希望你改过自新。说老实话吧，别顾面子。面子不过是脸皮那么厚薄，掩藏不住肮脏的灵魂。丁玲同志，洗干净灵魂吧！你能改过，我还会向你伸出手来。你不改，我们连看也不要看你。”
郑振铎直挨到8月16日，第十八次会议，才发了言。曹靖华没有在会上发言，但写了一篇文章。丁玲后来回忆郑振铎和曹靖华时说：“这些人几十年来都是名实相符的正人君子。郑振铎在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判我的大会上），在高压的气氛下，作过一次很可怜的发言。他说他每次听到有人揭发我的材料时，他都大吃一惊，以为大约就止于此，不会再有什么了，已经到头了；但所谓揭发竟然连续不断，势不可止，我成了罪行累累，一无是处的恶棍。他真痛心难受，觉得自己可能太书生气，太不理解这个社会了。当时我了解他，他的确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忠厚长者。我不知道批判大会以后，有朝一日清醒过来时他将作何思考呢。曹靖华在大会上没有发言，但后来他不得不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不会有什么令人满意的内容，他只不过是说了一些空话，说我和冯雪峰是开黑店的。我完全能理解，这些人一定得表态，否则，有人将把他看成是站在我的一边的；而且他三十年代同鲁迅、秋白的友谊，这时对他也可能是不利的。”
8月13日，第十六次会议，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作了一个全面的批判发言。他分三个问题：一、驳斥丁、陈反党集团的反党的一些挑拨宣传；二、他们的反党阴谋；三、关于冯雪峰的反党思想。
自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在继续批判丁玲的同时，重点转向了冯雪峰。批判冯雪峰，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对他的打击，改写三十年代那段文学史。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以《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公开揭露了冯雪峰的“反党事实”。
8月20日，第十九次会议之后，在继续批判丁、陈、冯的同时，会议揭发批判的重点逐个移向艾青、罗烽、白朗、李又然等人。萧三也在会上被批判，或是批评，并且在报上被点名。
这样的部署是要扫清外围，然后进一步揭露丁玲。
曾经亲历这个党组扩大会议的徐光耀，对会议的情况回忆道：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主编，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自党外的茅盾、郑振铎、老舍、曹禺、臧克家、许广平等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学巨匠，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弄这些人。
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格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作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些“帽子”。他们都是有资格名垂后世的，此后，当他们面对后人，要出全集的时候，再重翻这些“发言稿”，还能找到法子安放这份尴尬吗？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离，神志分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状况。特别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红顶子的……
中国作家协会于1957年9月编辑了一本《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共收：周扬、方纪、刘白羽、张天翼、艾芜、沙汀、曹禺、李之琏、茅盾、许广平、林默涵、田间、何其芳、老舍、郑振铎、张光年、王任叔、严文井、邵荃麟、钱俊瑞、夏衍、陈荒煤、周立波、郭小川、公木、胡海珠、黄其云、罗力韵、李季、阮章竞、徐迟、臧克家、赵树理、袁水拍、汪洋、马烽、陈笑雨、邹荻帆等主要人物或代表性发言。
我后来看到了这份“奇文”集。母亲对我说：“这只是一部分发言，其中的一些人，不只一次发言。这些刊载于书的发言，都是经过修改了的，一些辱骂、讽刺、挖苦的话，都删除了。”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蓝鲜花。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昏黄灯光下的来迎接我的母亲。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要她来接我。所以，看到她来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我兴致勃勃地开始向她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说着说着我发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的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母亲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母亲、陈明叔叔一起步入北屋的客厅。母亲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丝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如晴天霹雳。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
母亲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议在7月25日复会。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来主持这个会。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前三次的会根本不同，肯定了1955年对我的斗争是正确的，并表明是根据上级指示进行的。他给会议定下了新的调子，会议的性质就从讨论如何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进一步斗争我的会。于是我的申诉，就被指责为‘翻案’，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不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就被指责为‘向党猖狂进攻’，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范围也扩大了，人数也增加了，增加到两百多人。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也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已经专门小组核实清楚了的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母亲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该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母亲：“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母亲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休会的这些日子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母亲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织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蒲熙修、姚芳藻来访的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若是我不回国，母亲就不会装修房子，大门也就不会洞开那么一小会儿，让《文汇报》记者蒲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母亲不得不同她们谈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
