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还在西安时，就有把外婆和我们都接往延安的想法。她见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时候，将这个考虑告诉了周副主席，向他请示。周恩来说：“孩子接来好，可以受教育。但延安非久安之地，万一局势变动，孩子是自己的，怎么也可以说得过去，对老人家就难说了。”母亲认为周恩来的话是有道理的。外婆这年六十岁，又是一个“解放脚”，若发生战事，如何行动？于是母亲写信给外婆，要我的四表舅余肃臣（到延安后改名伍陵）把我和祖慧送往延安，让他去“抗大”学习，并告已经组织同意，嘱去武汉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1938年9月中旬，四表舅经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驻西安办事处把我们带到延安，我去了延安保小，祖慧去了延安保育院。四表舅去了抗大。
西战团在延安休整几个月后于11月离开延安开赴晋察冀边区。丁玲留在了延安，但仍是西战团的主任，该职务直到1941年才免去，因她已不可能再去西战团任职。
至于西战团为何去了晋察冀边区，她为何留在了延安，母亲曾同我讲过缘由。她说：“因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彭真从晋察冀边区回延安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他特地来找我，很热情地希望我把西战团带到晋察冀边区去。本来西战团是要回归建制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我见彭真这么热情，也就表示了同意，向他说：只要上级同意，我没有意见。后经上级批准，西战团就去了晋察冀边区。西战团去了晋察冀，彭真很高兴，我没有去，他有些失望。”
至于母亲怎么会留在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她对我讲：“1938年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大约是九、十月间吧，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对我说：‘丁玲呀！你应该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于是我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进马列学院学习。也就在我进马列学院的同时，延安被轰炸，紧急疏散，西战团去了晋察冀。之后，我见到毛主席，告诉他我已入马列学院。毛主席却问道：‘你怎么没有跟你那个团走？’我说：‘不是你要我学习马列主义吗？’毛主席听后‘哦’了一声。我当时心里想：他怎么忘记他向我讲的话啦！是事情太多了，还是年纪大了？后来我仔细地想，是自己没有很好理解毛主席的话的意思，毛主席是指出我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应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可没有说必须进学校啊！一边工作，一边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也是可以的嘛。”
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4月，院长是张闻天。马列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是比较有文化，也有一些革命经历，但资历在当时来说还不算长的青年知识分子。与母亲同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还有几个高级干部：徐海东、刘澜波、聂鹤亭、谭余保。学院对丁玲和他们几位在住房上有点儿照顾，一人一间，除此之外，似乎别的就没有什么了。学院在延安北门外，兰家坪靠城里方向。因为有过一段同学经历，所以丁玲后来和徐海东、刘澜波、聂鹤亭、谭余保之间都有一些交往。
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四五十架飞机把延安城炸成一片废墟。许多延安的机关、学校都进行疏散，我们保小疏散到延安以北安塞县的白家坪。白家坪在安塞县城以北二十华里，离延安县城七十华里。
1939年3月间的一天，边区妇联派人把我接到安塞县城以北大约十里，离我们学校也大约十里的一个叫李家湾的村庄。当时边区妇联疏散在这个村子里。在这里我见到母亲，她住在边区妇联负责人杨芝芳（陕北的老革命，高岗前妻）处。原来是母亲听说祖慧患病，就赶来看她。从这个李家湾进一条小山沟，走上两三里路就到祖慧的保育院了。祖慧患的是眼疾，两个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线了。母亲在来接我的前一天，已去看过一次祖慧，我到李家湾的第二天上午，母亲同我又去看了一次。下午，杨芝芳派人把我送回学校。母亲在我走后又住了一夜，就回延安去了。
许多年以后，母亲向我忆起她这次安塞之行。她说，走的前一天，毛主席派人给她送来一封信，请她第二天去吃饭。同时请的还有徐海东和谭余保。她心里明白这是他为与江青结婚请客，但是她没有去。因为她获知祖慧生病急于去看她，刚好向学院总务科借了一匹马，而借马很不容易。所以就想从安塞回来后，再去看他们。母亲原来有一匹马，留在前方了。母亲说：“从安塞回来我就去看毛主席，我感到主席神情不太自在，待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亲热，我意识到他误解我了，我未赴宴，被认为是对他婚事的态度。”她说：“当时，一些人，主要是一些上层人物，和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持不赞成态度。我不了解江青，实在是既说不上赞成，也说不上反对。”她说：“这也是我不会做人，考虑不周到，只要脑子多转一下，孰轻？孰重？安塞是可以晚几天去的。”
母亲还同我聊起她初识江青时的一些事。她说她第一次见江青是西战团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江青来到西战团，向她自我介绍叫江青，是来转达毛主席的通知，要她到毛主席那里去。母亲说，江青做出一副毛主席身边“通讯员”的样子，很是自得。
母亲告诉我：她还在马列学院的时候，有一次去毛主席那里，吃过晚饭后，她打算告辞回学校，但是江青一定要留她在那里住一夜。江青说她有许多心里话想和她说，结果两人一直谈到夜深。江青主要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讲她同毛主席结婚不被人理解，她很孤独，没有人理她。江青说：“我现在只有一个‘群众’。”所谓这一个“群众”，就是指毛主席。母亲说：“听她说了这许多心里话，说实话，我心里也还是有点同情她，一个女人嘛。我也想，她在继续争取‘群众’，现在是争取我这个‘群众’。其实，1937年在延安时，我和贺子珍，还有康克清相处都还是不错的，可是现在情况已是如此。所以，我更多的是想到毛主席，既然婚姻已是事实，如果还老是有人不赞成，这会使毛主席苦恼，影响他的心情，而毛主席是要考虑党国大事的。”
那时的江青，还远远没有成气候，地位比丁玲低。
1939年10月，丁玲调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副主任。这个协会是继1936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之后于1937年11月14日在延安成立的，起初名“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随着“特区”更名为“边区”，相应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艾思奇为主任，柯仲平为副主任，丁玲调去后也是副主任。
1939年冬，决定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基础上成立“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去后主要的就是做这方面的筹备工作。
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举行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历时九天，出席知名文化人个人代表一百二十三名，文化团体一百零七个，代表二百七十四人，总计出席四百余人。
党中央对边区文化协会的成立十分重视，毛泽东、张闻天出席会议，讲演并且作为执行委员参加到协会中来。
吴玉章致开幕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报告。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大会发言中，艾思奇报告了抗战以来边区文化运动、周扬报告了边区教育工作，吴玉章讲了新文字问题，萧三讲了中苏文化关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讲了部队教育工作，《新中华报》总编辑李初梨讲了边区新闻事业，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讲了边区工业建设，杨松讲了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丁玲讲了文化大众化问题等等。
大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协会简章。选出毛泽东、张闻天等八十九人为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属于中央首长的，还有王明、罗迈（李维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等；属于文艺方面的有周扬、萧三、丁玲、柯仲平、成仿吾、沙可夫、冼星海等；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有王学文、陈伯达、吴亮平、杨松、李初梨、艾思奇、范文澜、刘芝明、曹葆华等；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有陈康白、李强、沈鸿、傅连暲、董纯才、屈伯传、马海德等；属于青委、妇委的有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张琴秋、孟庆树等；属于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有李卓然、赵毅敏、曾涌泉、徐以新等；部队方面有许光达、萧向荣等。
大会选举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
《新中华报》为边区文化协会的召开两次发表社论，写道：“在每一次革命运动中，文化运动都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替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有力的准备。在今日的民族解放事业中，文化运动是一条重要的战线”，“边区文化界当前的任务是更进一步的倡导代表大众利益的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创造出真正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来！边区文化协会及文化界应成为全国的模范，对全国起推动的核心作用”。
从协会的宗旨、任务及执行委员会的组成，委员所代表的各个方面来看，这个边区文化协会是不仅仅包括文艺界，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界在内的文化协会，或者说是一个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文化团体。
因吴玉章、艾思奇都不驻会，丁玲主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边区文协”）的日常工作。
关于丁玲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工作情况，她这样回忆：
