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变后，苦闷的丁玲开始写了，用文学这一武器反抗旧社会，为真理而奋斗。
丁玲的第一篇《梦珂》，主要取材于她自己投考电影演员的那段生活经历和对这段生活的体验与感受。
她以笔名“丁玲”把稿子寄给当时负有盛名的在上海的《月报》，深得编辑叶圣陶的赏识，叶将其以头条发表于该刊第十八卷第十二号，于1927年12月18日出版。
从此她就以“丁玲”为名。
叶圣陶在收到《梦珂》的稿子后就复信丁玲，说她的《梦珂》写得非常好，一定刊用，他没有给她修改，只订正了个别错别字，并且问她，还有稿子没有？有多少就寄多少给他。丁玲受到这样的鼓励，感到十分兴奋，于是决定赶快写一篇，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写成《莎菲女士的日记》，寄给了叶圣陶。所以，还在《梦珂》发表之前，丁玲就已经动手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了。叶圣陶又以头条把《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月报》第十九卷第十二号，于1928年2月10日出版。
《莎菲女士的日记》后来被人们称之为丁玲的成名著。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立即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与惊喜。有人认为：
因着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发表，而震惊了一代文艺界。
被称之为丁玲成名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一篇以日记为体裁的，以主人公莎菲女士在三个多月中的三十三篇日记，记述她的感情生活和内心的矛盾与苦闷。的时代背景是在“五四”落潮，大革命失败以前。这篇之所以获得极大的成功，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在于她创造了一个在她以前的女作家笔下未曾有过的有着叛逆性格的知识女性的人物形象和她的极其深刻、细腻而又大胆的对人物内心的生动刻画和描写。
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这样评价《莎菲女士的日记》：
人们于是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赞颂，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绝叫者。
丁玲一举成名。《月报》编辑部里络绎不绝地收到询问丁玲是何许人也的信件，上海的编辑家、著作界也四处探问这个在杂志上刚露面的新人。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丁玲陆续创作了短篇《在暑假中》和《阿毛姑娘》，同样被叶圣陶以头条先后发表于5月10日《月报》第十九卷第五号，和7月10日《月报》第十九卷第七号。叶圣陶写信给丁玲，说可以出一本集子了，并亲自去交涉推荐。终于，1928年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集《在黑暗中》。书名是丁玲自己取的，她解释说：“我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着光明的女性，所以书名定名为《在黑暗中》。”
评论界也掀起了“丁玲热”，认为：
丁玲是一位新近的一鸣惊人的女作者。自从她的处女著《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在暑假中》《阿毛姑娘》等在《月报》上接连发表之后，便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至于丁玲为什么会投稿《月报》，她早年同我说过的一段话，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42年的事，我正在看一本短篇集，那里面有冰心的，有卢隐的，也有叶绍钧（叶圣陶）的。我便问她这些作家的情况。她说：“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投给叶绍钧编辑的《月报》的，多亏他的赏识，接连发表了几篇，我就成作家了。”我问：“在这之前你认识他吗？”她摇摇头：“不认识。”我问：“那你怎么会投给他呢？”她回答：“《月报》是一个有名气的大杂志，我当时想，要投稿就投一个有影响的大杂志，另外我赞同这个杂志的文学‘为人生’的思想。”
丁玲始终对叶圣陶怀有感激之情，十分尊重。
丁玲在文学上的成功，自然首先归因于她的写作才能、她的勤奋、她自小时起的文学积累和她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由于有她母亲的启蒙、陈启民的鼓励、瞿秋白的期望、叶圣陶的赏识，但是胡也频的启发、鼓励与支持对于丁玲走上文学道路有着最直接、最具体、最实际的作用。胡也频的创作实践也影响着丁玲，使她认为可以并且有信心、有勇气在文学上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
丁玲在《在黑暗中》出版时写道：“不过在我个人一方面，这本书算为我生活中的一个纪念。不敢说是拿来献赠给我的频，……但为了他给我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勇气，我愿作为我另外的一部分，在频的心上，是奢望着要盘踞一个地位的。”同时她也写道：“末了，我要向一些曾勉励我而且希望着我的先生们，女士们，尤其是我的母亲致谢。”