母亲又说：“昨天的会上，陈企霞‘起义’了，他交代，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是找他的一个在天津的情人的房东抄的。怪不得那年他们查对笔迹，查对陈企霞的，查对陈企霞周围人的，都查对不出个结果。我哪里晓得他还有什么情人，而且不是一个，是两个。那天《文汇报》浦熙修、姚芳藻的来访，也是陈企霞背着我，串通他的一个情人去策动来的。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么一些事来。可是，他现在‘起义’了，已经过关了，正参加到揭发我的行列。”“我已经在会上作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势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代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太甚’。这真是颠倒事实的说法。事实上，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现在是棍棒齐下，侮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包括纯属个人的不满，发泄无余。”
她还说了一些这些天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母亲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我感动地喊了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风雨般倾盆而下，她还得考虑交代“反党”的事实，还得准备自己的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关心着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母亲转而向我：“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我们谈得很多，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都是真情实况。”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母亲郑重地劝我：“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呆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母亲，我不放心她。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住半个月，按原定计划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母亲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检查交代。”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母亲今天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为母亲抱屈，为她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较早地建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时参加整风审干，在晋察冀边区的反特斗争，东北解放区军队中的“三查三整”，建国后的整风、三反运动。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因此，使我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噩运再次降临到母亲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我应该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母亲的了解，我认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知道一些文艺界历史上的人事。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运动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词，说母亲“反党”，母亲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口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对党“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我心里真是郁闷。
从上海回到家的第二天，8月5日下午，作协党总支通知我去谈话。在组织上，我不属他们管，但是他们通知我去谈话，我不能不去。离家时，母亲嘱咐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满楼都是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我点了点头。
我步入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大楼，就见赫赫十几张大字报贴满了门厅周围的墙壁，在“丁玲”的名字前面冠以菜碗般大小的“反党分子”的头衔。走廊和楼梯两侧的墙壁上，也贴满了这样的大字报。我顿时感受到这场斗争的气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大字报这种形式，我真正地为母亲的处境担忧了。
在总支书记办公室里，总支书记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位三十几岁的女同志，面前放着一叠纸和一支笔，看来是打算作记录。黎辛可能是想缓和一下气氛，他自我介绍道：“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报》社时，曾经在你母亲领导下工作。我们那时见过，你也许还有印象。”我说：“记得。”他随即言归正题：“现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展对你母亲的斗争，作协党总支认为有必要同你谈谈。”他首先概要地说了1955年作协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事实，肯定这个结论是正确的，然后说了在这之后母亲“翻案”和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事。他最后说了两点：“一、希望你相信党，相信党开展的对你母亲的斗争是正确的，站在党的立场一边；二、现在党还在挽救她，通过斗争来挽救她，希望你同党一道来挽救她。”我向他表示：“我相信党，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认识她的问题。”我只能作出这样的表示，没有别的选择。
这时，黎辛问道：“6月下旬，你母亲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饭店聚餐，那时有谁说了：‘我们这是裴多菲俱乐部’？你是参加了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一位匈牙利的爱国诗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乐部成了参与煽动暴乱的反革命组织。我当时想，在这反右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的今天，有谁胆敢组织如此一个俱乐部并自称是其成员呢！
那次聚会是这样的：
