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丁玲十四岁，小学毕业了。暑假中，她母亲送她到桃源县考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这是湖南省三所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中的一所，创建于1912年，是湘西的最高女学府。
桃源县因桃花源而得名。桃花源离县城约二十里。晋代著名文人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记》里，藉此描写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皇权，没有战乱，人人平等、自由的世界，寄托了他的乌托邦思想。
那时师范学校是政府供给开支，学生除交十元保证金外，学费与食宿、书籍、纸张都免费。保证金到毕业时退还。
丁玲1978年9月给孙女胡延妮的一封约一万字的长信（后来略加删节以《我的中学生活片断——给孙女的信》为题发表）里，回忆她的母亲送她入学的情景：
桃源县离常德约九十里，是乘轮船（小火轮）去的。学校的校舍很整齐，临沅江，风景很好，运动场也大，我非常高兴。我妈妈住了一天，把我托给学校的一个女管理员（像现在学校里的生活指导员），并且交给她一个金戒指。妈妈说没有钱交保证金（如果我考取了就要交十元保证金，这个保证金要到毕业时才能退还），这个戒指留下，如果我考取了，开学时，妈妈有钱就寄来；如果没有，就请这位女管理员朋友代卖代交；如有多的，就留给我零用。我难受了两天，因为我妈妈只剩我一个女儿，这年春天我弟弟死了，妈妈是很伤心的。我怕她一个人时想我弟弟，心里很难过。但学校里很热闹，我同几十个等待考试的新生同住一个大屋子，所以很快就不那么忧愁了。
住了一个月才考试。同学们都很用功地准备功课，只有我比较爱玩。我常常在楼上寝室的窗口一站半天，从疏疏密密的树影中看沅江上过往的帆船，听船上人唱着号子。拉纤的，撑篙的船夫都爱唱，那些歌声拌着滔滔的江水和软软的江风飘到窗口，我觉得既神往，又舒畅。我喜欢在大运动场上散步。这个运动场周围都是参天大树……
丁玲对入学考试自信心很足，因为她读的书多，比一般同学懂得多，在小学时，又经常是考第一名的，所以不把考试放在心上。不久就考试了，她果然考了第一名。
这时，她母亲却无钱寄来学校。那位管理员变卖了她母亲留下的戒指，交了保证金，把剩余的三元多钱给了丁玲，并嘱咐她不要乱花，说她妈妈生活很艰苦。丁玲拿着这三元多钱，想着她们母女相依为命的困苦生活，眼眶都红了，她小心地把这些钱放在床下的小木箱里，用换洗衣服压着。这钱，她一直没有花，在寒假回常德时才用了几角钱作路费。
在桃源女师，丁玲是一个经常受鼓励的学生。她这时的爱好比较全面，除作文常常只有八十多分外，其他功课都得一百分。她最喜欢数学，如果数学得了九十八分，她就会流泪，恨自己疏忽了。至于其他功课，那就不花什么脑子，随随便便就过去了，学期考试总得第一名。至于她的作文为什么只得八十多分，别的同学的作文分数比她多，她在给小延的这封信里回忆道：“因为她们常常抄那些什么作文范本，所以文章条理好，字句通顺，之乎者也用得都是地方。我不愿抄书，都是写自己的话，想的东西多，联想丰富，文章则拉杂重叠，因此得分少，也不放在玻璃柜中展览。可是老师总喜欢在我的文章后面加很长很长的批语，这是那些得百分的人所羡慕，而且不易得到的。特别是学校的校长，一位姓彭的旧国会议员代课时，常常在我的文章后面写起他的短文来。他分析我的作文，加批，加点，鼓励很多，还经常说我是学校的一颗珍珠，但他也总是要说，我写得拉杂的原因是太快，字又潦草。他对我的批评，即使到现在，我看仍是有用的。”
丁玲喜欢绘画。她画的每一张画，都会放在玻璃柜里展览。她还代一些同学画，把每一张都画得稍微不同一点儿，好让老师看不出来是出于她一个人的手笔。这些画也常常被展出，名字虽不同，却都是她画的，她看到后，心里很是得意！她也喜欢唱歌和体育，班上的体育课，早晚做操和开运动会，都是她喊口令。
至于这一时期她的思想状况，她回忆道：
学生大半是中产阶级的子女。因为富有的人家，认为女子不需要读书，能找个有钱的丈夫就行。真正贫苦人家又连小学也进不去。这些中产人家的子女，学师范也还是只想有个出路，可以当小学教员。同学中有发奋的人，但那时所谓人生观，革命等等，头脑里都是没有的。我个人的思想，受我妈的影响，比较复杂一点。对封建社会，旧社会很不满意。有改造旧社会的一些朦胧的想法，但究竟该怎么改，怎么做，都是没有一定的道路的。
