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长汀水口被俘，6月18日牺牲于长汀县罗汉岭下。瞿秋白在囚禁长汀期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此外还留有一份《未成稿目录》，写作时间注明：“民国二十四年夏汀州”。
《未成稿目录》中，分《读者言》与《痕迹》两个部分。
《痕迹》：1.环溪。2.大红名片。3.父亲的画。4.娘娘。5.宁姐（以上《家乡》）。6.黄先生。7.出卖真理。8.“饿乡”。9.郭质生（以上《第一次赴俄》）。10.丁玲和他。11.“生命的旅伴”。12.独伊。13.误会（以上《上海》）。14.蓝布袍子。15.庐山（以上《武汉》）。16.忆太雷（以上《一九二七年年底》）。18.“老爷”。19.忆景白。20.面包问题。21.夜工（以上《第二次赴俄》）。22.油干火尽时。23.“做戏”（以上《退养时期》）。24.那松林的“河岸”。25.真君潭（雪峰）。26.只管唱，不管认。27.淡淡的象（以上《苏区》）。28.逃！29.饿的研究。30.不懂的（以上《上杭》）。31.得其放心矣（《汀州》）。[原抄件无第17。]
就《痕迹》的三十个题目来看，乃是拟从家世开始，按时间顺序，通过他生活道路上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与事，来忆述自己的一生。可惜，天不假年，未能完稿。
其中，第十个题目是《丁玲和他》。
“他”是谁？瞿秋白没有明说。一些文章有所猜测，有说是胡也频，有说是王剑虹。我以为都不是。若说是胡也频，瞿秋白同胡也频只有几面之缘，对胡知之不深，而且从时间顺序上看也不对；若说是王剑虹，则无须用“他”，完全可以直书其名，依常情常理亦应如此，何况，所用乃“他”，而非“她”。
我认为，《丁玲和他》中之“他”就是瞿秋白自己。因为瞿秋白和丁玲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
话从头说起。
如果在1923年的8月份丁玲和王剑虹不与瞿秋白相识，那么她们或许仍旧按照她们自己所选择的自修的道路走下去。正是瞿秋白来到她们中间，使她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23年8月20至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代表共产国际少共出席大会。瞿秋白生于1899年，江苏常州人，1920年作为北京《晨报》记者访问苏联，著有《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向国内介绍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真实情况；1922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从苏联回到北京，4月，经李大钊推荐，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作为三十名代表之一（党员人数四百三十二人）参加了这年6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瞿秋白一起来南京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还有丁玲和王剑虹在平民女学的老熟人施存统（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柯庆施（那时叫柯怪君，在青年团中央工作）。
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记下了她和瞿秋白相识的情景和对瞿秋白最初的印象：
一天，有一个老熟人来看我们了。这就是柯庆施，那时大家都叫他柯怪，是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时认识的。他那时常到我们宿舍来玩，一坐半天，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事。我们大家不喜欢他，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没有感到他来这里是想追求谁，想找一个女友谈恋爱，或是玩玩。因此，我们尽管嘲笑他是一个“烂板凳”（意思是他能坐烂板凳），却并不十分给他下不去。他也从来不怪罪我们。这年，他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们在这里，便跑来看我们，还雇了一辆马车，请我们去游灵谷寺。这个较远的风景区我们还未曾去过咧。跟着，第二个熟人也来了，是施复亮（那时叫施存统），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他是最早把我们的朋友王一知（那时叫月泉）找去作了爱人的，他告诉我们他同一知的生活，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这些自然引起了我们一些旧情，在平静的生活中吹起一片微波。后来，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朋友瘦长个，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我和剑虹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
不久，他们又来过一次，瞿秋白讲苏联故事给我们听，这非常对我们的胃口。过去在平民女校时，也请刘少奇同志来讲过苏联情况，两个讲师大不一样，一个象瞎子摸象，一个象熟练的厨师剥笋。当他知道我们读过一些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的书的时候，他的话就更多了。我们就象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似的都听迷了。
从这段文字中的描述来看，在与瞿秋白的第一次见面中，丁玲对瞿秋白的观察是相当细微的，并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乃至五十八年后写来，瞿秋白的形象、神情仍那么逼真、生动。
丁玲与王剑虹初次见到瞿秋白后，就“都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丁玲与王剑虹当时都是心气颇傲、自视甚高的少女，在此之前她们也接触过一些共产党人，但似乎没有对谁有过这样的评价。
瞿秋白对丁玲和王剑虹这一年来东流西荡的生活与立志于自己奋斗的想法，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和赞赏。他鼓励丁玲与王剑虹随他们去上海，到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丁玲和王剑虹起初有些犹豫，怀疑这可能是第二个平民女学，是培养共产党员的讲习班，但又不能认真地办。瞿秋白耐心地解释，说这学校要宣传马列主义，要培养年轻的共产党员，但这是一所正式的学校，如她们去文学系学习，可以学到一些文学基础知识，可以接触到一些文学上有修养的人，也可以学到一些社会主义。施存统和柯庆施也帮助劝说。于是丁玲和王剑虹决定前往上海大学，在瞿秋白他们走后不几天，就到上海去了。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学校，1922年秋，因师资缺乏、办校无方，引发学潮，师生一致请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于右任任校长后，于1922年10月将学校改名为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最初设在闸北青云路一条叫青云里的弄堂里，校舍只有几栋石库门房子，既老又破，设备也很简陋，有一百来个学生，被人讥为“弄堂大学”。当时国共两党正酝酿合作，经李大钊推荐，1923年4月邓中夏担任该校总务长，主持校务；瞿秋白担任社会科学系主任。在这之后，学校的面貌才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从这时起，上海大学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它同时也是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至1924年初，学生增至三百人，学校迁至西摩路（今陕西北路）。
上海大学的确为中国革命培养出了一批人才。曾先后在社会科学系学习的有：刘华、贺昌、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李硕勋、杨之华、张琴秋、阳翰笙等等。康生（当时名张耘）也就读于此。在文学系学习过的有：丁玲、戴望舒、施蛰存等等。陈伯达也就读于文学系。他入学时，丁玲已离校。