我回到北京不多天，有一日，艾青给母亲打来电话，说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了，想请我吃餐饭。为什么他要请我吃饭？我想主要的是他和我母亲是延安时代的老熟人；另外，1945年12月在张家口，他曾经照顾过我，我在他那里住过半个月，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天上午，我们先到艾青家，谈话之中，艾青说再把江丰、朱丹、李纳请上，他给他们打了电话。随后，就去了北京饭店，要了一个单间。江丰、朱丹很快就来了，可是李纳没有到，我就去饭店门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钟，她才到。我们走进单间后，就开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丰、陈明、朱丹、李纳、母亲和我，一共八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母亲同艾青、江丰也没有私人间的来往。万万料不到这餐平常的会餐竟成为母亲“反党”活动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说了那天在北京饭店吃饭的前后情节，并且说明我有二十多分钟不在场。我如实地表明，我在场时没有听到有谁说过“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这句话。
他和女同志听后没有再追问下去。
黎辛没有再说话，我以为谈话大概到此为止了。
这时，女同志发话了，她说：“你刚才表示愿意同党站在一起，那么你对你母亲的反党言行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答：“我去苏联四年，出国前在东北，也只是学校放假时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对她工作方面的情况不了解。”
她问：“你这次回国以后，她同你说过什么？”
我答：“刚回来的时候，她告诉我1955年对她进行了斗争，定为以她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她认为事实不符，向中宣部党委写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专门小组，作了调查核实，也认为大多与实际不符。作协党组开了三次会，会上的发言都认为‘反党小集团’结论不能成立，她说现在就等上级组织决定。我听后，相信党组织会正确处理她的问题。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到北京，她告诉我，她犯了更大的错误，是‘翻案’，‘向党进攻’。”我说的这些都是人所皆知的情况。
她又问：“日常生活中，你母亲总会有些言论，现在看来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吗？”
我答：“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正在开会斗争她，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很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你所说的那方面的问题。”
她说：“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来了告诉我们。”
我回到家，母亲问我：“谁同你谈话？”
我说：“黎辛，还有一位女同志，就坐在黎辛对面，她没有自我介绍，黎辛也没有作介绍。”我说了女同志的模样，衣着。
母亲说：“那是胡海珠，总支副书记。”
我向母亲回述了方才谈话的情况。
这时，母亲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说过的事。她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学校去吧！你呆在这里，只会一步步地被牵进作协机关的这场运动中去。你留在这里也帮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会寻短见的。”她的语气透出些许急切。
我觉得母亲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我改变了留在北京再陪母亲一些时日的打算，决定提前返回苏联。
我从苏联回国时，通过苏联的国际旅行社买了往返双程火车票，原定8月21日离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门附近的国际旅行社更改火车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一星期两班，次日，7号的票还有。我迟疑了一下，觉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想再陪母亲住几天。于是决定下一班走，就把车票日期改定为8月11日。
这天下午，母亲去作协参加党组扩大会。走时，神情坦然、镇定。我无言地跟着她走到院子当中，目送她走出大门。我从前一天看到的贴满大楼的那些大字报，大体上也能想象出批判斗争会上的气氛和情景。想着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直到吃晚饭时，母亲才回来。她进门后，只说了一句：“头痛，我休息一下。”就回房躺到了床上。
母亲告诉我：“刘白羽要见你，他要你明天上午十点到他的办公室去。”
我在延安时就认识刘白羽，1942年母亲同他都在“文抗”机关，他常来我母亲这里。我喜欢看京戏，他会唱一些，还热心地教我唱过。我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到哈尔滨后还去看望过他。
7日上午，我准时走进了刘白羽的办公室。刘白羽略显热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绍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这是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把单人沙发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办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张椅子上。
刘白羽说：“听说你从上海回来了，找你来谈谈。关于你母亲1955年定为‘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以及现在翻案，向党进攻的情况，黎辛同志已经向你谈过了，我就不多说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谈谈你母亲在南京的一段历史。你母亲不仅有反党的错误，历史上还有自首变节行为。”
刘白羽说的大意是：我母亲1933年5月因冯达叛变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几个月对敌人是作过斗争的，但后来屈服了。她向敌人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她交代是一个条子，内容是：“因误会被捕，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问题不在于是条子还是自首书，问题在于内容，仅从这个内容来看，就是自首变节行为。条子就是自首书。其次是被捕后仍和冯达住在一起，而她明知冯达已叛变。再就是，她被捕后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大叛徒顾顺章来往，丧失了共产党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里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
此时，崔毅，还有黎辛，处境都比较尴尬。一年后，他们都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分别被定为“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