第一学年快结束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也席卷了湘西小城桃源，桃源女师沸腾了起来。三年级学生杨代诚（后改名王一知）、二年级学生王淑璠（后改名王剑虹）发起成立了桃源学生联合会。学生会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等口号，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学生们还上街抵制日货，并在公共场所当众烧毁收来的日货。学生会天天集会讲演，有全校的，也有各班自行组织的，宣传爱国，讨论时事，也讨论社会问题和妇女问题。
丁玲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她还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其实，在此之前，丁玲幼小的心灵就已从革命的运动中感受到了血的战栗。
一次是辛亥革命，时间虽短，在常德气氛还是很紧张的。当地的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也点燃了起义之火，县城里彻夜响着枪声，以前科举应试的考棚成为战场。丁玲大姨父的弟弟就在考棚战死了，另有一个叔叔也被清兵杀死了，他们都是革命党人。对他们的死，家里亲戚们都很沉痛。
那些烈士的鲜血，好像苦水一样浸透了我周围大人们的心。在这样的时候，我小小的心灵也受伤了，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难受。然而，也就在这同时，我站在大人们的后面，看到了游行队伍的灯笼火把象天上的繁星一样，在我面前滚滚地冲过去。我跟着队伍蹦蹦跳跳，高兴得大叫大闹。我究竟能懂什么呢？我那时还小，但是那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的气氛感染着我。就在这样的气氛底下，背负着旧时代的封建重压和痛苦，满怀着对于生活的未来和国家的希望，我一天天长大了。
另一次是宋教仁被袁世凯爪牙刺杀。宋教仁是桃源人，那时丁玲的母亲在桃源教书，丁玲跟着她的母亲，在桃源的一个小学念书，年方八岁。学校要开追悼会，指名丁玲代表同学在台上讲话。她母亲为她写了稿子。这稿子写得很有感情，她念的时候，引起了全场的激动。这激动使她很受感染，她说：“我觉得，这是我最初的，在心底埋下的一种从群众那里感染到的革命的激动。”
所以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涌来的时候，丁玲就积极地投入到这个活动中去。当时，学生会还动员剪辫子，破除封建旧俗。在那个时候，剪不剪辫子，是革新还是保守的标志。一日内全校有六十多人剪了发辫。她也剪了。学生会还办了贫民夜校，向附近的贫苦妇女宣传反帝反封建，给她们上识字课。她在夜校里教珠算。因为她年龄小，个头比讲台才高出一点儿，学生们都叫她“崽崽先生”。
“五四”运动激荡着丁玲的心灵，使她开始思考中国应走的道路和她自己应走的道路。她如饥似渴地寻找《新青年》和其他北京和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来读，想从里面找出答案。
喜欢她的那位彭校长很不赞成学生的这些活动，有时也在会上讲话，但都被长于辩论的王一知、王剑虹所驳倒。彭校长见丁玲——他最喜欢的这个学生也跟着她们跑，直对她摇头叹气。他见劝说无效，就用提前放暑假的办法来破坏这个运动。放假了，多数人回家了，留在学校里的少数人也就闹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丁玲也就回到了常德。
这位彭校长名彭施涤，其实也还是一位热心教育，为公忘私的教育家。他只是思想循旧保守，认为学生应只安于书斋，不问国事，跟不上革命运动的形势而已。
丁玲乘船从桃源回到常德。码头离她三舅家近，离她母亲的学校较远，她先去了她的三舅家。舅父一见她剪了发辫，就怒火冲天：“哼！你真会玩，连个尾巴都玩掉了。”她舅母冷冷地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她的三舅，在辛亥革命前后那段日子，原是思想比较先进的，主张维新、变革，支持丁玲的母亲进学堂，走上社会。但是后来他成了绅士，在地方上出头露面，有了一定势力，县官上任也得去拜访他，于是思想倒退了，保守了，复辟了。丁玲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已然不像过去那样温顺。她直对三舅说：“你的尾巴不是早就玩掉了吗？你既然可以剪发在先，我为什么就不能剪发在后？”她三舅留学日本时，就曾剪去了发辫。回国后，他要出去见人时，就在帽子后面拖一条假辫子，那还是在前清时代。她又对三舅母说：“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何要裹得象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她的三舅和舅母气得两个眼睛瞪得好大，哼哼不已，只是不敢打她。丁玲就走出他们家，看她母亲去了。