一九四〇年春天，举行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协代表大会，新选的主任是吴玉章同志，艾思奇和我任副主任，艾仍是中宣部文委负责人之一。会后就热闹起来了，机关里人增加了，萧三从鲁艺搬来，高阳也从鲁艺搬来，刘白羽从前方回来了，萧军和舒群一同从重庆也来了，舒群应鲁迅艺术学院邀请去了鲁艺。我曾建议最好萧军也一同去鲁艺，但有关方面没有同意，便留在文协了。当时在我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重庆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萧军、舒群建议成立这个协会的延安分会。中宣部洛甫同志同意后便成立了，这就是通常说的文抗，它的理事人选包括了文协和鲁艺的许多人。开始的文抗实际只是一个名义，后来萧军提议文抗出版《文艺月报》，是经过洛甫同志批准的。我曾向周扬同志提议，把这个月报的编辑部设在鲁艺，由荒煤、萧军、舒群编辑，周扬同志领导。但周扬同志不同意。结果由萧军、舒群和我编，这样舒群才又从鲁艺搬到文抗，而《文艺月报》的担子便自然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月报的头两期是三人合编的，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有一点不同意见，我却常常处于少数。因此在编第三期时，我就表示要退出编委。我特意向洛甫同志申诉了工作中的困难和渴望写作的心愿，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底或三月初就离开文协，到川口农村体验生活，并在这里写短篇《夜》。我离开《文艺月报》的编辑工作后，和它再没有工作联系；萧军、舒群分别编过几期，可能还有别的同志参加意见，我就不太清楚了。这时文协人更多了，草明、白朗，还有于黑丁、曾克等先后从大后方到来；鲁黎、伊明、林默涵、魏伯等大约都到了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艾青、罗烽、张仃、厂民、逯菲，还有早一些的欧阳山，都是我在川口乡下时到延安的，文协的事这时就全部是艾思奇同志管了。
一九四一年四月底，中宣部把我从乡下叫回来，因为《解放日报》创刊，调我负责编辑文艺栏。于是我搬到了清凉山《解放日报》社。这年五月间，有一次文协开会，事先通知了我，但我因为要发稿没有去成。傍晚在清凉山下遇到从文协开会回来的周扬同志，他下马同我谈了一下情况，说他到文协参加了文抗理事的选举，原来文委的意思是准备让欧阳山负责，但很多人不同意，选举的结果是七个主席，轮流负责。据我记忆这七个人是刘白羽、艾青、萧军、舒群、白朗、罗烽、于黑丁；于黑丁兼秘书长。从这时起，文协的人员没有什么变动，但名称则只称文抗了。
有些文章引用我母亲的这段回忆，但她的这段回忆有些地方不准确，也是不全面的，对此，我作些补充和修正：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成立的确源于其总会的成立，但早于萧军、舒群来延安，也并非源于他们的提出。
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举行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有居正、陈立夫、方治、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威尔斯、史沫特莱等，大会主席团成员为邵力子、叶楚伧、冯玉祥、张道藩、陈铭枢、陈西滢、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叶圣陶、朱自清、田汉、盛成、胡风等十五人。这个成立大会，从名誉主席团与主席团成员来看，名流济济，且有重要官员参加，会议声势浩大。丁玲虽然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这时正率领西战团在西安活动，无法与会，便发去贺电。
母亲曾和我谈起这个协会，她说协会是由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文化官员，共产党方面的文化人、文化官员（如郭沫若）和进步文化人三方面人士组成，所以有团结有斗争。这个协会不设会长（主席、主任）也是斗争的结果。因为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如设会长（主席、主任），势必会由张道藩出任，所以就提出不设会长，而是设几个部，由各部负责人集体负责，其中总务部负责会务，尤为重要，于是就推举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面的老舍出任负责。
因应其总会的成立，在延安也于1938年9月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选举成仿吾、周扬、萧三、丁玲、艾思奇、柯仲平、沙可夫等为理事。简称“延安文抗”。但它“只是一个名义”，需要时以这个名义开开会，发发宣言、声明，它并非实体机构。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边区文协”）成立后，“延安文抗”也于1940年1月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选出理事，并进一步选举丁玲、萧三、周扬、周文、曹葆华五人为常务理事。依照总会的模式，不设会长或主席、主任，由常务理事会互推周文担任总务部，丁玲担任组织部，萧三担任出版部，周扬担任研究部的工作。“边区文协”是实体机构，实行的是“一长负责制”，“延安文抗”为边区文协团体会员之一，仍是非实体机构，实行的是“集体负责制”。
那时的“边区文协”机关，除文艺人士外还有哲学、新闻、新文字等方面的人士，但后来这些人都先后离去，只剩文艺人士了；在人员上，从“文化”逐步变成只有“文艺”了。
母亲同我说过1941年5月间她在清凉山下遇到周扬谈话之事，她这时已在《解放日报》工作。她说，周扬谈了“文抗”选举的情况，也就是“原来文委的意思是准备让欧阳山负责，但很多人不同意，选举的结果是七个主席，轮流负责”。之后还感慨地向她说了一句：“你不行，我不行，他也不行。”这句话母亲没有写入她那段回忆，但确是同我说过。他，就是指欧阳山，言下之意，文抗那一摊子不是怎么好搞的。从周扬向丁玲说这样的话看来，还看不出那时周、丁之间有多么大的嫌隙，周扬可能也还没有如1979年那样，把丁玲晋封为“文抗”派的头头。
不过，相互也会有些看法。丁玲那时就觉得周扬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有宗派思想。母亲向我谈起，萧军、舒群一同来到延安，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周扬去看舒群，并且把舒群要到了鲁艺。母亲同周扬说，她觉得这样不好，建议萧军也一同去鲁艺，但周扬不表态，也就是没有同意。母亲说，周扬是在以“两个口号”划线，1936年时两个口号之争，一个是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个是周扬等的“国防文学”，萧军是赞同鲁迅的，而舒群是两者都赞成。母亲在她的上述回忆文字里没有写明，但她向我说过这些话。这些话，1977年说过，1979年看到周扬把她晋封为“文抗”派头头的那篇答赵浩生的文章后也说过。
就在周扬与丁玲在清凉山下谈会议情况之后不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于1941年7月1日发表了一则启事：“本会自7月1日起改为独立工作团体，接收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原有杨家岭会址、财产及一部分有关文艺工作，正式启用印章，开始办公。”正如丁玲所说：“从这时起，文协的人员没有什么变动，但名称则只称文抗了。”此时，边区文化协会的正、副主任均已不在协会机关。
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何‘边区文协’逐步被‘延安文抗’取代了？”她答：“除了人员变动之外，一些作家喜欢重庆总会那种集体负责的方式。总会与分会的领导方式都是集体负责，但主张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总会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的人当主任或者会长，是斗争的结果，而延安这个分会，起初是简单地照搬总会模式，反正只是个名义而非实体机构，后来则主要是出于文人习气。所以，我这个主持日常工作的文协副主任很难当呀！更何谈‘文抗’派以我为首？事实上我那时也不在‘文抗’而是在《解放日报》社。文协与鲁艺还是有点不同，鲁艺那边，院长就是院长，系主任就是系主任，教员就是教员，学生就是学生，层次分明，职位明确，一级就是一级；文抗这边，都是驻会作家。中国文人的习气：你的文章就写的比我好？才不见得呢。谁服谁？难以形成中心。
1940年初，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学习的原西战团团员罗蓝告诉丁玲一个她听到的关于丁玲的传闻：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在一次党校的大会上向学生们说，丁玲要是想到党校来，党校不会要她，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康生的话，是一年多前说的，丁玲刚进马列学院不久。那时中央党校开大会，有党校的学生在会上问，丁玲是不是要来党校学习，于是康生在大会上说了这番话。而丁玲竟在一年多之后才知道。
罗蓝是最早的西战团团员，进团时十六岁，她一生都以对待自己母亲那样的感情对待丁玲。丁玲晚年时还称罗蓝：“是一个安琪儿，有一颗赤子之心。”
丁玲听了非常气愤，她认为自己在南京的情况，自进苏区之后，在许多场合下都坦然地讲了，没有人如康生这么说过。气愤之下，她去找毛主席，谈着谈着委屈地哭了起来，她向毛主席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为什么不负责任地在群众中散布。”毛泽东劝她不要激动，要冷静对待。他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要做组织结论，你要去找陈云同志（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并且还向丁玲介绍说，陈云同志是一个很老的同志，一个很好的同志。于是丁玲给陈云写信，要求组织对自己那段历史作出结论。陈云同志约丁玲去谈话，两次谈话都因为丁玲感到委屈激动得哭了起来而未能谈下去。陈云便委托任弼时同志做这件事。丁玲以前就感到任弼时同志待人亲切、随和，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这次谈话也是这样，他问得很多，丁玲也什么都说，谈得很仔细。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他是以审查的目的同你谈话，但是使你不感觉到他是在审查你，有被审查的心理上的压力。后来，陈云同志通知丁玲去他那里，他把写好的结论给丁玲看，说这是他、任弼时、李富春三个人讨论后作出的。结论为：“因对丁玲同志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云并告丁玲说，最后一句是毛主席加上去的。
这个结论由陈云、李富春（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亲笔签名，日期为1940年10月4日。陈云把一份结论书给丁玲，说：“这份你自己保存”。丁玲非常感激，也如释重负。
母亲向我说，结论作出后，一次，她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向她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母亲说：“我心里明白，毛主席是要我去缓和一下同康生之间紧张的关系，是在教我做人，可是我这个人任性，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而且我平时也看不惯康生那头戴猎人帽，身穿夹克，脚蹬长筒马靴，手提马鞭的那副假洋鬼子的样子，所以没有去。”这段话母亲同我说过不止一次。
1941年4月底，负责中央宣传部的张闻天把丁玲从川口乡下叫回来，决定她担任即将创刊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