包括《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内的《在黑暗中》的成功，使丁玲获得了很大的名声，从而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然而，这篇作品却同作者的命运一样，伴随着作者的坎坷人生，历经沧桑，备受责难。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就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
许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要了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读一读她三十年前的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帮助的。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她说谎，欺骗，玩弄男性，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以自己的生命为玩具。这个人物虽然以旧礼教的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实际上只是一个没落阶级的颓废倾向的化身。当然作家可以描述各种的社会典型，问题在于作者对于自己所描写的人物采取什么态度。显然，丁玲是带着最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该否定的形象的。
于是在这场“大辩论”中，出现众多责难、否定、贬斥、讨伐《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文章。这些文章又集中的在于批判莎菲这个人物形象上。莎菲被指为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自私，她说谎，她欺骗，她不诚实，她玩弄男性甚至放荡，她是虚无主义者等等。总之莎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集一切坏品质于一身的没落颓废资产阶级的人物，是一个必须彻底否定的反面人物典型，而更重要的是，莎菲就是丁玲的化身，而丁玲就是上述莎菲式的人物。也有文章责难丁玲，为什么不写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与反动派的浴血奋战，却把莎菲带到文坛上，这是她的耻辱。
于是1957—1958年间，批判《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文章，蜂拥而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能还没有一篇文章如《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样，既曾受到那样巨大的赞誉，又受到如此不堪的贬斥。其反差之大，令人咂舌。当然这些贬斥已不是正常的文学评论，这是出于政治斗争目的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当然也有一些人著文批判“莎菲”，是为了“紧跟浪头”，甚至不得不为之。
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编辑的文痞姚文元，也不失时机地投左倾之机，写了《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等几篇文章，得到某些人的欣赏而挤进了文坛。
这种莎菲即丁玲，丁玲即莎菲，莎菲乃丁玲的化身的说法，以及后来按此逻辑引申的把所谓的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和坏品质的女人都归于“莎菲式”的人物的做法，不仅伤害了作者本人，也祸及无辜。
我身边即有一例。“文革”中，1968年秋天，我妻子的姐姐、女作家李纳，从她工作的合肥市给我们寄来一封信，拆开信封一看，没有信，只有一份她们安徽文联系统造反组织出的一份铅印的“战报”，报端有她用钢笔写的四个字：“勿再来信”，打开“战报”，原来有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着她的“罪行”，而用大一号的字作为小标题标出的她的“罪行”之一的，就是：“莎菲式”的人物。见此“战报”，我们知道她已大祸临头，果然被隔离审查，整得死去活来。我想，在文艺界或其他知识界，在政治运动中，被如此冠以“莎菲式”人物帽子的女同志，可能不止她一人吧！
1979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丁玲的冤案得到平反。于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也逐步得到“平反昭雪”。许多学者著文重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一驳斥1957年之后强加在它头上的种种荒谬之词，并对这篇文章的成功与不足进行深入的研究，使评论走上了正规的轨道。
平反后的丁玲，也有机会为自己的作品说话。她说：