丁玲和王剑虹进了上海大学文学系，住在校舍的一栋一楼一底的亭子间里，施存统、王一知夫妇住在隔壁，瞿秋白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座比较西式的楼房里。由于怕上海大学是第二个平民女学，既要办学又不能认真办的担心没有完全消除，丁玲与王剑虹是以旁听生的身份就读于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虽是具有革命性的一所学校，但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似乎还存在男女有别。施蛰存回忆道：“每堂上课，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或第四排课桌坐起，留出最前的两三排让女生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描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座，再也不回过头来。只有当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同学传给后排时，才偶尔打个照面。”丁玲和王剑虹也是如此。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作家的戴望舒和施蛰存就坐在她们后面的第三排或第四排，同学半年，只看到她们的后脑勺。后来丁玲与施蛰存都成为作家，而且比较熟悉后，施蛰存有诗喻丁玲曰：“六月青云同侍讲，当时背影未曾忘”。
在学校的生活中，尽管丁玲和王剑虹表面有些傲气，但她们是合群的，也是随和的。新年时，女生们排演一个戏，邀丁玲和王剑虹参加，她们俩表示支持，一口就答应了。可是在分配角色时一些人发生了矛盾，都不愿意演配角，戏里只有一两句台词的两个小丫头的角色，谁也不愿意演，丁玲和王剑虹就自告奋勇去演这两个小丫头，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她俩的戏虽说很少，可是她们的朋友瞿秋白、施存统、王一知看后却很为她们高兴，既为她们的演出，更为她们对待角色的态度。
上海大学文学系的课程比较正规，原来在平民女学的一些教员也在这里授课。陈望道讲古文，邵力子讲易经，沈雁冰讲西方古典文学，俞平伯讲宋词，田汉讲西洋诗等等。
可是，丁玲认为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尽管瞿秋白并不在文学系授课。她回忆道：“他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我们这里。”于是，丁玲和王剑虹住的小亭子间就热闹了。瞿秋白谈话的面很宽，除了俄罗斯文学，他还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总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丁玲不仅感到他学识渊博，而且觉得他讲话的方式也与人有别。他不是对小孩讲故事，也不是对学生讲书，而是把她们当作同游者，一同游历上下古今，东南西北。瞿秋白是社会科学系主任，但他不同丁玲和王剑虹讲哲学，他只讲文学；他也不同她们讲社会科学的高深理论，却讲社会生活，讲社会生活中的形形色色。丁玲常常怀疑地自问：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呢？后来，瞿秋白为了帮助她们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教她们读俄文的普希金诗作。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语法，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词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要记二百多个生词，记许多语法，但由于诗，这些生词，这些语法，就好像完全地记熟了。当丁玲和王剑虹读了三四首诗后，她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
瞿秋白这年二十四岁。一个青年男子，“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两位少女的住处，当然是很不寻常的。由志趣相投，到情有所钟，自然会演绎出一段爱情故事。
丁玲回忆道：
冬天的一天傍晚，我们同住在间壁的施存统夫妇和瞿秋白一道去附近的宋教仁公园散步赏月。宋教仁是老同盟会的，湖南人，辛亥革命后牺牲了的。我在公园里玩得很高兴，而且忽略了比较沉默或者有点抑郁的瞿秋白。后来，施存统提议回家，我们就回来了，而施存统同瞿秋白却离开我们没有告别就从另一条道走了。这些小事在我脑子里是不会起什么影响的。
第二天秋白没有来我们这里，第三天我在施存统家里遇见他，他很不自然，随即就走了。施存统问我：“你不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我摇头。他又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堕入恋爱里边了。问他爱谁，他怎么也不说，只说你猜猜。”我知道施先生是老实人，就逗他：“他会爱谁？是不是爱上你的老婆了。一知是一个很惹人爱的，你小心点。”他翻起诧异的眼光看我，我笑着就跑了。
我对于存统的话是相信的。可能瞿秋白爱上一个他的“德瓦利斯”，一个什么女士了。我把我听到的和我想到的全部告诉剑虹，剑虹回答我的却是一片沉默。于是我们的小亭子间寂寞了。
过了两天，王剑虹对我说：住在谢持家的（谢持是一个老国民党员）她的父亲要回四川，她要去看他，打算随他一道回四川，她说，她非常怀念她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四川酉阳。我要她对我把话讲清楚，她只苦苦一笑：“一个人的思想总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
这是我们两年来的挚友生活中的一种变态。我完全不理解，我生她的气，我躺在床上苦苦思磨，这是为什么呢？两年来，我们之间从不秘密我们的思想，我们总是互相同情，互相鼓励的，她怎么能对我这样呢？她到底有了什么变化呢？唉！我这个傻瓜，怎么就毫无感觉呢？……
我正烦躁的时候，听到一双皮鞋声慢慢地从室外的楼梯上响了上来，无须我分辨，这是秋白的脚步声。不过比往常慢点，带点踌躇，而我呢，一下感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泄我几个钟头来的怒火了。我站起来，猛地把门拉开，吼道：“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立刻就又把门猛然关住了。他的一副惊愕而带点傻气的样子留在我的脑际，我高兴我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得意地听着一双沉重的皮鞋声慢慢地远去。为什么我要这么恶作剧，这完全是无意识无知的顽皮。
我无聊地躺在床上，等着剑虹回来，我并不想找什么，却偶然翻开垫被，真是使我大吃一惊，垫被底下放着一张布纹信纸，在上密密地写了一行行长短诗句。自然，从笔迹，从行文，我一下就可以认出来是剑虹写的诗。她平日写诗都给我看，都放在抽屉里的，为什么这首诗却藏在垫被底下呢？我急急地拿来看，一行行一节节。呵！我懂了，我全懂了，她是变了，她对我有隐瞒，她在热烈地爱着秋白。她是一个深刻的人，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她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可以把爱情关在心里，窒死她，她不会露出来让人议论或讪笑的。我懂得她，我不生她的气了，我只为她难受。我把信揣在怀里，完全为着想帮助她，救援她，惶惶不安地在小亭子间里踱着。至于他们该不该恋爱，会不会恋爱，他们之间能否和谐，能否融洽，能否幸福，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在我的脑子里没有生出一点点怀疑。剑虹呵！你快回来呵！我一定为你做点事情。
她回来了，告诉我已经决定跟她父亲回四川，她父亲同意，可能一个星期左右就要成行了。她不征询我的意见，也不同我讲几句分离前应该讲的话，只是沉默着。我观察她，同她一道吃了晚饭，我说我去施存统家玩玩，丢下她就走了。