丁玲的母亲听她讲学校里的各种事，很支持她的这些行为。原来在“五四”运动中，她母亲也领着自己的学生上街游行，举行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她看见女儿有头脑，功课好，不乱花钱，不爱穿戴，非常喜欢。这时她的母亲刚刚辞去工薪较丰的县立女校的职务，去做几乎是尽义务的妇女俭德会办的女校的校长。她看母亲热心公益，为公忘私，向往未来，年虽已过四十，一生受尽磨难，却热情洋溢，青春饱满，也非常高兴、放心。母女俩心心相印。
“五四”运动的浪潮，使得丁玲不安于在桃源读书，而向往一个思想更活跃、更先进的地方。这时她向她母亲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转学到省城长沙的周南女子中学去。周南女中是湖南有名的学校，思想活跃、进步，提倡妇女解放。“五四”运动期间，这所学校的活动很有名。周南女中的校长朱剑凡曾是丁玲母亲在长沙念书的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进步的教育家、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名流。他提倡妇女解放，毁家兴学，于1905年初创周氏女塾（1912年改名“周南女子师范学堂”，后又改名“周南女子中学”）。校址就是他家的花园。其中，亭台楼阁，大厅长廊，小桥流水，富丽堂皇，曲折多姿。蒋慕唐从心里同意女儿的要求，但有点儿犯难。因为这所学校是私立学校，要收学费、膳宿费、书籍纸张费。这对于只有微薄薪金的她，自然是问题，但是她考虑，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学的学问。一般师范学校的课程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周南女中要进步得多，那里有新思想。所以她仍答应了女儿，并且亲自送她去长沙。
回顾历史，的确从这所学校走出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风云人物：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丁玲等等。
丁玲到周南女中的当晚就进行考试，主考的是二年级语文老师陈启民，作文题目是：“试述来考之经过”。丁玲根本没有写这些来考经过之琐事，而是写了她对周南女中的希望，写了她的抱负；她是为求新知识而来，要寻找救国的道路，要为国家有人而学习。这篇作文，固然有些偏离题目，但却是一篇对周南女中寄予厚望，并且以天下为己任的有思想的文章。陈启民很是欣赏，立即批准她插班在二年级学习，并且关心地询问她过去学习的情况。丁玲高兴极了，认定这是个好老师，当晚就把这个印象告诉了母亲。她的母亲也很高兴，把她托给周南女中的管理员——她以前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陶斯咏，第二天就匆匆忙忙赶回常德，忙她的学校开学的事去了。
陈启民又名陈书农，同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他和陶斯咏（又名陶毅）都是新民学会会员。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早期组织的革命团体，1918年在长沙成立，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研讨俄国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周南女中的语文课已是用白话文教学。陈启民是一个思想先进的教师，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学生们把他看作一个神圣的人物。他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摘录文章来作教材，并且选一些有思想性的外国文学作品作教材，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二渔夫》等。以中国那时的社会情况、国家命运来看，这都是非常切合实际并能深深打动学生的心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也是丁玲很喜欢的作品。