莎菲这个人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这个人；写不一定非写其人不可。有些人老问这篇的主人公是否作家本人？也有人说莎菲就是丁玲，把丁玲当作莎菲。后来有的人取名叫什么莎什么菲的，说是因为崇拜我。莎菲不是以生活中某一个人为依据的。但或多或少都有我熟悉的朋友们的一点影子，都是我认识的人，是我把所见到的人的东鳞西爪一点印象凑起来的。……可是有的人老说我是莎菲。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与胡也频生活了两年，我不需要男性，我不需要朋友，这我都有了。我是写那个时代，有那样一种人，她们有愤怒，有不满，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人那时候多着啦。我是个作家，我常常注意看啊，看这个看那个，积累得多了，脑子里就产生了把这种人表现出来的想法，于是就写开了。拿什么形式来反映呢？我想用日记体裁比较方便，就用日记体裁吧。《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这样写成的。……莎菲、梦珂，我是把她们当典型写的，在那样黑暗的社会里，有那么一批苦闷的知识分子嘛。莎菲的苦闷也不完全只限于一个女人！不少男人也具有这样的思想苦闷，有莎菲那种感情和思想，不过对于我，写一个女人比较更方便一点嘛，主要是要表现处在那样时代里面那样一些人的苦闷。但《莎菲女士的日记》并不反映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因为这篇作品写于1927年，当时我不可能把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反映到作品里去，我写的是第一次大革命以前一些人的苦闷。
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自1926年初就与胡也频和丁玲相识，并在其后的五六年里过从甚密的徐霞村对“莎菲就是丁玲”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曾著文加以论述：
有人说莎菲身上有丁玲的影子，在一定的条件下，我还可以接受这个论点。因为一个作家在创作一个人物时，首先必须象熟习自己那样熟习自己的人物，至少也要象一个成功的演员那样，能够“进入角色”，否则，就写不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莎菲身上有丁玲的影子”。
然而，莎菲决不是丁玲。我之敢于下这个判断，有两个理由：一是根据我在与青年时代的丁玲的直接交往中，对丁玲性格和气质的认识；二是因为我知道莎菲自有其原型，至少可以说是原型之一。
我所见到的青年时代的丁玲，是个性格开朗、情绪稳定、平易近人、生活态度极为严肃的女性。她的朋友大部分是胡也频的朋友，或是以前上海大学的教师。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倾听别人的谈话。偶然插一两句，都是要言不烦，显示出高度的理智，与莎菲那种有点病态神经质的性格，截然不同。
因为除了丁玲和莎菲在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外，我还知道，丁玲笔下的莎菲，是有其原型的，而且原型不止一个。其中，首先使我想到的是一位名叫杨没累的女青年。杨没累是丁玲在长沙周南女中和岳云中学时期的同学，是个脾气很特别，很有个性的女性。一九二四年，丁玲又在北京见到这位中学时代的同学，那时杨没累已经有了恋人，这人叫朱谦之。朱谦之是个纯朴忠厚，不修边幅而又富于空想的青年，写过一本书，名叫《唯爱哲学》。他俩第一次见面，杨没累二话没说，就带朱谦之到理发店去理发，然后又让他去洗个澡，从此就和朱谦之住在一起。如果有朋友去找杨没累，坐上十分钟，杨没累就要下逐客令，说：“你们把我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不行！我还要同谦之谈话呢。”一九二八年，丁玲和胡也频住在杭州西湖葛岭山上14号，杨没累和朱谦之住在山下14号，丁玲常去看他们两人。他俩还象初恋的人一样生活着，有时很亲热，有时吵嘴。杨没累时常向丁玲发牢骚，说她的理想没有实现，言外之意是不满意当时自己的生活。这时候杨没累已身患重病，心情有些不正常。几个月之后，杨没累就死了，丁玲和胡也频都很难过。有一天，朱谦之很激动地对丁玲和胡也频说：“没累这个人太怪了，我们同居四五年，到现在还只是朋友、恋人，从未有过夫妇关系。我们这种关系是不近人情的，可是没累就是这么坚持，就是这么怪。”对于朱谦之的这一番话，丁玲写信给我说：“也许旁人不相信他的话，可是我相信，并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爱情太理想了，太讲究精神恋爱了。”丁玲在信中又说：“我见过一些女性，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看样子极需要恋爱，但又不满于一般的恋爱，即使很幸福，也还感到很空虚。她们幻想太多，不切实际。”
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我在上海胡也频和丁玲的住所见到了朱谦之。朱走后，丁玲大略地向我提到了他和杨没累的关系。一九三二年，我在北京认识了丁玲在湖南的老同学周敦祜。周敦祜说：“《莎菲》写的就是杨没累。”并向我介绍了杨没累的一些情况。
自然，杨没累并不是塑造莎菲这一形象的唯一模特儿。譬如，现实生活中的杨没累，是一个追求精神恋爱的人，并不象莎菲那样，追求“灵与肉的统一”。在莎菲身上，除了杨没累之外，还有着其他人的影子，包括丁玲所接触的其他众多“五四”时期的觉醒的女青年。丁玲把自己所熟悉的一些类似的女性的生活、理想、心情进行综合归纳，加工提炼之后，才塑造出莎菲这样一个艺术典型。