秋白的住处离学校不远，我老早就知道，只是没有去过。到那里时，发现街道并不宽，却是一排比较西式的楼房。我从前门进去，看见秋白正在楼下客堂间同他们的房东——一对表亲夫妇在吃饭。他看到我，立即站起来招呼，他的弟弟瞿云白赶紧走在前面引路，把我带到楼上一间比较精致的房间里，这正是秋白的住房。我并不认识他弟弟，他自我介绍，让我坐在秋白书桌前的一把椅子上，给我倒上一杯茶。我正在审视房间的陈设时，秋白上楼来了，态度仍和平素一样，好像下午由我突然发出来的那场风暴根本没有一样。这间房以我的生活水平来看，的确是讲究的，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三架装满精装的外文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得有几摞线装书。大的写字台上，放着几本书一些稿子、稿本和文房四宝；一盏笼着粉红色纱罩的台灯，把这些零碎的小玩艺儿加了一层温柔的微光。
秋白站在书桌对面，用有兴趣的、探索的目光，亲切的望着我，试探着说道：“你们还是学俄文吧，我一定每天去教。怎么，你一个人来的吗？”
他弟弟不知什么时候走开了。我无声地把剑虹的诗慎重地交给了他。他退到一边去读诗，读了许久，才又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是剑虹写的？”我答道：“自然是剑虹。你要知道，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走吧，到我们宿舍去，她在那里，我将留在你这里，过两个钟头再回去。秋白，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她是没有母亲的，你不也是没有母亲的吗？”秋白曾经详细同我们讲过他的家庭，特别是他母亲吞火柴头自尽的事，我们听时都很难过。“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你们幸福。”
他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谢谢你。”
等我回到宿舍的时候，一切都如我想象的，气氛非常温柔和谐，满桌子散乱着他们写满字的纸张，看来他们是用笔谈话的。他要走了，我从桌子前的墙上，取下剑虹的一张全身像，送给了秋白，他把像揣在怀里，望了我们一眼，就迈出我们的小门，下楼走了。
事情就是这样，自然，我们以后常去他家玩，而俄文却没有继续读下去了。她已经不需要读俄文，而我也没有兴趣坚持下去了。
事情的结局就是这样，王剑虹成了瞿秋白的第一位妻子。
1977年1月上旬，我去探望住在太行山下嶂头村的母亲。在这之前，母亲已遭受了二十年的苦难。1957年她被定为文艺界“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右派”，随后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投入位于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在经历了五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后，戴着“右派”“叛徒”两顶帽子流放于此。
我在嶂头逗留的七八天里，每天都同母亲谈到深夜，有几天竟谈到鸡叫头遍。在一支微弱的烛光下，母亲娓娓地向我述说她的一生。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我感到母亲急于把她一生的经历都告诉我。她那时还难以预料她自己就一定能够活着等到重见天日，也不知道今后还有多少这样的可以和我倾心相谈的机会。
有一天谈到她和瞿秋白之间的事，她若有所思地稍稍停顿了一下，随之说道：“其实，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他就不会接受王剑虹。”她又说，“我看到王剑虹的诗稿，发现她也爱上瞿秋白时，心里很是矛盾，最终决定让，成全她。”
母亲向我说到她把诗稿拿给瞿秋白看时的情景：“瞿秋白问：‘这是谁写的？’我说：‘这还看不出来吗？自然是剑虹。’他无言走开去，并且躺在床上，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问我：‘你说，我该怎样？’我说：‘我年纪还小，还无意爱情与婚姻的事。剑虹很好。你要知道，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你该走，到我们宿舍去……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更向他表示：‘我愿意将你让给她，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站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听你的。’”
我听后，实在觉得这是一个纯洁、高尚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
我问她：“你说自己年纪还小，无意于爱情与婚姻，这是真话吗？”
她说：“当然不是真话。瞿秋白是我那几年遇到的最出色的一个男子，而且十分谈得来。不过也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在这以前我的确无意于恋爱，我觉得应该多读点书，立足于社会。”
我有些不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自我牺牲呢？要让呢？”
她答：“我很看重我和王剑虹之间的友谊，我不愿她悲伤，不愿我和她之间的友谊就此终结。”
我问：“那么王剑虹当时知道瞿秋白更钟情于你吗？”
她答：“我想，她或许不知道。但婚后，我想，她定会知道的。”
母亲说这些话时，语气淡淡的，平淡地述说着这件往事。
我还有些不解，我问母亲：“为什么瞿秋白会更钟情于你呢？”
母亲摇摇头：“说不清楚，或许是气质、性格方面的原因。”我想，可能是这样的，感情方面的事大概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
一年后，我的妻子李灵源带着女儿小延去嶂头看望母亲，母亲也向灵源述说了她与瞿秋白和王剑虹之间的这件事。其实灵源已从我这里知晓，母亲也应知道这点。
母亲还把瞿秋白所刻的送她的图章交给灵源，说：“就交给你们保存下去吧！”灵源听此话，心里顿时一愣，觉得母亲似乎是在交代后事似的。她接过了图章，心里十分难过。
母亲于1979年底开始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这篇文章，完稿于1980年1月2日。关于这件事，文中的一些文字与她向我所述的是不一样的。母亲不愿吐露她和瞿秋白之间的这段隐情。但在文章中仍不自觉地留下了些许说明他们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的文字，尽管做了某些与真实情况不同的书写，说了不少“多余的话”，仍然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从而引起一些读者与研究者的猜疑。看来，为了掩饰这一隐情，母亲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但其结果是，除非不真实地写，若要真实地写出一个她所认识的真实的瞿秋白，而又欲掩饰其中某些部分，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上海大学发展很快，学生不断增加，寒假时搬到西摩路（现陕西北路），这里校舍宽敞。丁玲也随瞿秋白和王剑虹一起住到学校附近的慕尔鸣路（现茂民路）。丁玲本欲去学校宿舍，但瞿秋白和王剑虹一定要她和他们以及施存统一家住在一处。这是一栋两楼两底临大街的弄堂房子。施存统、王一知住在楼下统厢房，中间客堂间作餐厅；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住在楼上正房，瞿秋白、王剑虹住在统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间里，统厢房放着他的几架书。丁玲住在过街楼的小房里。娘姨阿董住厨房上面的亭子间。这屋里九口之家的生活、吃饭等，全由瞿云白当家。丁玲按学校的膳宿标准每月交给他十元钱，王剑虹也是这样，别的事她们全不管，这自然是瞿秋白的主张，也是他精心的安排。
瞿秋白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除了上海大学的教务，他还是中共上海区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参与上海党组织的领导工作。1923年8月底，鲍罗廷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促进国民党改组和国共两党合作，瞿秋白既参与高层决策，又担任鲍罗廷的翻译。但“也常眷恋着家”，丁玲回忆：“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赤子之心，大概是表示感谢我对他们恋爱的帮助。剑虹也天天写诗，一本又一本。”