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在《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的基础上建立，于1941年5月16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编辑出版的大型日报，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担任社长。
《解放日报》文艺栏是第一个党报的文艺副刊，担负着面向各抗日根据地，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任务，它是延安发表文艺作品的主要阵地。它的发刊，是1941年延安文艺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当时在延安，虽说也有几个文艺刊物，但都发行量很少，其传播范围，多半只在文艺界内。丁玲深感党对她的信任与责任重大，决心努力地做好这项工作。
《解放日报》创刊之初三个月，只有两版，文艺栏每次发稿三千字，之后，报纸改为四版后，文艺栏每次发稿六千字，占第四版半个版面，每月发稿约二十次。
关于文艺栏的编辑方针，博古认为，文艺栏是党报的一部分，“报纸的文章、消息，都要与中央息息相关，呼吸相通，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步调一致，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力武器，成为党的真正喉舌”。
丁玲回忆：“博古同志主持报社，给我的印象是极为审慎的。总编辑杨松同志也很负责。文艺栏发表的稿件，几乎每篇都经他们过目。博古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栏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搞《轻骑队》。”
那时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原名大砭沟）口有一个大墙报，叫作《轻骑队》，是由驻在文化沟里的中央青委机关的一些工作同志编的。他们还把每期墙报油印若干份，分送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领导人，让这些人在窑洞里也能看到墙报。《轻骑队》登的文章，短小精悍，对延安生活有所批评与针砭。《轻骑队》1941年4月创刊，存在约一年时间，后来，这个墙报就没有了。1942年4月23日，《轻骑队》的编委会就编辑方针和实践在《解放日报》上作了自我批评，检讨“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能坚持以照顾全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精神来进行批评，因而我们的批评就往往成为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不但不能达到我们积极的巩固的团结的初衷，而且实际上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有时还产生了涣散的恶果”。
对此，丁玲回忆：“因为博古同志曾一再强调我们不搞《轻骑队》，所以《文艺》栏在开始一段就只登、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得少。即使有个别论文、、诗歌，引起读者一些意见，我们一般都不答复，也不发展争论。所以初期的文艺栏还是风平浪静的。”
关于文艺栏的任务，丁玲在1942年3月12日文艺栏《百期特刊》第二期《编者的话》中归纳为：“文艺栏担负着这几层重任：1.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2.尽量提拔、培养新作家；3.反映边区与各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战斗；4.提高边区文艺水平。”
文艺栏内容十分丰富，有、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杂文以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此外还以一定篇幅刊载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文章。
丁玲主编的文艺栏所发表的、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都较好地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事迹和边区的生活。这些作品，尤其是创作，不仅数量较多，质量也较好，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因为这些作家或是去过前方，或是深入到边区农村、工厂，都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文艺栏发表的作品中，有不少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报刊所转载，更有翻译到国外去的。全国解放以后，许多作品选集都选了这些作家当年在文艺栏发表的作品。
文艺栏也重视文艺评论，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艺评论的文章。文艺栏编者思想解放，旗帜鲜明，组织和引导文艺工作者对文艺与生活、作家的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以及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等文艺理论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各种不同观点和见解的文章，都能一视同仁地得以发表，体现了学术讨论的空气比较自由、民主。
文艺栏还发表了不少翻译和评价外国文艺的作品。1941年6月爆发了苏德战争，因此文艺栏较多地发表苏联卫国战争的报告文学。同时也发表了一些介绍与研究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作品。
文艺栏为纪念屈原，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和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都出版了特刊。发表了纪念文章和在纪念会上的发言。
丁玲在文艺栏这个阵地上广泛团结已成名的作家和青年作者，她说：“对于住在文抗和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门户之见。对于一般来稿，更是这样。因为鲁艺文学系的学生多，我们又希望多发表一些年轻人的作品，所以文艺栏上发表鲁艺的来稿较多。”
丁玲在稿件的取舍上，只就作品论作品，而不看作家名气的大小，也不看作家与她自己关系的亲疏。所以，文艺栏得到了许多作家、艺术家的支持。经常为文艺栏撰稿的有欧阳山、艾青、刘白羽、田间、白朗、何其芳、荒煤、雪苇、曹葆华、立波、柳青、李又然、雷加、吴奚如、庄启栋、柯仲平、周扬、马加、严文井、罗烽、胡蛮、吴伯箫、力群、草明、萧军、张庚、陈企霞、李初梨、魏东明、江丰、舒群、陈学昭、厂民等。作者阵容强大。
丁玲十分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在她主编文艺栏十个半月中，出现了三十几个作家是新人。他们或者是来延安以前没有发表过作品，或是发表作品很少，在文艺栏上发表了作品方才引起人们注意的。如：灼石（方俊夫）、葛洛、邢立斌、叶克、温馨（孔厥）、余平若、鸿迅（朱寨）、洪流、肖平、韦君宜、钟静（章炼烽）、贺敬之、黄钢、黄既（黄树则）、肖涵（林兰）、杨思仲（陈涌）、岳瑟等。其中大多数后来都成为名作家。
在她主编文艺栏十个半月中，《文艺》共出版一百〇一期，发稿约一百万字。这在那时全国报纸的文艺阵地中，是绝无仅有的。成绩是十分显著的。该刊为反映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和斗争，培养文艺队伍的新生力量，提高解放区的文艺水平、繁荣和发展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文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文艺栏只有陈企霞、刘雪苇、黎辛等几位编辑，承担的任务却是这样地繁重。丁玲亲自组稿，经常踽踽独行，登门拜访，出去一趟，二三十里路，还得抓紧时间，免得在外单位吃客饭，怕给主人增加麻烦。
丁玲是党报文艺副刊的创始人，也是党报文艺副刊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
194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我回家住了一个月，目睹了母亲的忙碌。她一早就去办公的窑洞，晚上还要看稿子到深夜，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和我在一起。别的假期我回来时，她不像这次这么忙。那时母亲住在一块大岩石下搭成的一间房子里，一半在岩石下，一半是搭出的。1999年，我回延安去，到《解放日报》社社址的清凉山，那块岩石还依旧屹立在那儿，搭出的部分自然已荡然无存。
自进入陕北苏区以来，丁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无论说是一个“武将军”，或是作为一个普通战士，丁玲都热情地、积极地、全身心地、脚踏实地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和抗日斗争中，从而从实践中深化了对她所处时代的认识。由此，她的作品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无论就丁玲个人的创作道路，还是解放区的文艺运动，都具有重大意义。
丁玲自离开西战团留在延安至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的这三年半的时间里，共创作了《压碎的心》《县长家庭》《东村事件》《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后改为《新的信念》）《秋收的一天》《入伍》《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后改为《在医院中》）等短篇。
如果说在这个时期，丁玲在创造中“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把它们反映在作品中，那么在她的杂文里，就更为明确地表述她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观点了。在这个时期，丁玲写了大约十多篇杂文、短论。
她1940年写的《作家与大众》，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论。她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文艺思想，与两年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为后人评论较多的是她于1941年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时所写的《我们需要杂文》，因为它在1957年之后曾被批判。