正因为如此，作为莎菲同时代的人，我个人才觉得莎菲并不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很少见的怪人，而是“五四”后期曾经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某一类型的女知识青年的典型概括。
为了慎重起见，我在写论文以前，特地写了封信给丁玲同志，问及杨没累这个人。丁玲同志在回信中进一步告诉我一些有关杨没累的情况，并指出莎菲身上“有杨没累，但又不只是杨没累”。又说：“你是看见过丁玲本人的，又是写《莎菲》时候的丁玲的。你是最有权威说出‘丁玲不是莎菲’或‘莎菲就是丁玲自己’的人了。”这就使我更加有把握地在论文中提出关于莎菲原型的看法。
八十年代以来，已有众多的评论、分析、研究《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文章。有些文章说莎菲在爱情生活中追求的是性爱，甚或说是莎菲具有现代的性爱意识。丁玲不同意这样的分析：
她要求的不是一个男性，她说得很明白嘛。她要的是人家了解她，需要的是一个自己的知心朋友，这意思在里说得很清楚。
本来男性可以爱女性，女性也可以喜欢男性，问题是你喜欢那一点，这就说明你恋爱的高与低。说莎菲是追求性爱，我觉得可笑得很，我恰恰是说莎菲不要性爱。
八十年代，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在谈到《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文章时，我好几次听母亲说：“说莎菲是追求性爱，那是没有读懂这篇文章。”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文化的中心也随之从北京移向上海。北新书店、新月书店、《现代评论》都先后迁往上海。由于文化中心的南移，更主要的是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相继在上海的《月报》发表后，首先在上海引起了轰动的效应，而且正受到叶圣陶的热情鼓励，所以胡也频和丁玲也决计南下。
2月，胡也频和丁玲来到上海。先他们两个月来上海的沈从文到车站接他们，并把他们安置在事先租好的善钟路（今常德路）一间房子里暂时住下。这时，丁玲最想见到的人自然是叶圣陶先生。叶圣陶和茅盾、郑振铎等人组织了“文学研究会”，提倡文学“为人生”，并且在他的创作和编辑工作中认真地实践这个主张。丁玲和胡也频都是赞同这种主张的。过了几天，丁玲和胡也频就去景云里拜望叶圣陶。叶圣陶这年三十四岁，年长胡也频、丁玲十岁，温文尔雅，平和敦厚，使胡也频和丁玲感到兄长般的温暖。稍晚些时候，他们又一起去宁海观潮。
过了不多天，胡也频和丁玲就前往杭州，住在葛岭山庄14号。这时，胡也频和丁玲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原来在一起生活的两年多时间是如朱谦之和杨没累那般生活的。大概也是崇尚精神恋爱吧！
1983年她在复白滨裕美信里公开披露了这一情节。
在这封信里她也说到了她同冯雪峰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我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后，由王三辛介绍我们认识的。王三辛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时留在北京的作家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这时我遇见一个党员了。我便把他当一个老朋友，可以谈心的老朋友那样对待。我们很谈得来，但我从来没有想离开胡也频，我认为我们三个都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的。雪峰对我也好像只有谈心的要求，我们相处时间很短，但三个人都很好。一九二八年我和也频住在杭州，也频对我们的友谊提出了意见，我同情他，便与雪峰中断了一时的友谊。后来雪峰结婚了，我们仍旧很理解，很关心。但我这个人是不愿意在一个弱者身上取得胜利的，我们终身是朋友，是很知心的朋友，谁也没有表示，谁也没有想占有谁，谁也不愿意落入一般男女的关系之中。我们都满意我们之间的淡淡的友谊。这些话我向来很少同人谈过，因为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威尔斯的记录（注：指《续西行漫记》）不详细，也不十分准确。先生诚恳相问，我坦然相告。不过这都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
“四人帮”刚被粉碎之际，我和妻子李灵源去她被流放的太行山下的嶂头村看望她的时候，她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她那时的心情是急于把她一生中的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问她：“父亲牺牲以后，你是自由人了，你有没有想过要同冯雪峰结合的事？”她说：“没有。没有想过。”她说：“如果我想的话，我相信我可以把他抢过来，但我不愿意欺负弱者。”话是同我们分别谈的，都说过这样的话。
她致白滨裕美的这封信，是坦诚的、真实的、可信的，也是认真的、严肃的、负责任的。