陈启民对丁玲很好，给她很多帮助和鼓励。他说丁玲的一篇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改为白话文的作文很出色，有《红楼梦》的笔法。一次，丁玲到他宿舍去玩儿。他问她要不要借书看，丁玲看了他书架上的文学书只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未读，就借了这本。陈启民惊讶她读书之多，便推荐她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和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说这样你的文章将会比较雄浑。他常常向丁玲介绍报纸上经他划了红圈圈的一些文章和消息，这都是省城和全国的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通过读这些文章，丁玲的思想更开阔，更关注社会问题了。
陈启民鼓励丁玲多写，于是丁玲动手写诗歌和散文，第一学期就写了三本作文、五本日记，并且请陈启民指点。陈启民还把丁玲写的一首白话诗拿到报上去发表。从此，丁玲对文学真正发生了兴趣。正如她自己所回忆的：“我年纪虽然只有十五岁，我已记日记，还写了几卷创作，这些创作从未刊行。我的诗发表在一张教员之一编的长沙报上。我现在记不起这些诗是写些什么，但当时看到登出，非常兴奋，兴奋得到夜里睡不着觉。”“我对文学的兴趣大大地增加起来。”
遗憾的是，这首刊之于报纸的白话小诗已难查询，终成佚文。
至于以前所喜欢的数学，则因老师不公平对待学生的缘故，她根本无兴趣去学。
在陈启民的影响下，大部分学生都喜欢国文，喜欢谈论社会问题。反封建成为那时的主要课题。在这样的气氛下，丁玲的思想更趋向于激进。
丁玲一直感谢陈启民对她的教导和鼓励。她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说：“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起用一支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中国旧社会的反抗，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支笔为中国人民服务，陈启民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五四”运动之后有一股复古的逆流。校长朱剑凡迫于形势，不得不把经常宣传“五四”精神的陈启民解职，换来了一位冬烘先生。丁玲看着这位不关心国家大事，咬文嚼字的冬烘先生，想着陈启民教她们读都德的《最后一课》和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时教室里的那种溶溶之气，想着和他在宿舍谈《今古奇观》《儒林外史》《红楼梦》，以及当时《新潮》上的一些时兴的白话文等时的情趣，心里感到十分地苦闷与惆怅。对她的作文、日记的鼓励也没有了，她虽然还常写点儿日记，却只有压在桌子的抽屉里，而不上交。所以，她就更沉湎于之中。
但是，丁玲并没有把自己关进书斋，在“五四”精神孕育下，她继续关注社会问题，探求改革社会的道路，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妇女解放，自然是丁玲和她的同学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妇女不仅要自立、自强，而且还必须争取与男子具有平等的权益。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年仅十四岁的丁玲还到处游说，希望湖南有关当局承认妇女的平等权益，使妇女享有合法继承权，当然都没有成功”。丁玲在她的回忆里则说得更为生动：“女孩子们对于政治方面，也极活跃。当湖南省议会召集会议，讨论新省法的时候，周南的女孩子们要求女子平等权，女子得有承受遗产权。议会不接受此项请求，全校学生就去包围会议厅，就用旗杆打他们。于是议会不得不答应加以采纳——但却永远也没有实现。”
丁玲也关注教育问题。她回忆道：“英国教育家罗素来华讲演。他在长沙青年会讲了几次；我每次都去听。在听讲中认识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几位同学，随她们到第一女师去玩，互相探讨教育问题。”