丁玲后来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当时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议论，说文艺栏太死板，太持重，太缺乏时代感了，看它好像是在看旧杂志。因此在第一百期的编者的话中我说过：‘文艺栏及改版后初期的《文艺》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长的缺点……于是在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在去年十月中就号召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更尽量登载有关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作品，把所占成分减少很多……’此后，报上逐渐出现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非作家写的一些杂文，如田家英、林默涵、羊耳（许立群）等。开始他们的短文是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于是这样的话又传来了：‘你们的子弹打得太远，不知别人读到没有！石沉大海，不起作用……’这样才有几篇捎带一点批评延安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也没有多少反响，好像轻微的刺激是可以忍受的，而且谁也不曾向今天那样去对号入座。所以仍是平安无事。”
因此，1941年10月，在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之际，丁玲推出了《我们需要杂文》，其中写道：
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自由都没有，而我们却只会说：“中国是统一战线的时代呀！”我们不懂得在批评中建立巩固的统一，于是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
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
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的怯弱。
这篇文章在指出“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的同时，在杂文的对象上，区分了国统区和解放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国统区和国民党，在第一段话中，意思是写得十分明了的；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应当暴露，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要斗争；同时，她也批评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在统一战线上的右倾错误。她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适逢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前，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政策。
至于后两段话，其中的“督促”“监视”，也就是群众监督和当今所说的文学“干预生活”的意思。她是有胆识的，提出以文学为武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铲除即使在抗日根据地这样进步的地方也仍存在着的封建意识。而她的出发点则是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她也估计到了这样做的困难，她说：“凡是一桩事一个意见未被很多人明了之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着的一定是非难。只要不怕非难，坚持下去的才会胜利。鲁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作为继承鲁迅的精神，她认为：“今天我们以为最好学习他的坚定的永远的面向着真理：为真理敢说，不怕一切。”
这么一篇既有文学家的良心，又有共产党员的党性，既区分国统区与解放区，在党内路线是非上具有正确立场的文章，1957年后竟被加以歪曲为提倡“暴露黑暗”之作。
丁玲后来回忆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工作期间，曾为发表某些文章而紧张过。那就是1941年7月24日发表的严文井的《一个钉子》，10月13日发表的鸿迅（即朱寨）的《厂长追猪去了》和12月15、16两日连载的马加的《间隔》。所谓“紧张过”，不过是听到一点儿反映而已，博古还对《厂长追猪去了》颇为欣赏地说：“这是左琴科笔法。”
真正引起紧张的还是文艺栏1942年3月9日第九十八期登载她的《三八节有感》和3月13日第一百〇二期、3月26日第一百〇六期登载的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
丁玲后来回忆她写《三八节有感》的地点和离开《解放日报》社的原因与时间，她写道：“写《三八节有感》一文时，我已经搬到了文抗。因为1939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就想以陕北革命为题材写一本。为此我曾找过张秀山等陕北的老同志。但那时陕北革命中有些重大历史问题尚未作出结论，有些事不便细谈。后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开过高干会，弄清了历史，我写这本书的念头又活动起来了。我找了高岗，他表示很欢迎，建议我先到绥德走走，我的心更动了。我怕博古不放我，我便先找凯丰同志，他同意了，我又去找中组部，中组部也同意下调令，我这时才敢告诉博古同志，并且以治疗关节炎为由，暂住的客人身份很快搬到文抗，借住在罗烽同志的母亲的窑洞里。随后舒群同志搬到《解放日报》社接替我的工作，我就搬进了他住过的窑洞，《三八节有感》便是在这里写的。”
她说的治病的理由也是真实的，“文抗”离中央医院近，搬去后，有一个医生常来给她按摩理疗。
丁玲在回忆中又说：“三月初我便搬到了文抗。”
她显然把她搬到文抗的时间记错或是写错了，错了一个月，不是3月初，而是2月初。我可以肯定地这样说，因为我在其中。纠正这个错误，可能对澄清关于发表《野百合花》的责任这一历史问题有点儿意义，尽管王实味的冤案已经平反。
保小寒假、暑假各放假一个月。寒假是1月底开始放，3月1日开学。1月29号、30号家长就都派人来接自己的孩子了，我也就在那两天回到了延安，回到了《解放日报》社我母亲那里。我清楚地记得，我在《解放日报》只住了三天。第四天上午，“文抗”的秘书长于黑丁带一个饲养员，牵一匹骡子，就把我们接到兰家坪文抗去了。我推算，母亲搬到文抗的日期应是2月1日至3日之间。
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还有一个小插曲。我这次回来，母亲已经不住原来岩石下的那间房子了。山上新挖了一排四五孔窑洞，母亲搬去住了一孔，隔壁仍是杨松，博古住了两孔。新窑洞朝南，粉刷得洁白，窑洞里很明亮，我见了满高兴的。可是半夜里出了问题，老鼠，不是一般的老鼠，而是一尺长的很大的老鼠，两次跳上床来，竟爬到枕头上，把我从睡梦中弄醒，吓得我两次都大叫起来，一夜都没睡好。我不怕狗，农村家家都养狗，狗吠的时候，不理它，若是追着吠，吠急了，就找木棍、捡石头回击它，但我怕老鼠，那小动物，软绵绵的，顶肉麻，令人嫌恶。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和我一起找老鼠洞，用石头把洞塞住了。往后的三夜，我仍心有余悸，睡不踏实。所以当于黑丁来接我们的时候，我心里暗自高兴，总算可以换个地方了。20世纪90年代初，同黎辛说起那时的事，我还惦记着那孔窑洞，便问他，舒群去报社后是否住我母亲住的那孔窑洞，他说不是，另给他安排了窑洞，你母亲住的那孔窑洞空了些日子，后来陆定一去报社，就住你母亲住过的那孔窑洞。
去到“文抗”，母亲和我借住在罗烽、白朗家。他们家有两孔窑洞，她家的两个孩子原来和他们祖母住一孔，我们去后两个孩子就搬去隔壁的一孔与他们的母亲白朗一起住，母亲和我就同罗烽的母亲同住一孔窑洞。罗烽在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当秘书长，机关在南门外，他平日就住在那边，只有星期六才回来。那年的春节就是在罗峰、白朗家过的。除夕（2月14日）夜，颇为热闹，舒群、刘白羽也来了，他们陪罗老太太打麻将，直到深夜。刘白羽不打牌时就教我唱京戏。他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板眼一句一句的教我唱《四郎探母》：“杨延辉坐宫院……”我喜欢看京戏，但不善唱，跟他学了一阵子，学会了一段，因为后来不唱，也仍旧不会唱了。我们在那里住了大约二十来天，舒群搬去《解放日报》，我们就搬进舒群原来住的窑洞。刚搬进去时，我和母亲还忙活了一阵布置房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布置的，行李很少，桌椅也是现成的，主要是要找两个凳子，搭上一块木板，拼在母亲的床旁边。这样，两个人方才睡得下。可是勤务员找来的几块原材木板都是弯弯曲曲的，拼上去缝隙好大，最后只好挑一块稍好的凑合了事，反正也没有几晚好住。我又住了大约四五天，就在学校开学前回学校去了。这是一排四孔窑洞，朝南，从朝向上说，是文抗最好的几孔窑洞，母亲住靠沟里方向的一孔，罗烽家的两孔靠沟外，当中一孔住的谁，我已记不清了。
1942年3月12日《解放日报·文艺》第一百〇一期上，丁玲发表了《编者的话》：
最近我大约要离开报馆，工作不久就告一结束，但不管我离开多远，我是不会和《文艺》无关的，也许我会更多的同《文艺》写稿。只要我有空的话，有什么文章和问题需要垂询时，仍可寄给我。我暂住文抗。投寄稿件则请径寄文艺栏收。三月十日。
至此，丁玲于3月10日正式公告她结束了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主编工作。
紧接着，3月13日，《文艺》第一百〇二期，舒群发表《为编者写的》，宣布他“上台”，继任主编。通常发表“离去”与“上台”的声明应是在工作交接完成之后。
同期，即3月13日《文艺》一百〇二期发表《野百合花》（前半部）。
之后，3月26日，《文艺》第一百〇六期，续载《野百合花》（后半部）。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的《野百合花》被当作反党文章受到严厉批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实味的问题由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因历史上与几位托派分子的关系，他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还牵连几个同志，打成一个“反党集团”。现在早已真相大白，为一冤案。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正式发出了《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其中称：“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野百合花》不是丁玲组稿组来的，而是王实味自己送来的。丁玲与王实味毫无交往，而且在丁玲眼里王实味还算不上是作家。王实味送稿子（应是《野百合花》上部）给丁玲，我却是记得的。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来了一个中年人，与他到来差不多的同时，勤务员打来了早饭，这样，他同我母亲说了五六分钟或七八分钟话后就留下稿子走了。我因为等在一旁，等他走了方好和母亲一起吃饭，所以就顺便地问母亲：“这个人是谁？”母亲回答：“他叫王实味，中央研究院的。”中央研究院与“文抗”很近，都在兰家坪，当中只隔着一个托儿所，最多十分钟就走到了。本来这样的事不一定会留在记忆里，但因为过不了多久，王实味这个名字，在全边区的机关、学校里几乎无人不知，回过头来想到那天早晨的情景，也就把这件事记住了。
在批判《野百合花》的声浪中，丁玲在1942年6月13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的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作了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在发言中，丁玲承担了发表《野百合花》的全部责任，她说：“《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
几十年过去了，王实味也平反昭雪了。但是作为对一个历史问题的探讨，我认为，发表《野百合花》的责任并不全在丁玲。她只对第一次发表的上半部分负有责任，而对第二次发表的下半部分完全没有责任。