丁玲和瞿秋白与王剑虹都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她回忆道：
我不知道他（瞿秋白）怎样支配时间的，好像他还很有闲空，他们两人好多次到我那小小的过街楼上来坐谈。因为只有我这间屋里有一个烧煤油的烤火炉，比较暖和一些。这个炉子是云白买给秋白和剑虹的，他们一定要放在我屋子里。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象一朵花的光圈，闪耀在天花板上。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总是把电灯关了，只留下这些闪烁的微明的晃动的花的光圈，屋子里的气氛也美极了。他的谈锋很健，常常幽默的谈些当时文坛的轶事。他好像和沈雁冰、郑振铎都熟识。他喜欢徐志摩的诗。他对创造社的天才家们似乎只有对郁达夫还感到一点点兴趣。我那时对这些人、事、文章，以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争论，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是一个小学生，非常有趣地听着。这是我对于文学上的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为人生、为艺术等等所上的第一课。那时秋白同志的议论广泛，我还不能掌握住他的意见的要点，只觉得他的不凡，他的高超，他似乎是站在各种意见之上的。
瞿秋白希望丁玲和王剑虹都走文学的道路。这是他自己十分向往的，但是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却又是不容易实现的。他从不把他的客人引上楼来，也从不同丁玲和王剑虹谈他的工作，谈他的朋友，谈他的同志。
丁玲在这个时期，更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她原来追求社会革命应有所行动的热情慢慢转到了对文学的欣赏与思考。她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对人有启发的。她好像悟到了文学于社会的作用的问题，虽仍是理解不够深，有点朦朦胧胧。
这时，施存统来征求丁玲的意见：是否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如果她有这个意愿，他愿意介绍她入党。丁玲去征求瞿秋白的意见。瞿秋白没有正面答复她，却毫不思考的昂首答道：“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须要展翅高飞的鸟儿，嘿，嘿嘿，就是这样……”
丁玲曾说过，如果瞿秋白是一个普通党员，是一个对她没有很深了解的党员，那他一定会说，很好，我支持你入党。但是，瞿秋白不是这样的一个党员。他看出了丁玲在文学上的天分和潜在的才能，而且希望丁玲走他虽然向往却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文学道路。因为他深知当时党内的情况。
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那时还没有认识到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真正认识到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是到了1929年时的事。1924年前后，在共产党内实际上还存在一种轻视文学乃至排斥文学的气氛，认为共产党员首先是要做党的实际工作。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是当时时代的要求。在这样的气氛下，如果一个共产党员要把文学作为正业，那么势必会同党组织的要求发生矛盾。
早期共产党员郑超麟曾回忆中国共产党早期派往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内部在这方面的情况：“旅莫支部中当时造成一种气氛，仿佛说：我们来莫斯科是要学习革命，不是要学习学问的。我们要做革命家，不要做学院派。支部领导并不明白地反对文学，却鄙视文学青年，以为这些人不能成为好同志。”所以，郑超麟等几个在法国勤工俭学又爱好文学的青年，于1923年春天转学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见此情况，就都把文学书“收起来了，绝口不谈文学”。这批留学生中的主流派，回国后大多在党内担任要职，他们这种思想情绪自然会在党内产生影响。郑超麟还说到党内这种状况下的瞿秋白，他说：“瞿秋白自己不搞文学活动，但支持蒋光赤（即蒋光慈）从事文学活动。”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当丁玲问瞿秋白她是否要入党时，瞿秋白却说了“你么，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你是一个须要展翅高飞的鸟儿”那么一番话。瞿秋白似乎也没有鼓励王剑虹加入中国共产党，夫妻半年，王剑虹到死也还只是一个党外人士。
丁玲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当然主要还是自身的原因。她虽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反叛旧的礼教，但她同时也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她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担心加入组织后纪律的约束。虽然先后进了共产党办的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但对共产主义仍缺乏明确的认识，而“对某些漂浮在上层、喜欢夸夸其谈的少数时髦的女共产党员中的几位熟人有些意见”，也妨碍她与党组织的进一步靠拢。
再者，她对当时共产党实行的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律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有些不赞成，她有一次曾同我说：“我那时对共产党要求党员参加到国民党里去也有不赞同的看法，也影响到我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她的这一态度，可能受了李达的一些影响。李达就是持此种观点，认为这“模糊了阶级意识”，从而也使他萌发脱离党的念头。丁玲本就看不上国民党，可是现在共产党却要自己的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里去。她不想做国民党员，也因此动摇了她对共产党的看法。
也就在嶂头村母亲同我谈瞿秋白的那个晚上，我问母亲：“好像有一个说法，说你在上海大学时，同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非常友好’，发生了恋情。我以前仿佛从哪本书上看到过，这是真的吗？”
我的确读过这么一篇文章，那还是在延安保小学习的时候，从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里看到的，天长日久，这本书的名字、这篇文章的名字及其作者都忘记了，只是包括这件事在内的一些内容却深深地留在脑海里。20世纪70年代末，翻阅一本由每日译报社于1938年出版的名为《女战士丁玲》的书，只一翻，就觉得十分眼熟，想起来四十年前读的就是这本书，其中Earl H.Leaf著的《丁玲——新中国的先驱者》里就说了这回事。
母亲摇摇头，不加思索肯定地说：“没有这样的事，这是谣传。”
母亲似乎觉得这样的谣传很可笑，她继续说道：“我那时自视很高，怎么会看上瞿云白。他那时只是个替瞿秋白管家的角色，并没有多少趣味。”
丁玲多年来写过好几篇纪念瞿秋白的文章，那都是以纪念一位党的领袖人物、一位党的先烈的语气来写的。即使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写出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瞿秋白，但在她自己与瞿秋白的交往上，仍适度地把握住“谦逊”。这当然是由于后来地位的悬殊和考虑到现实的社会影响。其实，在她同我谈她与瞿秋白的这段交往时，从她的语气，给我的印象是，在她的心目中，他们是平等的朋友，说到瞿秋白时也是只呼其名“秋白”。母亲的这种态度，在一次访谈时，流露了出来：“瞿秋白，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与之聊天的。”这样的随问即答的访谈，往往即答时缺少缜密的思考。这不是什么如有人说的：是“后来傲气十足地说”，而是真实情况的吐露。