伯特兰·罗素不仅是一个教育家，还是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受梁启超的新知讲演社邀请于1920年年底来华讲演，这时他刚结束访问苏联。他的讲演对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很有影响。他在教育观点上主张自由教育，认为教育的基本目的应该是培养“活力、勇气、敏感、智慧”四种品质。在政治态度上，他反对侵略战争，主张和平主义，认为不用暴力，通过教育和启蒙也可达到革命的目的。听了这些讲演的感想，对于一个初出茅庐、十五岁的丁玲来说似乎也很简单：那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到长沙来演讲，我去听了杜威、罗素、吴稚晖等的演讲。杜威和罗素并不给我多少印象，但我也不批评他们，我只以为，只要他们是从国外来的，那他们一定是好的。那时，学生通常与进步的教员的意见相一致”。也就是说，他们对丁玲的影响远不及她的新民学会会员老师陈启民、陶斯咏等。
丁玲参加的更为激烈，更为广泛的一次社会活动是“驱张运动”。她回忆道：“我们全校参加反对张敬尧的运动。是由学生会领导的。我们整队游行包围省政府。后来知道驱张运动也是由毛主席领导的。”张敬尧乃北洋皖系军阀，时任湖南督军。他在湖南进行残暴统治，激起民众不满。1919年9月，毛泽东以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联络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发动了驱张运动。同年12月，发动长沙教员、学生万余人总罢课，并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地扩大驱张宣传，造成了广泛的人民斗争的声势，并且利用地方军阀与张之间的矛盾。在人民斗争和湘军的进逼下，张敬尧被迫于1920年6月退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1920年夏，丁玲因不满学校无理解聘陈启民，愤而退学。
丁玲对周南女中还是很有感情的，晚年回首往事时，对周南有颇多的叙述。周南学校也没有忘却丁玲，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校友会，提议蔡畅为名誉会长，丁玲为会长。
1920年暑假，一些比较要求进步的学生，由男子第一师范学校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自己组织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补习班设在王船山书院。这个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办起来的，曾传说他要来讲课，但他始终没来。丁玲参加了这个补习班，参加的还有杨开慧、杨开秀（杨开慧的堂妹）等。丁玲就是这时知道毛泽东的。
王船山即王夫之，明末清初文人，曾随南明永历帝抗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故称船山先生。《永历实录》即为他所编撰。
丁玲回忆：“暑期补习班结束之后，一部分人又都转读岳云中学。岳云是男子中学，这次接受女生在湖南是革命创举。我也进入岳云中学。一道去的有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开慧、杨没累、徐潜等。”
她们七个女孩子转入岳云中学读书，开湖南男女合校之先例，为众目所视之创举。毛泽东对杨开慧等人转入岳云读书之事亦极为称赞，说：“男女共学，亦一新生面也。”
丁玲回忆在岳云的学习与思想：“我那时忙于功课，因为岳云的功课要比周南紧些，特别是英语课完全用英语教授，课本是《人类如何战胜自然》，是书，而不是普通课本。文法也较深。虽然如此，但我对学习的前途，学什么，走什么道路，总是常常思考，愿意摸索前进，而且也仍然感到有些彷徨和苦闷。”
“五四”运动对丁玲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她回顾道：“这次运动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把我从狭小的天地，即以为读书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就，可以独立生活，可以避免寄人篱下，可以重振家声，出人头地的浅陋的思想境界中解放了出来，认识到应以天下为己任，要出人民于水火，济国家于贫困，要为中华祖国挣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摆脱百年来半殖民地的地位而奋斗。”