从丁玲的“离去”，与舒群的“上台”两则启事看，自3月10日起，丁玲已不再是主编，舒群已正式继任主编并身在报社。之前一段时间只是交接工作阶段。该文前半部分发表于3月13日，与丁玲有一定关系。如果说是在交接过程中因继任主编尊重前任主编的意见而发表了，从而要由丁玲负全责，似乎也可以说得过去。后半部分发表于3月23日，其时，丁玲早已不负主编之责了。
那时任文艺栏编辑的黎辛对当时的情况有所回忆：
《野百合花》（注：上半部）发表以后，第一个向文艺栏提意见的是社长博古（秦邦宪）。见报的次日（注：3月14日）上午，博古来到编辑室，问陈企霞：“王实味是哪里的？”企霞说：“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博古又问：“他写的《野百合花》是怎么来的？”企霞说：“是从丁玲那儿拿来的。丁玲现在住在文抗，是她先看过，认为可以用，交我带回来发表的。”博古说：“这稿子还没有写完？”企霞说：“听说他还要写下去。”博古说：“以后不要发表了。”企霞说：“为什么？”博古不答，转身出去了。
3月23日，第二次发表《野百合花》，24日上午上班不久，博古就来了，仍是站在企霞旁边，弯下腰，问企霞：“怎么又发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说：“是第二次从丁玲那里拿回来的。”博古说：“我不是说过不发了么？”
这里，重要的是，博古于3月14日上午已明确指示“以后不要发表了”。那么，新任主编与亲耳听到博古这一指示的编辑们就应该执行博古的指示，不再发表，可是却没有按照博古的指示办，仍然于3月23日继续发表了《野百合花》（后半部）。那么这责任在谁？所以，对于发表《野百合花》后半部，丁玲应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至于丁玲是否在稿子上签署了“可用”已不重要，因为即使她签署了“可用”，也被博古的指示所否定而无效。
尽管发表《野百合花》不完全是丁玲的责任，但她因对发表王实味的这篇文章有过肯定的意见，她没有推诿责任，并且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从立场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这种精神和品格都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丁玲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她，在《野百合花》前半部发表的第二天，博古就对其下半部有“不要再发表了”的指示。母亲生前，好多次同我说到过《野百合花》，她从未说到还有博古的这个指示。看来她到死也不知晓。
《三八节有感》是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杂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
关于这篇文章，丁玲后来说：
就是替女同志说了几句话，给男同志提了一点意见，特别是对那些扔掉了“土包子”老婆另找年轻、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评，也反对了一礼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扬。这就得罪了一些人。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我认识的女同志离了婚，在我面前发牢骚，我对她们有同情，当时我对于事情缺乏全盘的调查了解，也未考虑影响和后果。因此，报社晚间来信约我写稿、说第二天要发表、我就一挥而就，连看都没有再看，便匆忙送给了编者。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很多人拥护。但过了几天却来了意外的批评。
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说这话的就是江青。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我的确缺少考虑，思想太解放，信笔所之，没有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了。
丁玲是以她自身就是一位妇女，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两重身份，用两种视觉来写这篇文章的。作为一位妇女，她以女性的视觉来审视妇女自身的弱点，企望她们提高与完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出于她的党性、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心，对延安在妇女问题上的一些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是，她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也没有想到她这篇文章后来被国民党所利用。
正如丁玲所回忆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得到大多数人们的拥护与赞赏，但过了几天却来了意外的批评。她回忆道：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这次会毛主席自己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我还是没有感觉，只奇怪：你曹轶欧不搞文化工作，为什么批评我咧？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同志。我一向是喜欢他尊重他的，我完全信任他对象我这样的人是充满了善意，不会难为的。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呢？第二天我特地跑去看他，叫他老乡，说，不打不成相识，我来听他的意见来了。第三天，他到文抗来看我，在我那里吃中饭，谈得非常融洽、亲切。我们之间的这种无私无间的同志关系，不管后来有人怎么说，我是永远深深放在心里的。第三个又接着发言了，话题只有一个，还是《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参加这次学习会的文艺界只有周扬和我，他坐在后面一点，我坐在靠主席台右边，他没有发言。博古同志原是坐在后边的，这时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还悄悄问我：“怎么样？”我当时没有一下懂得他问的意思，后来，当我有了一些经验以后，我才理解他，我是多么感谢他呵！
这次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只有一个人，可能是徐老谈别的事。最后，毛主席作总结，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文艺整风时期，只有个别单位在墙报上和个别小组的同志对《三八节有感》有批评。我自己在中央研究院批评王实味的座谈会上，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一次检查，并且发表在六月十六日的《解放日报》上。组织上也没有给我处分。
她在另外一个场合说：“博古同志怕我受不了，坐到我旁边来，问我：‘怎么样？’朱总司令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也不放心地望着我。当然会上不只是批评了我，还批评了《野百合花》。但在会议总结的时候，毛主席还是保了我，这是大家不曾知道的。但这是事实，当时与会的同志可以证明。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这次会后，我被调到文抗机关领导整风，担任机关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
之后，丁玲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们要不要自我批评？要的。如果一个党没有自我批评，这个党的生命就停止了。但是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别人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毛泽东的话使丁玲信服。
丁玲对《三八节有感》也作了自我批评，她说：“尽管我贯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说话。”最后，她告诫这篇文章的“同感者”和“同情者”们说：“我再三的告诉你们，这不是好文章，读文件去吧，你们会懂得这话的意义。”语气中多少透出了她的无奈与对这些“同感者”和“同情者”们的爱护。
毛泽东虽然保了她，但同她的关系，看来是稍稍地下了一个台阶。母亲曾向我说，她进中央党校一部后，有一次彭真（当时担任党校副校长）用带点儿教训的口吻对她说：“你不要总以为毛主席喜欢你，毛主席也可以不喜欢你。”可见，彭真在毛泽东那里听到了不高兴、不满意丁玲的话，要不怎么会如此说。母亲认为：“彭真用这样的语气同我说话，看来他不怎么喜欢我，可能认为我有傲气。”
关于延安的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中央层面，实际上早在1941年的上半年就开始了。其目的在于理清自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抗日战争初期政治路线的是非，明确正确与错误，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在内战时期的“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错误，并将这些错误路线的根源归因于学风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
1942年4月3日，党中央发布开展整顿“三风”的决定，范围包括所有的机关、学校、部队。其目的是肃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克服与改造每个人固有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或影响。那时党内大部分是新党员，新党员中大部分是非无产阶级出身。通过整风学习，使达到全党思想上的统一，行动上的统一。
整风学习开始后，中宣部指定丁玲担任“文抗”整风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刘白羽、郑文等，上面由胡乔木领导。
那时的延安，在文艺思想、文艺方向上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出现了上述的几篇文章，一是在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上也存在方向问题。戏剧、戏曲活动相当活跃，演洋戏、演大戏之风很盛，在舞台上先后上演了《大雷雨》《钦差大臣》《铁甲列车》《带枪的人》《悭吝人》《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等等洋戏，《日出》《雷雨》《北京人》《李秀成之死》等等大戏，京剧则是无任何改良的众多旧戏。延安的干部中，知识分子众多，加上文娱生活贫乏，所以看这些戏十分踊跃，可是工农兵看不懂，没兴趣。这些戏并非为工农兵之喜闻乐见，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从内容上说既不反映前方的抗敌斗争，也不反映根据地的现实生活，对当前的抗日战争没有多少鼓舞的作用。