应该说，刘白羽对我也还是不错的，属于“拉”的态度。1959年我回到国内见到他时，他还向我说：“你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嘛。你可以同你母亲通信，也可以去看看她，这对她是安慰，也是帮助。”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地感到母亲的问题又加重了。我以前从发至县团级的党刊上（我出国前，一个时期，政治待遇经组织决定可以发至县团级的党刊），曾看到过党中央关于几位高级干部犯反党性质错误的决定，他们分别受到了严重的处分，但是都没有被开除党籍。因此，我思想上的概念是，犯反党性质错误尚有一线保留党籍的希望，而自首变节就难了，那可是革命气节问题，是在革命队伍里最最不可饶恕的。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落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态，精神上感受的压力也一次又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身心都感到极度地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只见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三天来的感受，不能说我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母亲也向我说过：“我的问题迟早会见报，你要有精神准备。”但当它真的来到我面前时，我仍感到震惊，心不停地在战栗。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以最大的力量抑制住内心的惶惑，仔细地读完了标题下的全部文字，心头笼罩着一片幻灭感。
这篇报道，用了七千多字的文字，以“1955年作协党组织为什么批评丁玲陈企霞”“利用国际反共浪潮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配合右派的猖狂进攻勾结文汇报狼狈为奸”“丁、陈曾准备退出作协企图公开分裂文艺界”“反党小集体开始崩溃，丁玲、陈明继续顽抗”为小标题，报道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丁玲等的斗争“告捷”。
吃午饭时，我走进饭厅，坐在餐桌旁，望了母亲一眼，心里袭来一阵悲凉。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着头吃饭，从碗里扒了一口饭，却咽不下去，抑制了几天的眼泪终于忍不住而溢满眼眶。我不愿母亲看到我伤心，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厅。
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落泪。
我刚在客厅中坐定，母亲就跟了进来。她有些慌乱，一边用手揩拭着流淌着的眼泪，一边开口想说什么，却泣不成声。
过了一会儿，母亲稍稍平息了激动的情绪：“你不要为我难过，我的问题见报是预料中的事，只不过是迟一点早一点的事。”
她问我：“上午刘白羽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说：“谈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结论就如报纸上登的：自首变节。只是具体情况，你过去告诉我的比较简单，他谈得比较详细一些。”
她说：“是的，那时我以为我的问题将会得到平反，所以就说得简单些。”“我要向你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情况，我以前都向组织谈过，中宣部专门小组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同我向组织讲的也是一致的。专门小组的结论，否定了自首，但保有‘政治错误’。这结论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小组内部相互妥协的产物。我对这个结论提出了保留的意见。现在他们没有拿出新的证据，反而加重说我‘自首变节’，并且在报纸上公布，这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接下来母亲又向我讲了南京那三年的事，说得比较详细一些。
最后她说：“党组扩大会上，一些人说，这个条子就是自首书。但是就这个条子的内容来看，我既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损害党的言论，没有自首的言词，这只是为了应付敌人企图脱身。我被捕后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泄露党的秘密。这些，周扬、刘白羽他们也是承认的。而且，敌人企图利用我的名望为他们做事，写文章，我都拒绝了，至于徐恩曾、顾顺章，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在概括地说完了这些情况之后，她对我坦言：“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母亲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根据在党内生活所了解的关于叛变、自首、变节的政策界限，我确认，共产党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或有其他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于自首，定为自首分子，情节轻的定为变节。母亲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母亲开完会回来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能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至少会影响她的预备党员转正。”
我入党已十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的党，预备期一年。
母亲又说：“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是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乘火车走，是无须母亲花钱的，因为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往返双程车票。
母亲说：“现在这样的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母亲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11日的机票，花去八百元。我去国际旅行社退火车票，退回三百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开北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八天。
9日下午，母亲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上次与黎辛一起和我谈话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可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写检查、交代材料，除了三餐饭之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说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需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我其实知道母亲的一些事，揭发出来也可能会引起轰动效应，或许还会充实到所列她的“罪行”的事实中去。但我认为它们不属反党性质，也称不上是错误。同时，我也知道文艺界内人际关系方面的情况，我当然不会“大义灭亲”去揭发她。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去，希望你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不到十分钟，谈话结束了。