丁玲当时比较崇拜的人物是李达和向警予。李达那时已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著有众多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而且丁玲同他们夫妇，尤其是他的夫人王会悟有着很好的私交。而对于向警予，则是从小就有的，随着向警予成为一位女革命家，丁玲对她的崇敬也就更为深化。另外，施存统那时的名气还比瞿秋白要大一点儿。
时光流逝，丁玲就生活在这个“九口之家”的狭小的圈子里。她觉得王剑虹渐渐在变，变得沉入爱情，脱离人世，这不是她所希望和喜欢的。她的心正因此而倍感寂寞，她向往着广阔的世界，她也怀念起另外的旧友。她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而这些计划却只密藏在心里。她眼望着逝去的时日，深感惆怅。
暑假将到的时候，丁玲向瞿秋白和王剑虹提出要回湖南看望母亲，而且她已经同在北京的周敦诂、王佩琼等约好，看望母亲之后，就直接去北京求学。周、王是丁玲在周南女中的同学，也是一同从周南转学到岳云中学的。丁玲提出这个意见后，瞿秋白和王剑虹“没有理由反对，他们同意了，然而，却都沉默了。都象是有无限的思绪”。
其实，丁玲从“让”的那一时刻起，就预示着她必然要离开瞿秋白和王剑虹，慕尔鸣路的“九口之家”的生活，是瞿秋白和王剑虹对她生活的关切、心情的体谅，但这样的生活却是不可能长久的，丁玲也不可能在这样的氛围里长期生活下去。
我曾经问母亲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大学也还是比较理想的，有一些有名望的教员，而且上课比较正规，为何要到一个前途未卜的北京去呢？她回答：“我既然成全了王剑虹，也就想离开他们，既然走，就走得远一点。”
丁玲回忆她离开上海时的情景：
我走时，他们没有送我，连房门也不出，死一样的空气留在我的身后。阿董买了一篓水果，云白送我到船上。这时已是深夜，水一样的凉风在静静的马路上漂漾，我的心也随风流荡：“上海的生涯就这样默默的结束了。我要奔回故乡，我要飞向北方，好友呵！我珍爱的剑虹，我今弃你而去，你将随你之所爱，你将沉沦在爱情之中，你将随秋白走向何方呢？……”
这离别的情景的确是迥异寻常的。许多读者对此不解，有些研究者，依不同的猜测，做出种种的推论，或曰，因情之深，别之痛，不忍经受那种“泪沾襟”的离别情景；或曰，瞿秋白和王剑虹愧对丁玲。我想，在我把这之间的真实情况写出来之后，是无须再对此多做解释的了。
丁玲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登上了西行的轮船，既有展翅高飞的壮志和对前途的新的梦想，也有回顾往事时的伤感与惆怅：
长江滚滚向东，我的船迎着浪头，驶向上游。我倚遍船栏，廻首四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长途跋涉，我既傲然自得，也不免因回首往事而满怀惆怅。十九年的韶华，五年来多变的学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只朦胧的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感受到心灵的创伤。我是无所成就的，我怎能对得起我那英雄、深情的母亲对我的殷切厚望呵！
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丁玲采取了无私的勇敢之举成全了王剑虹，然而她所做出的自我牺牲却也使她自己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朦胧的体会到人生的艰辛”的丁玲回到了她的母亲身边。丁玲的母亲敏锐地觉察出女儿的心态与以前回家时的不一般，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不日女回，吾心甚慰，惟伊悒悒不乐，非复往日之态度。”故而“吾不胜忧虑，对伊百般体贴，任其所欲，曲尽慈母之职，殷勤如育幼孩，常常把伊拥抱怀中，或供她郊外闲逛。她欲研究古乐，即为伊置笙笛琵琶等，又找善于此乐者共同研究。每至夕阳西下，则弦索叮咚，清风拂面，月色溶溶，花馨馥馥。”
丁玲依傍在她的母亲身旁，享受着母女难得相聚在一起的那一点点幸福。蒋慕唐的学校放假了，只有她们母女留在空廓的校舍里。往事已成过去，新的生活还没有到来。母亲在幽静的、无所思虑的闲暇之中度着暑假。
大约回家半月，她收到王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丁玲尚在上海的时候，王剑虹身体就有些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瞿秋白、丁玲或旁人的注意。丁玲收到信后，虽感不安，但未引起重视，以为过些天就会好的。只是：“瞿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这短短的附记给丁玲的印象很深，她在文中写道：“我对他的这些话是不理解的，我对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是否真的不理解呢？我想不会是真的。
有些读者对瞿秋白的“附言”，有所不解，有所猜测。
有了母亲向我说的那段“隐情”，瞿秋白在信后的附言“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就得到了解释。否则，一个成熟的男子为了一个朋友的离去（还不是永别），哭什么呢？而且还是多年没有过的事。
又过了半个月，丁玲忽然收到王剑虹的堂妹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千般思虑，万般踌躇，丁玲决定重返上海，匆匆忙忙独自奔上惶惶不安的旅途。
我到上海以后，时间虽只相隔一月多，慕尔鸣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
瞿秋白用了一块白绸巾包着剑虹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定情之后，我从墙上取下来送给秋白的那张。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我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白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他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
我看了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心情复杂极了，我有一种近乎小孩子的感情。我找他们的诗稿，一本也没有了；云白什么也不知道，是剑虹焚烧了呢？还是秋白密藏了呢？为什么不把剑虹病死的经过，不把王剑虹临终前的感情告诉我？就用那么一首短诗作为你们半年多来的爱情的总结吗？慕尔鸣路我是不能再呆下去了！我把如泉的泪水，洒在四川会馆，把沉痛的心留在那凄凉的棺柩上，我象一个受了伤的人，同剑虹的堂妹们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给秋白，尽管他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还说希望我写信给他。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剑虹的死而割断。……”
王剑虹短暂的如花年华就此终结，年方二十二岁。作为“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位先进女性，是始终值得为后人崇敬的。她的名字，除了瞿秋白在临就义前郑重地留了一笔之外，尚存留于丁玲的多篇回忆文章里。
丁玲曾想因王剑虹的死而终结同瞿秋白的友谊，然而这友谊却未能割断。
初到北京的丁玲，欢快地生活在旧友与新友之中。至于同瞿秋白的交往，她回忆道：
我徜徉于自由生活，只有不时收到的秋白来信才偶尔扰乱我的愉悦的时光。这中间我大约收到过十来封秋白的信。这些信象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起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那末，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我大约回过几次信，淡淡地谈了一点有关剑虹的事，谈剑虹真实的感情，谈她的文学上的天才，谈她可惜的早殇，谈她给我的影响，谈我对她的怀念。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谈的，并非他所想的，但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所苦呢？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深的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带点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几封信。