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构成延安文艺运动的主流，但是被认为问题严重；而如何将文艺更好地纳入政治的轨道，在抗日和革命事业上充分发挥作用，是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从而在文艺界开展整风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会前，从4月初开始，毛泽东便广泛征求作家、艺术家的意见，约请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谈话。丁玲也是毛泽东征求意见的对象之一，约她去主要谈文艺批评问题。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临会议。毛泽东作为发起人亲自主持会议，在会议之初作了简短发言，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与学习社会等五个问题请与会者讨论，即为“引言”。会议体现了充分的民主，与会者畅所欲言，热烈讨论，乃至辩论。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结论性发言，与“引言”一起形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的全文在会议开过一年半之后，于1943年10月19日发表于《解放日报》。
丁玲自始至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澄清了当时革命文艺队伍中在文艺思想上的模糊观念，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等重大理论问题，指明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前进方向。
丁玲认为，党中央召开这样一次空前的文艺座谈会，表明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一贯重视、对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和发展的一贯关心、对文艺战线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危害的警惕和抵制。召开这次座谈会，是为了正确解决在新形势下革命文艺工作和文艺思潮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和倾向，使革命文艺得到发展，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其中根本的问题就是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也就是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
会后，丁玲即写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以表示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诚的拥护。她表明：“我们的文艺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而立场问题“是文艺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很多问题都由此产生”。
丁玲后来回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
对于丁玲来说，从步入文坛之始的“为人生”的文学理念；从参加“左联”，主编《北斗》所组织的“大众化”的讨论及《对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所阐述的观点，和这一时期在创作上写工农的初步实践；从她进入苏区后，去部队、下农村所写出的一系列反映革命斗争、根据地生活的作品等等。总之，从丁玲的文艺思想发展和她的文艺实践来看，她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相吻合的。但是，她的认识还是比较零碎，在一些问题上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也不够。而在创作中，也会有“即使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出一些我们旧有的情绪”。所以，她对毛泽东的讲话是十分信服的，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不断实践。
丁玲更是从立场的高度严格要求自己。在1942年6月11日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根据整风和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和《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野百合花》作了自我批评。在讲述她自己在整风中的收获时，她用极其生动的语言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愧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还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
胡乔木对丁玲的评价很高，说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的，但身上又仍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家，在毛泽东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这也正是丁玲后来在文艺创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新起点。
丁玲在文艺座谈会之后，即写了一篇关于八路军战士在前方作战题材的文章，名叫《十八个》。她后来这样回忆写作的情况：“写《十八个》是在1942年7月，为着纪念抗战五周年而写的。材料是从许多电报中来的，是朱总司令的号召，我没有办法写得好，因为我一点也不熟悉材料中的生活，但这故事却十分感动了我。我在桃林（即王家坪，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王家坪前有一片桃树林）看了两整天电报，我懂得朱总司令的话，他说：‘这里不知有多少材料，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你看好了。’是的，坐在这里读了两天，想法就不同了。并不是看一点电报上的素材就可以写出好文章来，而是读了这样多的英雄事迹以后，在情感上有所变化。我本来不赞成从电报中攫取一段材料就动手写，但我却忍不住不歌颂他们，那么多牺牲了的英雄，和还在艰苦战斗中的勇士。我不考虑文章的成功与否，便提起笔来描写这些使我感动的人物了。”
一次，母亲同我说起这件事时说：“这也是总司令为人的厚道，他见我因《三八节有感》在高干会上受了批评，便给我创造条件，给我机会，让我写正面歌颂的文章，以挽回损失。”
1942年11月7日，也就是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丁玲和陈明结婚。在延安，人们口袋里都没有钱，自己操办不起婚宴，大多借节日，因为机关会餐。当时在延安，是几乎把苏联十月革命节当成国庆节一般来庆祝的。那天“文抗”机关会餐，还备了酒，大家为他们祝贺，就算是婚礼了。
有文说，丁玲于1942年春节（该年2月15日）在兰家坪与陈明结婚。所记日期有误，此时无结婚之事。再说，正如上述，此时母亲和我借住在罗烽、白朗家，与罗烽母亲同住一窑洞，如何结婚呢？
陈明，江西人，1917年生，比丁玲小十三岁。读中学时，住在伯父家，在上海上中学，是“一二·九”运动上海“中学联”的骨干分子。193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初到延安，进“抗大”学习。丁玲组建西战团的时候，他参加西战团，担任宣传股副股长。1938年11月西战团重上前线，陈明因病留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来马列学院改成中央研究院，在该院担任研究员。与丁玲结婚时，他在中央研究院。
中央党校在1942年2月进行了改组，学员分为几个部，部下面以支部为单位，毛主席亲任校长，彭真为副校长。党校一部学员的条件是旅级以上的干部及“七大”代表。这时，“延安文抗”机关撤销，保存名义，是党员的，进党校学习。只有丁玲一人去了党校一部，因为只有她一人符合旅级这个条件。其余的人去了党校三部，就是原来的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非党作家就由有关单位招待起来。
这时，整风学习已经进行了一年，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第一阶段已接近尾声。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今后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三决定”发布后，延安整风运动正式转入第二阶段，即审干阶段。
我这时在以徐特立为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部（相当于初中程度，学员大部分是干部子弟、烈士子弟）学习，也参加整风审干。
审干期间延安的各单位都采取了“封闭”式的做法，即不准外出，于是我3月份回家见过母亲之后好几个月都没有见过她。
延安的审干，即使在头三个月也表现出极左的思想，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大大地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搞错了许多人。特别是中央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7月15日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更是混淆敌我界限，弄得似乎草木皆兵、特务如麻，审干运动变成了“抢救”运动。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是如何进行的，从曾志所著《曾志回忆实录》中可见一斑。她当时也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她写道：“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个学员都要报告个人的经历，再由小组全体学员背着报告人，进行分析研究，寻找疑点，然后在小组会上向报告人提出质疑。如此反复多次才有可能得出结论。这样，经历简单的也要半个月才能过关，经历复杂些的，至少要一个月，认定有问题的，半年一年也结束不了。”“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次审查的重点。”她写她在小组会上受审查的情景时说：“其实，我有时笑一笑是因为实在忍不住。有的同志长期在军队里工作，过于缺乏社会常识，比如硬说火车只能跑平原，不能盘山行驶，比如硬不承认世界上还有什么名片，一定要我承认名片就是特务证，等等，解释、辩白不通，只有一笑了之。”“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
从曾志所回忆的情况来看，丁玲在小组会或支部会上要解释、辩白通过她那段在南京的历史是相当困难的。
在这个审干运动中，丁玲主动补充交代了在南京写那张“愿回家养母，不参加政治活动，未受审讯”字条之事。这本是为了摆脱敌人所作的策略斗争之举，既没有承认共产党员身份，也没有损害党的言词，却不为一些人所理解。
好多年以后，母亲向我说，那年夏天，她去找周恩来副主席，表示她委屈的心情，周副主席对她说：“你要耐心地向那些没有白区工作经历的同志解释，让他们了解白区工作的环境和情况。”还说，“哪天你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你如何去谈，让他们理解。”
8月中旬，我们学院的审干运动忽然停了下来，对我们补习班部也放松了些，可以准假回家半个月。但不是每个人都准假，只有未被“抢救”者和家长单位组织上同意的才准假。至于组织方面怎么与家长单位沟通的，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就不知道了。我和一个同学一起去院部请假，我被批准了，他没有被批准。一走出院部的窑洞，他就哭了。没有准假，就是家长单位没有同意，就意味着，家长或者被“抢救”了，或者问题严重，或者还在审查中，等等。我不知道怎么宽慰他，只好说：“别哭了，以后还会有回家的机会。”