被丁玲认为是“不过是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的这件事，近年来，在她身后，为不少研究者所关注，为文、著书（包括几本传记），加以论述、考证。有些报刊则摘编、转载，好像一时间有点沸沸扬扬。不过母亲对这些作者现在在论述中所引用，“考证”中所依据，并认为是可信的一些文献，早就抱保留态度。在她生前，我不止一次地听她说过，这其中有夸张、有编造，可能是为了艺术的效果或吸引读者吧！即使对于她称之为老友的美国友人，作家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中的这一部分叙述，她也委婉地、客气地道出：“不详细，也不十分准确。”她就此也向我说过，一个美国人，通过翻译转达，再记录下来的谈话，结果常常是这样的。
胡也频和丁玲在杭州住了大约三个多月，过了一段亲密的日子。从丁玲所写《潜来了客的月夜》即可见其一二。丁玲在这里完成了短篇《在暑假中》和《阿毛姑娘》，在创作上也是丰收。
打破这和谐、宁静生活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向警予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消息。
向警予1928年在武汉被捕，5月1日被杀害。
向警予的死使她震惊，使她愤怒，也使她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这位“九姨”的形象一幕幕地萦回在她的脑际。向警予是她从小就崇拜的偶像，是她思想的启蒙者、引路人。她也没有忘记，就在前几年向警予对她的一次谆谆教导。那是在1923年，她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同时也看不惯当时她接触的个别共产党员的浮夸言行，对某些漂浮在上层、喜欢夸夸其谈的少数时髦的女共产党员中的熟人也有些意见，她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于是，自然有人在向警予面前说她孤傲，说她有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向警予同她做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谈话。整个谈话中，向警予谈得很多，但没有一句触及她的这些“缺点”，或者某些人所看不惯她的地方。向警予只是说：“你母亲是一个非凡的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毅力的妇女。她非常痛苦，她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这是一个十分了解丁玲的人对她的一次谈话，如果不是对她的性格有如此深刻的了解，谈话不会这样进行。向警予的话，句句打到丁玲的心里。那时的丁玲，深知自己是母亲的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全部的希望，最怕的就是自己不给母亲争气，不成材，无所作为。
向警予的话丁玲牢记一生。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向警予对自己的教导和对自己母亲的同情、了解。
向警予的牺牲，也使丁玲和胡也频进一步觉醒，进一步看清了中国现实社会的黑暗，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要用手中的笔这一武器同反动派斗争。这些思想不久之后，就在他们的文章中体现了出来。
胡也频和丁玲结束在杭州的平静生活，纯属一件意外的事情。胡也频的父亲和母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带着我的四叔、五叔来到了上海，这时的四叔十四五岁，五叔十一二岁。
早在延安的时候，母亲就向我聊过这回事。她说：“一天，你父亲的四弟找到我们这里来了，说他的父母带着他们已经来到了上海，暂时住在他们亲戚开的小友天酒家。这样，我们就退了杭州的房子赶忙回到上海。恰巧我收到了《阿毛姑娘》的一笔稿费，有五六十元钱，就租了两间房子，把他们接了过来。原来也频的父母（母亲的一生中，她同我谈到胡家的人时，极少用你祖父、你祖母、你几叔这样的措辞）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什么，以为我们发了财，说是写文章每个月有两百多元的稿费收入，所以带了全家来享福来了，不走了。这对我们太突然了，也无法答应。你父亲只好向他们说明情况，说服他们回福州去。他们在隔壁房间里谈，说的都是福建话，我听不清，也听不懂。经过商谈，初步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他们回去，但留也频的四弟在上海读中学，由我们供给。我们收入不稳定，虽觉得经济上仍有困难，但认为这样也好，再说你父亲也是很爱他的弟弟的，我也是失去弟弟的人。可是问题又来了，也频的父母又提出，不能让他四弟睡现在睡的行军床，说对发育不好，要买个新床，这没有问题，可以办到；还提出要为他四弟买一部自行车上学用，这就没法做到，要知道，那时的自行车都是外国造的，是稀罕货，价钱很贵的，根本买不起。也频的父母住了些日子，也了解了情况，看出我们还是一对穷作家，也舍不得让小儿子在这里吃苦，决定全家回去，但要我们每个月寄三十元钱给他们，经你父亲和他们商量，最后达成寄二十元。他们走后，我们就租便宜的房子，一个月八元钱房租的亭子间（法租界贝勒路永裕里），省吃俭用，给他们寄了几个月钱，但以后也难以为继。”
上海的房东不像北京的公寓老板，在北京时，有一次，胡也频因交不出房租，被房东留着为房东的儿子补习功课，用这种方法抵消了房租。胡也频和丁玲在香山碧云寺居住时，房东看见他们在天寒之际，整天在外面晒太阳，只有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又看见他们天天只吃菠菜面条，便主动告诉他们房租还可以欠着。而上海的房东就不那么客气了。到日子交不出房租，就得看他的面孔，听他的冷言碎语，过三五天还没有交，房东就逼上门来，一个月再交不出，就赶你走，还要扣家具，倘若家具也是租来的，那就扣箱子、铺盖。