瞿秋白写给丁玲的被她称之为“谜”似的十来封信，应是写于1924年的9月、10月、11月这三个月的时间内。至于上面引文中，丁玲对瞿秋白信中深深责备自己的缘由的“猜测”：“那末，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我以为即使有批评的话，也不会是革命工作方面的批评，因为瞿秋白从不和她谈他工作上的事，而且这时在工作上也无不顺之处，他不久即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呈现给丁玲面前的自责，应是来自于生活方面的事。
那年我在嶂头的时候，母亲就向我讲过，瞿秋白在给她的信里说：“只有天上的梦可和地上的冰之才有资格批评他。”1980年1月，我读《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后，同母亲说起这篇文章，我说：“这句话，你只写了一半。把后面的‘和地上的冰之’隐去了。”她点点头：“是的。”当然，这无须再问下去，她的用意是很明白的。
母亲逝世不久，我在《新文学史料》上看到一篇题为：《早年生活二三事》的丁玲访谈录。其中有：“瞿秋白说只有两个女子最了解他，能批评他，一个是天上的女子王剑虹，一个是世上的女子杨之华”句。
这句话几经修改成了这样。为隐去她与瞿秋白之间那段短暂的超乎友情的感情，在文中，将真实的“只有天上的梦可和地上的冰之才有资格批评他”改为“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这倒也说得过去。而为了平息她那篇文章发表后出现的猜疑与议论，而再在访谈时作如此的修改，岂不是有画蛇添足之多余。因为瞿秋白给丁玲的这些信中并未说到杨之华，丁玲与杨之华在上海时也无交往，而且她当时也并不知道瞿秋白和杨之华恋爱并于这年11月底结婚，瞿秋白如何会在这些信里向她如是说。
丁玲与瞿秋白在北京有过一次会面：
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学校，门房拦住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人等了你半天，足有两个钟头，坐在我这里等你，说要你去看他，地址都写在信上了吧！”我打开信，啊！原来是秋白。他带来了一些欢喜和满腔希望，这回他可以把剑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告诉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饭，便坐车赶到前门的一家旅馆。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屋里，在翻阅他哥哥的一些什物，在有趣的寻找什么，后来，他找到了，他高兴的拿给我看。原来是一张女人的照片。这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上海大学，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得很美，与张琴秋同来过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问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我没有再去前门旅舍，秋白也没有再来看我，我们同在北京城，反而好像不相识者一样。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发来的杨之华给秋白的信，要我转交。我本来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诩同志。夏之诩是党员，也在我那个补习学校，她可能知道秋白的行踪。她果然把我带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的一栋宿舍里。我们走进去时，里边正有二十多人在开会，秋白一见我就走了出来。我把信交给他，他一言不发。他陪我到他的住处，我们一同吃了饭，他问我的学习，问我的朋友们，问我对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谈王剑虹，一句也不谈杨之华。他告诉我他明早就返上海，云白正为他准备行装。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静静的观察他。他对杨之华的来信一点也不表示惊慌，这是因为他一定有把握。他为什么不谈到剑虹呢？他大约认为谈不谈我都不相信他了。那末，那些信，他都忘记了么？他为什么一句也不解释呢？我不愿再同他谈剑虹了。剑虹在他已成为过去了！去年这时，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如今，过眼云烟，他到底有没有感触？有什么感触？我很想了解，想从他的行动中来了解，但很失望。晚上他约我一同去看戏，说是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的戏。我从来没有进过北京的戏院，那时北京戏院是男女分坐，我坐在这边的包厢，他们兄弟坐在对面包厢，但我们都没有看戏。我实在忍耐不住这种闷葫芦，我不了解他，我讨厌戏院的嘈杂，我写了一个字条托茶房递过去，站起身就不辞而别，独自回学校了。
王剑虹逝世三个多月后，瞿秋白同杨之华于1924年11月底正式结婚。婚礼在常州瞿氏宗祠举行，还在报上登了启事，颇为轰动。但从瞿云白翻出一张照片，即杨之华的照片给丁玲看，丁玲“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来看，丁玲并不知道瞿秋白和杨之华的这些事情，至少在此以前不知晓。
也就在嶂头的那天夜晚，母亲向我说：“我明白之后，为了王剑虹（我想，或许也有一点点为了她自己），对瞿秋白不免有些许怨气，同时也不免认为瞿秋白有些薄悻（在谈话中，“薄悻”二字出现过两三次）。”但是她又说：“我也能理解秋白，知道他又实在是藏有秘在心头的隐恨。”
瞿秋白因受上海反动当局通缉，于1924年12月初秘密来到北京，于1925年1月初回到上海出席1月11日至1月22日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此次在北京逗留约一月。
在着笔写母亲和瞿秋白之间曾有过的这一点点极其短暂的不同寻常的感情时，坦诚地说，我是非常犹豫和十分踌躇的。因为这是违背母亲的心意的。但是面对她那篇文章发表后所出现的种种猜测与议论，心想不如把我之所知，陈述如文；再说，这毕竟是历史，是她的一段历史。
那以后，丁玲和瞿秋白五年多没有见面，也不通音信。在这五年里，两人都有许多的变化。
瞿秋白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当时党员人数约九百九十余人；在1927年4月29日至5月9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主持了1927年8月7日的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度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因犯盲动主义错误，他受到了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批评。1928年他去莫斯科主持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夏天，他从苏联回到国内，同周恩来一起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危害党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然而不久，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受到米夫、王明的打击，被开除出政治局，排斥于中央领导之外。