以我对母亲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待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母亲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止如此，在这些场合，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进行的斗争。我别无选择。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母亲所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地扭曲着。我心里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的境况？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10日夜晚，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母亲坐在旁边，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里，那个放在那里，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母亲的心，一件一件都按照她的意思放好。只是我觉得这气氛有点凄怆。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麟儿！我很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苦。”我心里泛起一片悲伤：“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母亲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我知道。”
母亲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母亲最后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吧！”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这一夜，我又几近彻夜未眠。我真没有想到，竟会是在如此的境况与心情下与母亲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母亲卧室的灯也亮了。不一会儿，司机老王也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到自己房里，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母亲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装店，亲自选好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特意穿上了它。
母亲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张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不要太动感情地同母亲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内心的悲怆，走到母亲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母亲想站起，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母亲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阀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泪。母亲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母亲的脸上流淌着一行行泪水。我打算站起来，母亲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母亲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母亲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喊着：“儿子！我的儿子！”她全身都在战栗。我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母亲终于松开了紧紧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望了母亲一眼，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这生离，犹如死别。
夏更起送我去机场。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16号小院，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9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母亲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样的寂静。
我于12日傍晚飞抵莫斯科。那天夜晚，我和祖慧、灵源在青年艺术团下榻的旅馆祖慧的房间里呆了一夜。祖慧也参加艺术团活动，没有演出任务，跟着观摩。
我原以为这个夏天不会再见到灵源，在北京送别她时，两人都作好了一年半之后再见面的打算。所以，能见到她是很高兴的，尽管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十几个小时。我当然很爱她，为我们刚建立起来的爱情感到幸福，可是在现在这般情况下，为她着想，我觉得我应该提醒她重新考虑同我的爱情关系。这个问题，我在飞机上就已经在思考了，如果见不到她，也一定要写信把这个意思告诉她。那夜，当祖慧睡熟后，我向她说出了建议她重新考虑的意见，并且表明，如果她改变初衷，我能理解，决不会怨恨她。她责备我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她说：她对爱情的选择是经过认真、慎重的考虑的，不管前面的生活是好是坏，她都将同我，同我的家庭共命运。第二天，13号中午，我和祖慧一起在莫斯科车站送灵源回国。
灵源在莫斯科收到母亲7月底写给她的信。这封信以“亲爱的小灵子”开头，接下去母亲写道：“你走后，祖林把你们相爱的事告诉了我，所以我向你写这封信。”“祖林是一个深情的人，今后只有你能爱护他，帮助他，安慰他，希望你不要伤害他。”“希望你相信我，为了全家人的幸福，我会努力，希望你与我们一起等待那美好日子的到来。”信中还说要她相信党，也相信她。署名是：“祖林的妈妈”。这封信使灵源很感动，对爱情的论述也令她折服，但同时也使她感到困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她想了好久，不得要领。直到过了几天，当她在11号那天看到7号的《人民日报》之后，她的困惑得到了最明白不过的解答。但是她的第一个意识，就是不相信母亲“反党”“叛党”，在她的心目中，丁玲的名字始终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灵源在火车上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向她发出发自肺腑的回答，表明她的态度。信在斯维尔德洛夫城用航空寄出，信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妈妈：
我用世界上最神圣的名字称呼你，因为我太爱你了。
你的信使我好几天不能平静，你的意味深长的话，使我深思，我一定永远记在心上。
祖林的确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爱他，从来不曾这样的爱过。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以更多更多的爱来爱他，请你放心。
他十二号下午到达莫斯科，我们谈了一夜。他情绪还好，非常记挂你。为了我们，请你一定要珍重自己。
我十三号中午离开莫斯科，大概二十二号能到家。
向陈明同志问好。
拥抱你！
小灵子
（1957）8.15