我回到了中央党校一部母亲那里。母亲和李伯钊两人同住一个窑洞。李伯钊已经在前几天回杨家岭杨尚昆那里去了，党校一部的运动也处在暂停状况。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发现了“抢救”运动的偏差，指示让它停下来，然后制定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九条方针，主要就是“首长负责”，“审干不称肃反”，“严禁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
我好像没有问起过母亲那里审干运动进行的情况，可能是想各单位的情况大体上差不多吧。同时想，既然我还可以被批准回家，自然母亲不会有什么。再说，中央党校一部都是高级干部，怎么好问。
党校一部这些日子也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会小会的，每天各自学习文件，所以母亲有好多时间和我在一起。她利用闲暇为我赶织一件毛衣。晚饭后就在山下学校的院子里散散步，遇见熟人聊聊天。因为他们也不能外出，出校门要请假，所以院子里散步的人不少，一个两个的，三个五个的聚在一起。有两次母亲和陈赓在一起，他们比较熟，聊起来话很多的。还有陈郁，也比较熟，后来寒假时，陈郁和他夫人袁溥之弄到一只鸡，特地请母亲和我两人与他们共享，在延安吃只鸡很难得。陈郁也是反王明、反四中全会的，他当时担任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迫害，被送到苏联“学习”，实为下放工厂劳改。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到延安。还有同支部同小组的何英，他后来是外交部副部长，那时生活上对我们满照顾的。下雨天，去食堂，要下山、上山，路滑，不好走，他总是自告奋勇替我们把饭菜带回来。1980年，何英来过我们家做客。他走后，母亲对我说：“审干时，他就不认为我南京那段历史有什么问题，对我的处境同情、关心。”
丁国钰也与我母亲同支部，是支部委员。他后来是“将军大使”之一，外交部副部长。我应是见过他的，但未留有印象。2001年3月，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关于延安题材的专题片来我家访谈。一位姓许的记者告诉我：“在来你这里之前，我们去过丁国钰家访谈，丁老问我们还找谁访谈，我递给他拟就的访谈者名单，当他看到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后面括号内注有：丁玲之子），忽然提高了说话的声音，还带点激动地说：‘丁玲是个好同志。那年在中央党校审干时，我们在一个支部，我是支部委员，我那时就不认为她历史上有问题，一直都不认为她历史上有问题。请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话带给她儿子。’”许记者还说：“上面这段话，丁国钰又重复说了两遍，一共说了三遍，每遍都说要我们把他说的这些话带给你。现在我完成了他的嘱托。”看来，丁玲的那段历史问题，在中央党校一部审干时，有不同意见。审干结束时，中央党校一部没有对丁玲南京那段历史作出正式结论。
寒假时，我又回到中央党校一部，住了一个月。这时，母亲独自住一个窑洞。春节前后，党校的文艺工作很活跃，排演了京剧《逼上梁山》、反映苏德战争的苏联话剧《俄罗斯人》，《逼上梁山》和《俄罗斯人》都是在党校一部的大礼堂排练、预演和演出。母亲参加这些戏剧的修改工作，成天看排练、预演，参加讨论会，每天都很忙的。我也跟着她看，旁听他们的讨论。母亲还请王凤斋向她谈冀中抗日斗争的材料，王凤斋也在党校学习。我自始至终都跟母亲一起听他讲这些有趣的故事，大概总谈了有五六个半天吧。他材料很多，十分会讲，讲得有声有色，每次都是听着听着，正有趣着呢，就又到该去吃饭的时候了。母亲后来回忆：“我根据这些听来的故事写了一个剧本，曾经在春节时上南泥湾演出了两场。经过大家提了些意见，准备回来时再修改，因为没有时间一直没改，后来连底稿也没有了。但我写了《二十把板斧》，本拟多写几篇的，因为觉得写出来的还没有王凤斋讲的动人，就觉得没意思了。”
1944年4月，母亲从中央党校一部被调到边区文协专事写作。这个以柯仲平为主任的边区文协，虽然仍沿袭用了以前的以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那个“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名称，但已是重新建立的另外一个单位，人员全部换了。以前的“边区文协”属中宣部领导，现在的这个“边区文协”属西北局宣传部领导，而且体制上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边区抗联”才是实体机构，它包括边区工会、边区农会、边区妇救会、边区青救会和边区文协。现在的人写书，不了解情况，一写就是“延安南门外新市场对面山上的边区文协”，固然也没有大错，但当时在这个山头上的机关是“边区抗联”，文协是这个机关内的一部分。那时说的多的还是“边区抗联那山头”。那几个工、农、妇、青会，人数不多，在我的印象里，各个会最多十来个人，加起来最多不过三四十人，再就是“抗联”机关的秘书处、总务科等。可是文协摊子多，人也多，有《边区群众报》，胡绩伟负责；唱秦腔的《民众剧团》，马健翎负责；西北文工团，苏一平负责。“边区抗联”的主任崔田夫是陕北苏维埃运动的老革命，担任过陕北特委书记，他一直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只有周末才回机关，家安在这里。他有时来我母亲的窑洞，坐坐，聊聊，打几盘扑克。母亲对他印象甚好，说他忠厚、朴实。实际负责“边区抗联”工作的是秘书长赵伯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西北局宣传部长，大区撤销后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不久，在胡乔木的关怀下，陈明也从党校三部调来文协。丁玲在这里安了“家”，住两孔窑洞。5月份，她去延安柳林区麻塔村深入生活，于6月间写成散文《三日杂记》。
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边区合作社会议，与会代表中有不少是合作社工作中的先进人物。丁玲参加这个会议，访问了一些人，会议期间即写成报告文学《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发表于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于当日同时刊登了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的社会里》。
因《田保霖》，丁玲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最大的鼓励。毛泽东于7月1日一早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了一封信：
丁玲 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丁玲后来回忆说：“那天下午，我和欧阳山应约去到枣园主席处，谈了一阵，又留在那里吃晚饭，我记得欧阳山同志喝了不少酒，天黑，我们从枣园策马回来。”她说，“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这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1944年7月初，我因赶写《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找陈赓同志谈材料时，他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在一次高干会上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出好文章。’别的同志也告诉我他听到过的类似的话。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但我以为我的《田保霖》写得没有什么好，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是我的得意之作。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他是为我今后为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这不只是为我一个人，而且是为许多许多的文艺工作者。近四十年来，尘海沧桑，现在重读这封信，感慨更深，毛主席当时是如何的了解人、体贴人，为工作着想，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帮忙呵！”她又说：“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讨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己者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
7月，丁玲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发表于8月14日至8月19日的《解放日报》。这篇文章是受命于《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而写。为了纪念抗战七周年，《解放日报》决定安排几个作家，分别写文章介绍几个抗日根据地，分配丁玲写晋冀鲁豫边区。丁玲对晋冀鲁豫边区的创建和发展的情况很生疏，但是有蔡树藩（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杨秀峰（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陈赓（太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太行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冀南军区司令员）等晋冀鲁豫的领导同志帮助她。尤其是得到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边区创始人之一刘伯承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使她对一二九师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有清楚的认识，对边区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刘伯承仔细地看阅了稿子，作了修改，有所增删。
这是一篇全面反映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的文章，全篇将近四万字，从创建到巩固，从百团大战到敌后游击战，从反“扫荡”到收复失地，从政权建设到经济斗争，作了具体、生动的介绍。丁玲说：“这篇稿子我始终对它有感情，因为在我写它时，的确是对敌后生活一个很好的学习。”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丁玲去到在安塞的难民工厂，写了《记砖窑湾骡马大会》，发表于9月17日《解放日报》。
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丁玲打算到工厂去，她问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她到哪个工厂去好。高自立对她说，陕北二十几个工厂，就数安塞的那个难民纺织厂好，但是你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把这个厂的厂长得罪了。那是一篇名为《厂长追猪去了》的短篇（作者朱寨），是周扬亲手交给丁玲的，说是鲁艺文学系一个学生写的。丁玲读后觉得很好，但顾虑写得太实，容易引起风波，就交给博古看。博古看后笑道：“这是左琴科的笔法”。既然如此，丁玲就决定发表了。果然，不出几天，这位厂长就来信了，查问写文章的是谁，说写的是他，写得不合事实，他不同意。丁玲给他复信说，这是写，是虚构的，文章里也只是说这个厂长有点事务主义，没有坏意，希望他不要多心。事情虽然这么了了，但这位厂长心里仍是有意见的。丁玲听高自立如此说，便决定就是要去这个厂。这个厂长叫吴生秀，因为难民纺织厂办得好，在边区是有名的。丁玲去后以她的热忱、坦诚和认真的工作作风取得了吴生秀的好感，他们相处得很好。