丁玲的母亲在大革命时期宣传社会主义，工农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没有把她当成共产党，但是她任校长和兼课的三个学校的事，当局都不要她插手了。她失业了，就靠一点点房租生活，因为租金有限，她已不可能再接济自己的女儿。
这时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要找人编副刊。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沈从文就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这对于经济拮据，没有稳定收入的胡也频来说，自然是一个机会。胡也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报纸同国民党的关系，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1926年和1927年胡也频与丁玲困顿在北京的时候，北京只剩《晨报》是和《现代评论》，间或可以对滞留在北京的作家有点儿周济。那时胡也频也向《现代评论》投点稿，每月可以有三五元、七八元的稿费，以补丁玲的母亲每月寄给她的生活费之不足。胡也频不是现代评论派，只不过为生存计，给这个刊物投过稿，是一般的作者与刊物的关系。《中央日报》副刊第一号是1928年7月19日出刊，起初是周二周四出两次，自8月15日第八期起，改为每周四期周二至周五按日出版，八开一版。
胡也频编这个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胡也频和丁玲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优遇。但是不久，他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当知道这个刊物同国民党的关系后，他们认为，虽然彭学沛对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从不参与意见，但是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于是胡也频就毅然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这个副刊于10月31日终刊，出了四十九期。胡也频共编了三个月多一点时间。
虽然贫困，但是丁玲却有着自己的做人的清高。她这时已有了一些名声，一次，一家书店请她参加宴会。在这个人数众多的宴会上，她默默地坐在一隅，观察着出席这个会议的上海滩上各流派的作家。忽然，有几个穿着非常讲究，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人向她自我介绍是《真善美》杂志的编辑，说是要出一期“女作家”专号，约请一些有名气的女作家写稿，希望她也写一篇，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长短，稿费从优，而且可以预支。稿费从优，还可预支，又同当代一些比她写文章早的著名女作家名列一起，是一件多么诱人的好事！但是丁玲认为她们同她不是一路，而且她不懂得在文学创作中还要分什么性别，于是就婉言拒绝了。那几个编辑不理解她为什么拒绝，还不停地解释。丁玲只好直率地答道：“我卖稿子，我不卖‘女’字。”
当时的上海，文学纷争骤起。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然而爆发了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着手实施党治文化，正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抗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胡也频和丁玲自然不会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同流合污，但是也没有介入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胡也频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丁玲刚刚登上文坛，他们还须思考。他们当然关注这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思想上是倾向鲁迅的。对于丁玲来说，她似乎从创造社、太阳社那方面听到了自己过去在平民女校、上海大学所听到过的熟悉的声音，比较空洞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她也很不理解他们对鲁迅的笔伐围攻，感到他们的革命的甲胄太坚，刀斧太利，气焰太盛，火气太大，而且是几个人，一群人攻击鲁迅一个人。而对于鲁迅既要反抗国民党的围剿，又要应付自己阵营里的攻击的处境深表同情。对于鲁迅在酣战的空隙里，还大力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倍感佩服，并从中受益很多。她丝毫没有因为鲁迅不曾回她的信而影响她对鲁迅的崇拜。