这是灵源写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从这封信起，她不但口头上叫她“妈妈”，也用对妈妈的感情对待她。这封信应是会给处于困境的母亲一丝温暖与慰藉，母亲始终保存着这封信，她去世后，这封信又回到了我们手中。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共开了二十七次，于9月16、17日召开总结大会。除原参加会议的二百多人以外，又有中央和各省市宣传部负责人、各省市作协分会负责人与部分作家、艺术家等共一千三百五十余人参加。会议由邵荃麟作总结发言。周扬作了重要的讲话，周扬的讲话疾言厉色，无论从神态还是从言词都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他甚至得意地说，笑要笑到最后，取得胜利才笑得最好。与会者韦君宜后来说到周扬的这次讲话：“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这篇讲话后来经过修改，以《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
陆定一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也在会上讲了话。这些讲话均在报刊上发表。
这次的斗争对丁玲的结论比1955年的结论政治上更加重了，所谓反党集团的人数上更增多了。
1957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二十余次的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丁玲“反党”的事实，基本上也还就是1955年党组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她的那些所谓“反党”的事实。这些事实，已经经过专门小组的调查，或者被证实为子虚乌有，或者被证实为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不属于反党。但是，这些调查结果都被无理地推翻了。经过调查并多次讨论，周扬也签字同意的丁玲南京一段历史问题的结论，也被无理地推翻了，尽管它还只是一个专门小组内部相互妥协的产物。丁玲并没有当时社会上的所谓的“右派”言论。把她与社会上的右派连在一起的，也就是浦熙修、姚芳藻来访的那件事，如此地连在一起，既无根据也无道理。渲染得出奇的所谓丁玲要退出作协，分裂文艺界，而这只不过是熟人间的一句气话。丁玲实际上与所谓的右派的言行并无干系。只是因为她向党组织写申诉书，被加以是“翻案”，是“向党猖狂进攻”，而利用反右派运动之机，加重对她的打击，加重对她的惩罚，给她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而已。
党组扩大会的最终战果是牵强地搞出一个“丁玲、冯雪峰反党右派集团”，成员为丁玲、冯雪峰、艾青、陈企霞、罗烽、白朗、李又然七人。受此案牵连而划右派，定为反党分子和受严厉党纪处分的，一说有六十余人，另一说有二百多人。可能都有依据，依牵连程度不同和考虑的地区、部门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划定。
12月，中国作协党总支召开党员大会，一致通过开除丁玲的党籍的决定。
母亲在这个会议之后给我的信里，说作协党总支已开除了她的党籍，她说她痛哭了，几天吃不下饭；她说她将努力，争取回到党的队伍里来。看信后，我也十分痛苦，我十分理解母亲，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融合到党的事业里的人被迫离开党的组织的心情。
1958年，因被指责为“支持丁玲翻案”，李之琏、黎辛被中宣部定为右派分子，张海、崔毅被定为反党分子。“案中案”，也被定为一个以李之琏为首的反党集团。李、张、崔都是在张际春领导下作调查工作的领导干部，在此之前，他们与丁玲从来没有什么接触。他们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调查工作，反而落得如此下场。张际春是老资格，长征时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是“抗大”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是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无论是陆定一，还是得到陆定一支持而有恃无恐的周扬，当然都不可能像对待李之琏他们那样对待张际春。但是，不知是因这件事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张际春不久就调离了中宣部，改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常务副部长由周扬继任。1979年母亲复出后，一次同我谈起张际春：“‘文革’中，张际春在‘五七’干校对熊复（在李之琏之前任过中宣部秘书长）说，‘丁玲一案是一个冤案。’他一直抱有自己这样的看法。”母亲说：“张际春在‘文革’中去世了，真可惜啊！”她心里对张际春是始终怀有感激之情的。
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第二期发表《再批判》为总题的专栏，被再批判的文章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萧军的《论同志之“爱”和“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三八节有感》作为批判对象刊登时，只刊登了其前部分，而被称之为还有积极意义的后一部分则被删略了。之后，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也受到了批判。
《再批判》专栏的《编者按语》中写道：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它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上面这些文章，除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之外，别的文章，在延安的当时，虽有一些议论，但并没有公开批判过。如前文所述，在一次高干会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会上受到几位同志的批评，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还保护了丁玲。可是如今却成了“毒草”，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要“再批判”。
然而，历史已经公正地证明，被“再批判”的这些作家，是一批爱人民、爱国、爱党的作家，他们的这些作品，或许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但却是出自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而写就的。历史还昭示，如果不是对它们持批评态度，解放区的文学可能开展得更加蓬勃，成果更加丰硕。
丁玲对毛泽东的文笔太熟悉了。后来母亲对我说：“我一看这个按语，就知道是毛主席写的或是经他修改过的。在中央首长里我和毛主席接触最多，一直认为他最了解我，过去他关心过我，支持过我，也保护过我，看了这个按语，仅存的非常非常细微的一丝希望也就破灭了，但是心里倒更坦然了，心想，那就认命吧！”
其实，在这个《按语》发表之前和之后，毛泽东在接见外国代表团和在会议上都曾几次说到丁玲，当然都是贬斥之词。丁玲那时既看不到文件，也听不到传达，所以并不知晓。
如果说以往毛泽东与丁玲之间还存在一点点友谊的话，那么，至此这份友谊也就烟消云散。
回溯丁玲走过的足迹：1936年她来到陕北苏区，毛泽东对她优渥有加，赠她诗词，关心、支持她的工作，在交往中，丁玲对毛泽东产生了真挚的崇敬；如果说后来那篇《三八节有感》有什么差池，令毛泽东不快，但毛泽东还是保护了她；更重要的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努力根据座谈会的精神实践，深入群众，写成了《田保霖》等一批报告文学，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解放战争中，丁玲深入农村搞土改，写出了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本书也是在毛泽东的关怀、支持下出版的，并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书立即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走向了世界，也可以说是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挣下了一分光彩，丁玲在获奖后向记者发表的短短的四百个字的谈话中，一再重复地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一切光荣归于中国人民，归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当毛泽东文艺思想受到非议与挑战的时候，丁玲在积极地宣传、坚决地捍卫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上是有功绩的；1950年前后，她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少作家、学者向她要材料写毛泽东，可是中国却还没有一本像样的介绍毛泽东生平的书。她为我们的工作感到惭愧，她打算放弃自己原有的写作计划，组织研究小组，请陈伯达、胡乔木为顾问，搜集材料，亲自动笔写出《毛泽东传》……再说，她不过乃一介文人而已。