10月，丁玲从安塞回到延安，参加边区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写《民间艺人李卜》，发表于10月30日的《解放日报》。11月，参加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写《袁广发——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发表于1945年1月12日《解放日报》。丁玲把前一年写的《三日杂记》作一些修改后，发表于1945年5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既真实地反映陕北抗日根据地农村新生活现实，又具有诗意和美感的散文，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丁玲说：“在写了这几篇之后，我对于写短文，由不十分感兴趣到十分感兴趣了。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了，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同时我已经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时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从而显示了她的新的写作风格和特色。
这一年，是丁玲创作的丰收年，她的报告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她在这些作品里展现了各自不同的色彩鲜明的新人物，深刻刻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其思想的变迁，从中展示共产主义的伟大影响力和党的正确领导。
1945年夏，依然是受命于博古，丁玲打算写一篇关于陈毅的生平的文章。可能是为了扩大宣传方面的影响，《解放日报》安排几个作家写几位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领生平的文章，也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那几位。也有毛主席，是萧三写。好像还有萧克，他是一二〇师副师长。博古分配丁玲写陈毅。为此，丁玲去到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驻地）住了一星期，同陈毅谈他的生平。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写成，不只是丁玲，也未见其他领受这项任务的作家有这样的文章发表。其原因是抗日战争很快就胜利了，各位将领很快地返回到了各自的战区，作者们也因工作需要离开了延安，包括组织者博古自己。丁玲同这些将领中的大多数，像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早在1936至1937年间就相识，有的还稍有一点儿熟悉。恰恰是同陈毅直到这时才相识。也正因为同陈毅谈了一星期关于他的个人历史，因此，在这些将领中，她反而对陈毅的生平可能了解得要更为详尽一些。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4月24日，毛泽东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会议期间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区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区联合会，以向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发展。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
丁玲作为文艺界代表，当选为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筹委会起草委员会委员。文艺界中的筹备委员还有周扬、萧军。
1945年7月26日，延安“文抗”分会举行理事全体会议，选举丁玲、周扬、贺绿汀、艾青、萧三、塞克、柯仲平、江丰、萧军等九人为常委，推选丁玲为主任委员，兼负责总务部，周扬负责研究部，萧三负责出版部。此时又实行了如“边区文协”那样的“一长负责制”。会后，召开新理事全体会议，丁玲主持讨论“文抗”今后工作。
“文抗”机关自1943年3月撤销之后，虽然仍保留其名义，但已无实体机构。中共“七大”之前，中宣部决定重新将其实体机构建立起来，并决定由丁玲负责“文抗”的工作，以待理事会全体会议的选举通过。所以那几个月，丁玲忙于把这个机构建立起来的筹备工作。大约在五六月间，调来杨朔任“文抗”秘书，一位江西老红军战士刘山担任管理员。原来兰家坪“文抗”的窑洞已为别的单位使用，新的会址暂选用原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空出的一排十几孔窑洞，这些窑洞也在“边区抗联”的山头上，不过更高一些。
但是，形势发展很快，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新的形势下，延安的干部大批调往东北和其他解放区。面临新的形势，由“文抗”发起与鲁艺联合组织两个文艺工作团上前方去。一是东北工作团，由舒群率领，四十余人；一是华北工作团，由艾青率领，五十余人。8月24日，延安文艺界举行欢送会。“文抗”主任委员丁玲致开幕词，并代表“文抗”勉励去前方的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与政策，为更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周恩来、林伯渠、彭真莅会讲话。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再将“文抗”组成为一个实体机构已无必要，而调来的干部，也还只有杨朔、刘山二人。在送走了两个文艺工作团之后，丁玲也萌发了去前方、去东北的想法，但是她不想急于赶路，而是想沿途作一些采访，写一些通讯报道。10月初，她和杨朔、陈明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我和祖慧随行，还有五个勤杂人员：一是刘山；一是老吴，湖北人，原红四方面军的战士，后在西战团担任管理员，他愿意跟母亲一起走，同刘山一起承担行军中的事务工作；再就是母亲的勤务员张来福，他是陕北的小红军，1944年母亲到边区文协时，由西北局派来给母亲当勤务员；还有两个饲养员。中组部批给“通讯团”两匹马、一头骡子。一匹马是给我母亲的，另一匹是给我和祖慧的，因为未成年，尤其是祖慧。骡子驮其余人的行李。当时延安走的人很多，牲口很紧张，除高级干部配马外，其余的干部都是步行，行李由牲口驮，十个人配备一匹骡子。母亲想在中组部配备之外再弄一头牲口，就去找了林伯渠，林老说他那里一头牲口都没有，但替她想法子，建议她去找吴生秀。吴生秀是边区难民工厂厂长，母亲曾在这个工厂深入生活。吴生秀知道后，慨然从他们工厂运输队里抽了一头很好的骡子给她。这样，“延安文艺通讯团”（换一种说法：我们一家加上杨朔），十个人，两匹马、两匹骡子的小队伍就整装待发了。
博古特地派人给丁玲送来一封以新华社总社名义写给各地新华分社的信，要各地新华分社给丁玲工作上以便利，寄稿和发电。他对丁玲的工作，一向是关心、支持和鼓励的。
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丁玲曾去机场送行。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她和许许多多的干部群众一样为主席的安危担心。毛泽东回到延安时，她也去机场迎接。她感到有幸在离开延安之前，还能向毛主席辞行。丁玲到枣园去了两天，当晚住在任弼时、陈综英家里。陈综英送给她一双她亲手织的毛袜。那两天她还分别拜望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康克清，向他们辞行，也去康生那里坐了一会儿。
丁玲从1936年进入陕北苏区到离开整整九年，其中有一年在前方。关于陕北，她后来感慨地这样回忆：
“陕北”这个名称在我生活中已经成为过去了。我想也许还有去的机会，也许就只能在记忆中生许多留恋和感慨。但陕北在我的一生却占有很大的意义！
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又曾获得最大的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论，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的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我以为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路的崎岖和平坦的，但每个人却还是有她自己的心得。
有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有些人是飞跃的革命家，一下就从落后到前进了，有些人从不犯错误，这些幸运儿常常是被人羡慕着的。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到真真能有点用处，真真是没有自己，也真真有些获得，获得些知识与真理。
丁玲上面的这段对陕北的回顾，写于1950年《陕北风光》再版时的校后感，主要是对她个人的思想锻炼的历程和有意识地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去实践而抒发的感想。关于延安的整风，也包括延安整风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文艺界学习《讲话》的文艺界的整风在内，母亲历年来，尤其在她的晚年，发表过不少言论。毋庸置疑，她认为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教育的伟大政治运动，实现了全党政治上的统一、行动上的一致，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乃至以后革命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讲话》则是更具体地阐明了文艺工作中应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至于整风后期出现的“抢救运动”，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教训当然是深刻的，但这一错误在延安整风中，毕竟是支流，不能因此而否定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就。母亲曾向我说过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一部大会上向审干中搞错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的情景。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1940年早有结论。但是在审干中，在人人过关的情况下，又被审查了一遍。她临行前去任弼时那里，她问任弼时这次审查该如何结论。任弼时说：“党是相信你的，你放心地到前方去吧。”这样，母亲也就放心地走了。
丁玲对任弼时是有深厚感情的，1950年任弼时逝世，扶灵送葬时，她哭得站都站不起来，走也走不稳。在一旁的李伯钊对她说：“别哭了，你这样哭，综英就更要悲痛了。”
在当年的五大领袖中，丁玲与毛泽东、任弼时接触较多，与周恩来、朱德稍次，与刘少奇认识最早，接触最少。
丁玲满怀豪情壮志再度奔向前方，虽然对延安依依难舍。九年的延安岁月是令人留恋与难忘的，在这里，她度过了她人生最美好的三旬年华。
丁玲一行是10月20日那天离开延安的，就从“抗联”机关出发。崔田夫、赵伯平等都来给丁玲送行；在此以前几天，李卓然（西北局宣传部长）也来看望过丁玲，为她送行；柯仲平直送到桥儿沟。桥儿沟离延安城十里路，真可说是送别于十里长亭。他一直送到镇口，望着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