1922年初，学校放寒假，丁玲回到常德，同母亲一起住在她的三舅家里。这时，王剑虹同她的堂姑王醒予来看丁玲的母亲和丁玲。她们的姐姐都曾经是丁玲母亲的学生，她们代表她们的姐姐来看丁玲母亲，并动员丁玲去上海，进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学。王剑虹是四川酉阳人，酉阳位于四川、湖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离常德不太远。她的父亲王勃山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也是国会议员。王剑虹自幼丧母，这时家在常德。在桃源女师，她比丁玲高一年级；她的堂姑王醒予和丁玲同班。原来王剑虹这位“五四”运动中口才流利、善于宣传鼓动的学生领袖是从上海回来的。她也从桃源女师退学，然后去了上海，住在她父亲的熟人谢持家。谢持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会议员，后来成了国民党里的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王剑虹在上海没有进学校，认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做妇女工作的王会悟（李达夫人）、孔德祉（沈雁冰夫人）、高君曼（陈独秀夫人）等，还有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夫人黄宗汉。她参加她们的工作，还为王会悟负责的刊物《妇女声》写过文章。
丁玲和王剑虹在桃源女子师范学校虽然相知，却从未说过话。丁玲对王剑虹的最初印象是：“我们的教室，自修室相邻，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走廊上相见。她好像非常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我呢，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显得有傲气的人的面前笑脸相迎的，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打招呼。但她有一双智慧、犀锐、坚定的眼神，常常引得我悄悄注意她，觉得她大概是一个比较不庸俗，有思想的同学吧。”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王剑虹成了全校的领头人。这当然加深了丁玲对她的印象，觉得她“象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队伍的尖兵”。但她们两人仍没有说过话，丁玲总觉得她是“一个浑身有刺的人”。丁玲不知道王剑虹对自己的印象如何，心想：也许她觉得我也是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吧！不过，因为王剑虹的姐姐是丁玲母亲的学生，她自然会对丁玲有些了解。两年多来，丁玲几乎已经把她忘记了。但1922年初寒假的会见和以后短暂的接触却使她们一下子就有了很深的了解。这时，丁玲正对岳云中学感到失望，对人生的道路感到彷徨。她怀疑学校的培养、教育，就算将来能进大学，拿了大学文凭又怎么样？顶多做个平平庸庸的“书虫”。丁玲决定终止只差半年就可拿到毕业文凭的岳云的学业，同王剑虹冒险到一个熟人都没有的上海去寻找真理，去开辟人生大道。共同的社会革命理想、共同的人生追求，以及共同的文学志趣把她们联结在一起，两人从此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
丁玲要去上海，遭到她三舅的反对。三舅说：“不行，上海是个坏地方，那里你没有亲戚，身边没有大人，那怎么行。而且你十八岁了，明年毕业了，就回来完婚。”
原来，丁玲的母亲在丈夫死时曾经一度十分绝望，欲相从丈夫于地下，嘱咐曰：“惟怜此女（丁玲）太作孽，愿将此女与弟做媳，情关手足，望善待之。”她母亲知悉后便做主把丁玲许配给她的表兄余伯强。她三舅也遵母命应诺。
可是丁玲的母亲支持丁玲，她说：“她去上海不是去学坏，她们是去寻找她们年轻人的理想，不是到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去玩。她是要去找一盏明灯，找一条路，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她。我自己的女儿，我就相信她，她到哪里我都放心。”丁玲三舅问：“那婚姻问题怎么办？”丁玲的母亲说：“婚约可以解除嘛。他们如果有感情他们就好，他们没感情就算了。这件事原是我们大人包办的。”丁玲三舅听罢很不高兴：“你们对我们家不满意，那你们可以自由了。”