然而，在中国作协党组给中央报告的不实的事实中，却多处无中生有地把她放在毛泽东的对立面。如“丁玲公然反对党对于《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检查和批评”，而因《红楼梦研究》引发的对《文艺报》的检查批评是毛泽东发起的；又如“丁玲对于党所发起的批判胡风的运动一直是消极旁观的”，“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起了互相呼应互相配合的作用”，还要“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而正是毛泽东将胡风定了个“反革命集团”；再如，断章取义地把丁玲对熟人说的一句玩笑话“我这几年是靠苏联人吃饭”煞有介事地断章取义地歪曲原意地报告上去，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是在毛泽东的关心与支持下才发表的，如此地挑拨离间，就一般人看来，你丁玲岂不是“忘恩负义”。总之，莫须有地不实报告这些丁玲“逆”毛泽东之“言”之“行”和其他所谓的“反党”事实，自然地会使毛泽东产生对丁玲的不满，从而作出与此相应的判断。
把丁玲作为“右派分子”批判斗争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结束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于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四次点了丁玲的名：“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里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
丁玲被打成“右派”，毛泽东自然是负有责任的。丁玲的命运，最终取决于毛泽东。
尽管如此，当我们回顾历史，不能简单地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而把始作俑者、主谋者兼主持者视为仅仅是一个“执行者”。
对丁玲的处分，是按右派分子的第六类处理。这一类右派，大多为高级民主人士和党内高级干部。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丁玲：“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小组会议上讨论过的。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分配工作，也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稍微降低或者保留原工资；仍保留作协理事……象雪峰，大概仍将留在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还向丁玲表示：“他个人意见是，丁玲也可仍留在北京写作；过一段时间再把陈明从东北调回来。”
邵荃麟的这番话，是体现党的政策的。可是丁玲心里想：“他个人的这番好心，能够获得另外的权威人士的恩准吗？”她实在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1958年初，丁玲和陈明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没有客人来，没有酒，也没有花。“风暴总算是过去了，可是人还在风雨中飘零。受惊了的，撕碎了的心魂日夜不宁；人该从梦中惊醒，但好像还在没完没了的噩梦之中。”
春节刚过几天，陈明的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突然来了通知，通知对陈明的判决：因支持丁玲翻案，划为右派，撤销级别（文艺三级），保留厂籍，下放到黑龙江密山农场监督劳动；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待命出发。
陈明走后，家里显得十分冷清。在这寂寞的日子里，只有罗蓝经常来看望她，安慰她那颗受伤的心。建国初期，罗蓝去到四川工作，1957年年底调回北京。我延安时的同学、朋友苏绿野在东北工作，他出差北京，也去看望过她，然后写信给我，说母亲身体和精神尚好，要我放心。
母亲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想让这些奇怪的故事、陌生的风俗和难以理解的道德伦理观念，充塞她的摇摇欲坠的灵魂。然而，她仍旧是思绪万千：
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反抗，可以嘤嘤啜泣，可以长歌代哭……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象一只癞蛤蟆似地咕咕地叫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虚伪的声音。安徒生写过一篇童话，说一个公主被妖法制住了，变成一个癞蛤蟆，整天咕咕地叫，只有到夜晚，才能恢复她原来真真的样子，一个美丽的公主。我不是美丽的公主，但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是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能挂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咕咕地叫，说着不是我自己心里的话？我得承认我是“反党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毛主席的”。天啊！我的确没有反过，从来也没有反过。但有人咬定这样说，我就得跟着说，心里不愿，但嘴上得承认。我心里想我可以死，就是死我也不承认，但我却不能“顽抗到底”。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我只有相信党，我想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的。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到这一天。我虽然有过迷茫，但是我想来想去，许多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显现，许多亲切的声音在耳边回响。我不能相信，我们的党中央，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亿万人民中，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我坚决不能相信，创造过空前业绩的千万个党员和人民群众竟是那样盲目轻信，一定要把一个自己的战友说成是“反党分子”。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证明，人民要作出裁决。我应该不必羞惭，我应该无所畏惧，只能相信群众，相信自己，扫清迷茫，坚定不移地活下去，承担苦难，做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清明节那天，母亲独自一人去万安公墓凭吊我的外婆。外婆已经离开我们五年了。母亲深感外婆去世得太早，后悔对外婆的照顾不够。可是此时，站在外婆的墓碑前面，她心里却想着：“妈妈啊，母亲！你真死得是时候，如果现在你还活着，你将怎样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你再伟大，你决不能承认你的女儿是反党的。你再坚强，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分担我的痛苦，排解你的疑团。你的信赖被粉碎，你的感情被蹂躏。母亲啊，母亲！你看，现在我伫立在你的墓前，却想到你幸而早死。这是多么荒谬的逻辑。这是多么刻骨入髓的苦痛啊！”