丁玲于1927年底和1928年初先后发表了短篇《梦珂》和中篇《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了一代文艺界”，步入文坛。她并且以瞿秋白和王剑虹为原型创作了长篇《韦护》，发表于1929年。为什么把中的男主人公取名韦护，丁玲说：“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对我说过，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疾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我母亲和我的父亲胡也频于1925年在北平结婚，1928年初从北平迁居上海。回想母亲三年前离开上海时，还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女学生，而今重返上海时，已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他们在1930年5月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状态，瞿秋白又处在党的领导核心，丁玲自然不可能知道他的情况。第一次知道他的信息，是1930年夏天，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见到瞿秋白。瞿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丁玲，信如过去一样，字仍写得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丁玲关切很深，信末赫然署着“韦护”二字。这时，大约是瞿秋白刚从苏联回到国内，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丁玲没有回瞿秋白的信，也无法回他的信，对他这些年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也无从知晓。但过了大约四五个月，却意外地见到了瞿秋白。
但在阳历年前的某一个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云白到吕班路我家里来了。来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约好的，他们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至今我也记不起来。这突然的来访使我们非常兴奋，也使我们狼狈。那时我们穷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们也不可能，家里没有茶叶，临时去买又来不及了。他总带点悒郁，笑着对我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他说这些话，我没有感到一丝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维。他看了我的孩子，问我有没有名字。我说，我母亲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祖麟。他便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我心里正有点怀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瞿秋白却感慨万分的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听，我的心情也沉没下来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末，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点偏，也总会有点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烈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时我没有说什么，他只仍然带点忧郁的神情，悄然离开了我们这个虽穷，却是充满了幸福的家。他走后，留下一缕惆怅在我心头。
也就在瞿秋白来访后不到一个月，丁玲的生活发生了骤变。丈夫胡也频于1931年1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于1931年2月7日英勇就义。丁玲勇敢地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毅然担负起创办“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重任，并担任其主编。
这时，瞿秋白匿住在上海中国地带旧城里的谢澹如家，只有冯雪峰知道这个地址，并与他联系。这期间，他同鲁迅合作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瞿秋白对丁玲主编《北斗》的工作，给以很大的支持。他用司马今等笔名，写《乱弹》，从《北斗》第一期起连载。《乱弹》的内容涉及很广，对当时的社会的腐败、黑暗，加以讽刺，给予打击。这些稿件由冯雪峰带给丁玲。丁玲从他那里才又了解到一些瞿秋白的情况。
这期间，丁玲在鲁迅家里遇见过瞿秋白一次。可是，他们之间的谈话，“完全只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丁玲对瞿秋白的处境本应有所关心，但她无从说起；瞿秋白对丁玲的遭遇应该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蝉。两人心灵上都有伤痛，都不愿触动伤痛的弦。
1932年3月，丁玲的入党仪式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瞿秋白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并讲了话。
此后，丁玲于1933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这一事件激起国内外社会上的强烈抗议，而国民党当局却矢口否认，一时丁玲下落不明。
瞿秋白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3年底离开上海，并于1934年1月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当时的“左”倾路线执行者决定瞿秋白留在苏区。以瞿秋白那样患有肺病的身体状况，显然是不适合留在苏区打游击的。瞿秋白终于1935年5月20日，在福建长汀县被俘，并于1935年6月18日牺牲于长汀罗汉岭下。
瞿秋白被囚禁长汀期间，《福建日报》记者李克长曾访问过他，并将访问记录以《瞿秋白访问记》为题，发表于1935年7月8日《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十六期。其中：
问：鲁迅、郭沫若、丁玲等与共产党之关系若何？
答：……丁玲原为上海大学学生，我当时有一爱人，与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适时尚未脱小孩脾气，常说，“我是喜欢自由的，要怎样就怎样，党的决议的束缚，我是不愿意受的。”我们亦未强制入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其作品委甚为可读。与胡也频同居后，胡旋被杀，前年忽要求入党，作品非愈普罗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写的好。
从这一段话看，瞿秋白迷惑敌人，保护丁玲的用心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短短几句话，他一再强调，丁玲是“喜欢自由的”，不愿受党的决议的束缚，“此时仍为一浪漫的自由主义者”，而且“作品非愈普罗化”。正如前述，瞿秋白参加了1932年3月丁玲的入党仪式，明知丁玲已是共产党员，却说：“前年忽要求入党”，首先故意混淆时间，此刻所说的前年，乃1933年，比丁玲入党时间晚了一年，且为被捕之年，那年5月丁玲就被捕了。其次，只说：“忽要求入党”，而究竟入党了没有亦含糊其词。丁玲被绑架，或言被捕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发起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许多报刊也刊登这样那样的有关丁玲的消息，当时身处上海的瞿秋白不可能不知道。他也知道，这个访问记会公之于众。瞿秋白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用心良苦地竭力保护身陷囹圄的丁玲。
“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因《多余的话》被斥责为叛徒，一时间，《多余的话》被刊印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编的小报上广为传播。我那时看到过一份小报上的《多余的话》，其结尾处有这么一段文字：