他这天请客，请了丁玲的母亲、丁玲的二舅和丁玲的一个表兄余嘉锡（长丁玲大约有二十岁，古文学学者、书法家），原是想借助他们劝阻丁玲去上海在家完婚的。这一闹一吵，中间人劝也劝不好，这婚约就这样吹了。
自此，丁玲的三舅更怨恨她们母女俩了。他自有他的想法，甚至委屈。他会认为，把丁玲许配给他家做媳妇，原是最先由丁玲母亲提出，现在她又提出解除婚约，反悔、爽约，他是在她们困难的时候将其收留。实际上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丁玲母亲的思想向前进了，认为时代不同了，应该让年轻人婚姻自主，包办婚姻是封建制度下的东西。可是丁玲三舅的思想却停留在封建的观念上。双方都有道理，丁玲的母亲占大道理，丁玲的三舅占小道理。
丁玲的三舅在家里的那种封建专制家长作风，也常使曾经寄居于他家数年的丁玲母亲委屈，而丁玲则更是备感压迫。得知婚约解除，丁玲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她本就极不愿意在她三舅家做媳妇。经过“五四”运动，她更明确地认识到反封建礼教的意义，早就想解除这个婚约，挣脱这个束缚她的锁链。不过，她觉得表兄人也还是不坏的，但这是包办婚姻，而且他们相互间没有感情，理应反对，解除。
婚约是在过年前两三天解除的，两家关系不好，许多事情都不好办。丁玲的母亲心里想，要过年，马上搬走不好，毕竟是姐弟，以后还有来往，所以就留下来过年，打算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以后再搬回学校。但没有等到元宵节，就发生了一场大的冲突。
冲突因一件小事而起，主要是丁玲三舅一肚子不满要发泄出来。一天，他请了几个朋友在后花园的几间屋子里打牌，丁玲和来看她的王剑虹等几个女伴去后花园看花。第二天，他就发作了，大声责备丁玲的母亲：“太不像样子了！怎么把她放任到这个样子。应该讲点规矩。这样像什么人家，男女不分，跑到后面抛头露面，太惯她了！”丁玲的母亲解释道：“她们不知道后面有客人。”她三舅仍责备不已。这时丁玲从屋子里跑出来，向她三舅说：“不准你说我母亲，对我有气，你就对我说。”她三舅就骂她：“你上学读书读到哪里去了，读到狗肚子里去了？越来越不像话了。”丁玲就回嘴道：“这家里谁男女不分，有人嘴里讲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呢！”丁玲知道她三舅有些见不得人的男女关系上的丑事。她三舅一听就跳了起来，喊道：“你再说，我就打你！娘亲舅大，我打不得你吗？”丁玲说：“你打打试试，你打我，我就上街喊冤，让全城都知道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这一场大吵，丁玲卷着铺盖，搬回到她母亲在一座古庙里的学校去了，丁玲的母亲不好走，过了元宵节才回学校。
丁玲一住回古庙，就写文章骂她三舅这个“豪绅”。把他管理公益事业，从中捞钱（其实缺乏证据，多是猜疑），虐待用人，生活享受，和那些男女间事一起抖搂出来。那时常德有两家报纸，一家是地方办的，不登她的文章。她和王剑虹就到另一家《民国日报》（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分社）。开始他们也不登，两个女孩子就说：“你们这里不登，我们就拿到上海去，就说你们不肯登，不维护民众利益，在地方上不起作用。”报社畏于舆论只好登了丁文，但把丁玲的名字打了三个叉叉，把她三舅的名字打了三个框框，隐去了真名实姓。这篇文章一出来，她三舅就看到了，他向丁玲的母亲大发脾气，说：“你们俩母女商量着登我一报！”他还指丁玲，说：“她以后还回常德‘吃饭’吗？”其实丁玲的母亲根本不知此事。
那一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反封建，大多是从封建的家庭里反起，都比较激进。在做法上常常是，不“过正”岂能“矫枉”。
丁玲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她三舅的家门。丁玲的母亲和他们家倒还一直都有往来。
丁玲的三舅家土地不多，算不上是大地主，但是喜排场，入不敷出，家道也就逐渐中落。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他已无土地，在城里一所中学教书。所以，全国解放后，土地改革时给他划了个“自由职业者”成分。他死于1952年。在北京的丁玲的母亲获悉后，失眠两夜，于枕上咏悼亡诗四首。她对这个弟弟还是有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