陈明来信了，兴奋地告诉母亲，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到陈明所在的宝清县八五三农场看望从北京下放改造的一百多“右派”分子。陈明用最激动的感情向丁玲描述了这次会见，并告诉丁玲，王震向他问起了她。当陈明把丁玲也想去北大荒的想法告诉王震后，王震一口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王震的话，使丁玲感到温暖，她决心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她向作协党组提出去北大荒的要求，得到了党组的同意。
丁玲一直说，去北大荒是她自己主动提出要去的。这也是事实，是她提出后，组织上同意的。但是有些情况，她到死的时候，也未能知晓。
我在编辑《丁玲全集》的过程中，收集到丁玲1978年7月24日在嶂头村为申诉事写给王震副总理的信，随信附1978年7月24日致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信及写给中组部的报告。王震阅时作了若干批语。在丁玲致中组部报告中所述的：“在北京听候分配期间，我主动请示农垦部领导同志、作协党组同意，介绍到农垦部，由农垦部分配到合江农垦局汤原农场。”一段话中，王震在“我主动请示农垦部领导同志”旁边批曰：“我记得周扬同志先同我谈丁玲问题，可到农场考验、锻炼。”
由此可见，在丁玲提出要求之前，周扬就已同王震先谈了要把丁玲下放到农场去，之后，丁玲在不了解上述的情况下，向王震提出去农场的要求。如此看来，假如丁玲自己没有提出去农场的要求，其结果也必然按照周扬的意旨或决定将丁玲下放农场劳动改造。那么问题在于，周扬对丁玲这样的处置，动机是什么？它符合对第六类右派分子处理的政策规定吗？
行前，丁玲拿到一封介绍她到黑龙江农垦局的介绍信。对此，她这样写道：
我从作家协会拿到由中宣部署名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这一张窄纸条，几行字，使我又一次堕入五里雾中。那上边清清楚楚地写着：“撤消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那么，党组书记邵荃麟曾经说的，对我与冯雪峰的处理是一样的，降几级工资，可以留在北京工作；还在政协小组会上讨论过的，现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取消级别，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谁决定的？没有人向我解释。这种决定，这样处理，为什么事前没有一个人通知我，和我谈谈呢？我在党内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人对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无情，这样草率从事的。看来不知道是什么人，把党的政策当着儿戏，或者是压根儿从没有把党的政策、组织原则和纪律放在眼里。对冯雪峰的处理是开除党籍，降三级工资，仍然恩准留在北京工作。江丰呢，这样一位老党员，被划做美术界的大右派，也降了级而被留在北京。我呢，我不想留在北京，我自己要求去北大荒创作，可是“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看来，我比所有的右派都更罪大恶极！试问掌握我的命运大权的那些先生们，照你们用中宣部名义写的这封介绍信，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有条件从事创作，你们谁能批准哪个刊物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触犯你们的权威，按照常例支付给我稿费呢？我明白了，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只是要把我驱逐出党，赶出文艺界，而且还要趁此夺走我手中的笔，永远不让我再提笔写作。我去北大荒从事创造，便不给工资，我只能靠陈明每月二十八元钱生活。党的一贯政策是，战犯也给饭吃，关在牢里的死囚也给一碗饭吃嘛！这哪里是介绍我去北大荒体验生活，从事创作，而是要我去冰天雪地，靠体力劳动去挣饭吃。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我从二十三岁开始写作，我是一名作家，我究竟有多大力气从事体力劳动呢？更重要的是我拿着这样一纸中宣部名义出具的介绍信，基层单位的同志将如何看待我？我成了一个被摒弃在人民之外，不齿于人民的人！我心里为此很不安，很愤慨。我要去问他们，党规定的政策，你们就是这样执行的吗？我不相信这样的决定是通过了中央的。我是决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欺上瞒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
但是，定下心来想了之后，丁玲明白，即使去问，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决定就带着这封介绍信下去胼手胝足，卧薪尝胆，与人民在一起。
后来，在佳木斯的合江农垦局里，参加过长征的政治部主任看了这封介绍信，问：“怎么不给工资，那你吃什么？”政治部主任说：“不能这么办，这不符合政策。我要问问。”但是，他是问不出什么结果的。事实也是如此。
这样的介绍信，这样置党的政策于不顾的处理，无非是在政治上把丁玲打倒后，还要在生活上置她于死地。
6月末，丁玲前往密山，农垦部王震部长要在那里见她。
丁玲与王震相识于1936年12月初，她清楚地记得她与王震初次见面的情景：
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从保安到了定边的绍沟沿，前方的指挥员都集中在这里，研究怎样同胡宗南打最后一仗。我在这里见到萧克，见到陈赓，后来又有一个穿狐皮领子大衣的军人走进窑洞，用湖南腔大声嚷道：“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在哪里呀？”当时，我很惭愧，没有说话。他似乎是在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是吗？”他又转向别的同志，然后高声笑着，走出去了。别人告诉我，他就是王震。
丁玲还记得1954年的一次见面：
1954年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散会时，我挤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惊诧了，而且脸红了。我没有想到象他那样的武将，政务繁忙，会有时间读我的？而且还那么直截了当来了一个评价。我仓促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对他笑了笑。
丁玲在局长办公室里等待与王震的见面。她心里有些不安。她现在是一个要在王震治下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人，王震会怎样对待她，而她又将以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情来同他谈话呢？不一会儿，王震进来了，自己坐下，也招呼丁玲坐下。王震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丁玲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丁玲永远记得，而且认为对她很有好处。王震接着说：“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最后，王震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八五三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较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这种时候，对丁玲这样处境的人，肯伸出手来相助者是很少的，很难得的。丁玲始终对王震抱有感激之情。
过了几天，陈明来到密山。7月2日，他们便一同乘火车前往佳木斯。三天后，就又乘火车抵达了汤原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