秉之也不知在何处，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我一看，就明白是说我母亲无疑；而且，这样的文字对于我来说，只看一遍，就可牢记终生。因为，在此之前，母亲就向我讲过，瞿秋白曾说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也就是总是勇于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意思。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秉之”，即“冰之”也。“秉”，“冰”音谐。这个误写，或许是翻印的错误，或许是瞿秋白有意的误写，“冰”以“秉”讳之。我以为更多的可能属后者。母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后，在一段时间里，生死不知，下落不明，故有“秉之也不知在何处”句。
可惜，因多次迁徙、搬家（包括从上海迁北京），这份小报我没有能保存下来。
20世纪80年代，我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所附的《多余的话》里，却没有看到有这么一段话。
然而，“秉之也不知在何处？她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这样的文字只有出自瞿秋白本人的笔下，而非任何其他人，更不是红卫兵、造反派们所能编造得出来的。由于《多余的话》的原稿一直没有发现，并曾在多种刊物上刊登，因此我想，有不同的版本也是可能的。
《多余的话》，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也曾为一些人不理解，从而认为可能是国民党伪造，或经其篡改过的。丁玲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张闻天同她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于是她就从中央宣传部图书室借来看。她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道：
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些心情，我是多么的熟悉呵！（《多余的话》）那样无情的解剖自己，那样大胆的急切地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但我决不会想到后来“四人帮”竟因此对他大肆污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他生前死后的这种悲惨遭遇实在令人愤慨、痛心。
其实，她的这种对《多余的话》的看法和读时的心境，早在延安读后就表达过：
昨天我又苦苦的想起了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的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
相隔四十年，丁玲的看法和心境都是一致的。在这里，丁玲很自然，不自觉地用了“责怪”二字，若非心心相印，曾有过亲近的关系，是不会这么遣词的。
1946年，母亲又写了《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说：“在那个时期，秋白同志的文章，我大半都读过，我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曾努力去创作，努力从各方面去尝试。”她称瞿秋白为“一个最可怀念的导师”。
尤其是在1979年底，在她刚刚改正“右派”问题，恢复党籍，而政治问题还未全部平反时，就写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奋笔疾书，为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辩解。她认为瞿秋白“对马列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愿当领袖的，连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难的严重关头，他毅然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这完全是见义勇为，是他自称的韦护的象征”。而对于《多余的话》，她认为瞿秋白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在平静中，理智地、细致地、深深地剖析着自己的灵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产生这矛盾的根源。”她并认为，“这对知识分子革命者，和一般革命者至今都有重大的教益”。她更进一步认为，瞿秋白“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的、尽心的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象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她也指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时，“仍是王明路线统治的时候，他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暴露党内实情、批评党内生活的，他只能顺着中央，责备自己，这样在检查中出现的一些过头话，是可以理解的”。
她并且从客观环境来分析，认为：“正因为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不够健全，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被揪着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过左的做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这样一个多感的文人，也是使人寒心的。特别是当攻击者处在有权、有势、有帮、有派、棍棒齐下的时候，你怎能不回首自伤，感慨万端的说：‘田园将芜，胡不归’。而到自己临离世而去的时候，又怎会不叹息是‘历史的误会’呢？”
丁玲同时也指出《多余的话》有些灰暗的情绪：“但也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约我跟党走的时间较长，在下边生活较久，尝到的滋味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他大不相同，所以，我总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而对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进去，而不是惜别。我以为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有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这最末一句说得好，说得十分深刻、十分精辟。不仅对于瞿秋白，究丁玲自己的一生而言，她不也是未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吗？
她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写于中共中央为瞿秋白作出平反决定之前，她的这篇文章和其他一些回忆瞿秋白的文章，对中央正式作出为瞿秋白平反昭雪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综观丁玲和瞿秋白各自的一生，除了1923年底那一点点极短暂的超出友情的感情之外，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是真挚的友情，这友情并没有如她所决心的那样，因王剑虹的死而割断，而是珍藏在他们各自的心底，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的终结。这友情也随着他们在革命实践中的不断成熟，而更加深化，升华。也可说是人世间少有的一段友情吧！
我认为母亲是用一支史笔来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这篇文章的。只是在涉及她与瞿秋白之间在极短暂的时间里曾有过的一点点超出一般友情的感情这一个人隐私时有所保留，而为了回避与掩饰这点个人隐私，也终不免说了些许“多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