这时的上海，新书业蓬勃发展，北新书局迁沪后很是兴旺，相继又出现了现代、春潮、水沫、复旦、开明等等。这个形势也激发了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办出版社的热情。他们想模仿上海的小出版社，自己搞出版工作，小本生意，只图维持生活，兼能出点儿好书。早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想法，办个出版社，一是自己的作品发表有了保障，二是可以免除书商的剥削。可是他们没有钱，无非是空议论了一番而已。如今要办，仍然是首先要有钱才行。恰巧胡也频的父亲来到上海，答应为他们转借一千元，每月三分利。于是胡也频就打算借这笔钱来办出版社。丁玲虽然认为办出版社是一件好事，可是不赞成借钱举债。小时候她的母亲就再三告诫她，无论怎么穷也不要借债，她父亲就是借了债，死后她母亲受逼不过，只得变卖全部家产。她的母亲省吃俭用，从不借债，一生贫困，却不曾为人所迫。但是胡也频不以为然，沈从文也支持，一些朋友也赞成。于是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就都办起来了。
胡也频编《中央日报》那个副刊之始，就搬到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6号居住。为筹备红黑出版社，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连伙食也包在一处。一个多月后，发现房东年轻丰满的妻子对沈从文有一种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觉得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搬家，所以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204号。《红黑》文学月刊挂名由胡也频编辑，自己出版，自办发行。另一《人间》文学月刊是“人间书店”的，由人间书店发行，书店的老板与沈从文认识，让他编，于是《人间》月刊挂名由沈从文和丁玲编。事实上，这两个刊物都是三个人一起编的。他们还出版以住处而取名的《二百零四号丛书》，由远东、尚志等书店出版。
萨坡赛路204号，是用借来的钱租的，是一栋三层楼的二楼一底的房子。胡也频和丁玲住二层，沈从文和他的母亲、妹妹岳萌住三层，一层是出版社的办公处，起初雇了一个办事员，一两个月后，这位办事员大概看出这个出版社的前途渺茫，就辞职不干了。
至于为什么要取“红黑”这么一个名字，《红黑》月刊发刊词《释名》里这样写道：
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1929年1月10日和1月20日出版发行。他们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红黑》的封面是杭州国立美术学院刘既漂教授设计的，白色的封面上用红和黑两种颜色印的“红黑”两个字，十分醒目、大方。丁玲在杭州时与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过从颇密，蔡也在美术学院任教，故而她介绍刘既漂来设计。几十年后，丁玲还为封面上未署上刘的名字这一疏忽而感到遗憾。
《红黑》创刊号出版发行后，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个人就到书店集中的四马路和北四川路各个书店看刊物的销售情况，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当看到各家书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这本新刊物，而且正有读者翻阅着它们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漾出欣喜的神色。
三个人办两个刊物，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他们多年来所希望的产物，虽然忙碌，却心情愉快。胡也频更表现出他实干家的精神。他既要编辑，又要承担几乎所有的事务：跑印刷厂，校对，同书商谈代销，收款，算账等等。他没有读书人的秀才架子，和工人谈工作，和商人谈生意，他都无所谓，无所怕。在印刷厂，要帮忙，他就卷起袖子同工人一起干。丁玲和沈从文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把刊物送到各书店。
《红黑》的销售很不错，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一千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武汉、广州等地都有朋友们来信，要他们多寄一些去，愿意为他们在发行上帮忙。这使他们很振奋，打算各期增印到五千份。
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个从无从商经历的文人下海经商，实在是一个既天真、又冒险的行为。果然，不久就险象环生。《红黑》销路虽好，但书店却拖欠书款，资金投进去了，却收不回来。资金周转不灵，出版事业也就难以为继，再加上是小本生意，面临的便是破产的悲惨命运。《人间》出了四期就终刊了。《红黑》出了八期，“红黑出版社”便于1929年8月份关门了。正如丁玲后来所说，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熏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惟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冒险”。
剩下的便是还债，沈从文给了三百来元，胡也频把后来去山东教书的预付工资拿了出来，还差三百五十元，最后是丁玲向她母亲要了来，才把本利一起还清，这当中蒋毅仁也帮助了些。
丁玲如今成了作家，有了稿费收入，在搬到萨坡赛204号后，就同胡也频商量把她母亲接来。这时她母亲已经失业，年龄也已五十一岁，二十多年，母女聚少离多，丁玲想尽孝心，让母亲今后同她一起生活。她的母亲于1929年3月底离开湖南常德乘船来上海。在上海的那些日子，丁玲的母亲过得很快乐。总之，丁玲和胡也频曲尽心意要使老人生活得快乐，而丁玲的母亲只要同女儿生活在一起，一切都心满意足了。住了几个月，丁玲察觉母亲“厌繁华，喜清幽”，就建议去杭州一游，并顺便参观9月在那里举办的博览会。于是写信给在常德的蒋毅仁，要她速来沪一同前往。9月，胡也频、丁玲陪着母亲和蒋毅仁去杭州游玩了十数日，尽兴而归。回到上海，适逢丁玲的生日（重阳节前一日），于是丁玲的母亲买了十几只肥蟹，为女儿过了一个难得的生日。
可是，好景不长，此时红黑出版社已陷绝境，只有关门了事，事业未成，反而连本带利欠了一大笔债。丁玲打算长期和母亲一起生活的计划，终成泡影。丁玲的母亲只好再回常德独自一人生活，小城市的生活水平低些，实在有困难，蒋毅仁等她的朋友还可稍事接济。10月底，丁玲的母亲和蒋毅仁就一起回常德去了。
红黑出版社关门后，胡也频和丁玲就又搬回到萨坡赛路196号住。
从1928年起，胡也频和丁玲就开始鲁迅和冯雪峰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进而读一些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书。胡也频的思想逐渐左倾。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养分，立即被他吸收，并反映在他的创作上。在1929年3月10日《红黑》月刊第三期上，他发表了《卷首题辞》：
如同凶猛的海水击着礁石，强硬地，坚实地生出回响的声音，这是人间苦的全人性活动的反映，也正是一切文艺产生的动力。
为一个可悲的命运，为一种不幸的生存，为一点渺小的愿望而奋力争斗，这是文艺的真意义。
负担着，而且深吻着苦味生活的人，才能够胜任这文艺的使命。
地球上没有黄金是铁色的；所以要经历一个黯淡人生，才充分的表现这人生的可悲事实。
文艺的产生是因为缺陷的，并且为这缺陷的人类而存在着。
要创作，必须深入的知道人间苦，从这苦味生活中训练创作的力。
文艺的花是带血的。
在这篇《卷首题辞》里，胡也频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他关于文艺的使命，文艺的对象，文艺的产生等问题的观点，并强调作家必须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了解人类的“人间苦”。
而“文艺的花是带血的”这句话，竟成了他自己的箴言。
1929年5月，胡也频完成了中篇《到莫斯科去》。由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无法用“莫斯科”这个字眼，发表时改为《到m城去》，刊于《红黑》第七期。可见，胡也频是怎样的倾心于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的莫斯科。《到莫斯科去》是写一个新女性断然抛弃优越的生活，跟随革命者奔向莫斯科的故事。这是一部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作品，标志着胡也频创作上的明显转变。
丁玲在《红黑》月刊上发表了书评：《介绍〈到m城去〉》，向读者推荐此书，认为这篇“是十年来文学作品中的一篇的杰作”。
《到m城去》——只要知道这m城是一个什么地方，就可以想见这一篇思想集中的焦点了。全篇以革命成功之后的一部分政局为背景，写出厌恶于新贵族生活，终于用坚强的意志而离开那环境，毅然走向m城去的一个新女性。在其中，和他最有关系的是一个政治家和一个X主义者，几个最解放的女子，以及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的男人。从其中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现今中国的各种典型，而且使我们预料着这一个正在大变动的时代，最后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倾向。
这是丁玲继《序〈也频诗选〉》之后写的又一篇书评。丁玲热情的宣传，极力赞许《到m城去》，说明她的思想与胡也频有着同步的变化。此时她也正在酝酿写作革命题材的《韦护》。
《韦护》是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取材于他们的一段爱情生活，通过加工、提炼而写成的一篇。的社会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前。全书共八万字，当时称为长篇。
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回忆道：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经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作为后人的研究资料。
《韦护》也是在胡也频的鼓励与帮助下完成的。
丁玲在晚年回顾与评价自己的《韦护》时，写到：
这篇《韦护》突破了过去的一些东西，写了一些新的事新的人，那些人从黑暗逐步走向光明，而光明还没有全部到来，有光明还有黑暗，因此有矛盾，就写了这个东西……我觉得《韦护》在我的写作上是比过去进了一步，当然，还没有跳出恋爱啊、革命啊的范围，但它已经是通向革命的东西了。
以《介绍〈到m城去〉》和《韦护》为标志，丁玲完成了她从文学走向革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