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有了记忆
我的记忆是从5岁时开始的。
在此之前世界于我是混沌未开的。我只是从父母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我5岁之前的事，知道了我是怎么从杭州到嵊县，又从嵊县回到杭州，再从杭州到石家庄的。
听母亲说，我回到杭州一段时间后，和家里人熟悉一些了，也就随和一些了，虽然还不像姐姐那么活泼，但总算没那么别扭了。这可以从那时母亲写给父亲的信中可见一斑。
我很感激母亲那样详细地写我，我也很感激父亲一直把信保留下来，并给我看，让我知道了许多我记忆之前的事。
母亲是非常会写信的，她的才华从她的信里也可以显现，行文总是生动而精彩，从当兵到上大学，我都常常因为看母亲的信大乐。我一直认为母亲比我更有文采。可惜她没我运气好。
有时回想我对文学的热爱，其影响最早来自父亲。尽管父亲是个学工程的，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不知不觉中给予了我很多影响。
但写作上的天赋，却是母亲给我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这样的父亲母亲，我真是很幸运。
当然，这样的幸运是长大成人后才明白的。
1963年，我随着母亲来到石家庄，一到石家庄，我的记忆程序就开始启动了。母亲指着大院门前的运河告诉我，这叫京杭大运河，一头是北京，一头是杭州。也就是说，这条河连着杭州呢。我问，那沿着这条河就能走到杭州了？母亲想了想说，应该能走到的。我很兴奋，心想，原来杭州和石家庄并不远啊，它们有一条河连着。
现在我想，当时我的母亲一定比我更希望它们是近的。
父亲是1961年从铁道兵三师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的，任线隧教研室的教员。他安定下来后，就一再动员母亲跟他随军。他知道母亲虽已回到报社，却依然受歧视，心情压抑。其实那时父亲自己也并不轻松，他虽然逃过了1957年的劫难，但在那样一种政治气候下，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出身不好，还是“右派”的丈夫，不管工作多么出色都是被另眼相看的。于是调级时，就停了他一级，等于是变相降级了。但父亲还是觉得部队的情况好些，让母亲到部队来。
母亲几经考虑后，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下决心放弃她非常热爱的，也是来之不易的编辑工作，带着我和姐姐来到华北平原，就此开始了她漫长的随军家属生涯。母亲当时办理的是停薪留职手续，只是这一“停”，就真的失去了工作。母亲当时倘若能预见到这一点，预见到她一走就是20年，也许就没有勇气走了。
当然，5岁的我是丝毫不知道母亲心情的。我从5岁开始有了自己的记忆，而这记忆一开始就很美好。
我想我和北方一定是有缘的，不然为什么一个江南小姑娘一走进北方，就感到了快乐呢？天空很晴朗，很辽阔。尽管气候寒冷，冻手冻脚的，但我的面前仿佛推开一扇大门，一切都变得那么明朗，我的心顿时鲜活起来快乐起来。
我从那时起到现在，就一直喜欢北方。喜欢北方夏季那热烈耀眼的阳光，也喜欢冬季白雪皑皑的大地。记忆里第一场雪往往是夜间下的，早上起来就听见妈妈说，下雪了！我腾地一下坐起来，趴到结满冰凌花的窗户往外看，一个雪白的世界。心里顿时充溢着无法表述的喜悦。年年下雪，年年如此。
后来我读到一本散文集，也可以说是我这辈子读到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峻青的《冰凌花》。我一下就喜欢上了那本书，非常喜欢，他以书信体的方式描写了北大荒，那更辽阔更寒冷更地道的北方，我还记得其中一篇的题目叫“大豆摇铃的季节”，真让我向往。那时我太想去北大荒做一名拖拉机手了。
我甚至觉得，是因为北方，我才有了一个愉快的童年。
尽管我的童年遭遇了“文革”，遭遇了许多让我至今刻骨铭心的人和事，尽管家里一直有阴影，父亲母亲都因为“历史问题”而忧心忡忡，尽管经济条件不好，我们常年吃粗粮，没肉吃，但我还是要说，我的童年是快乐的。
这样的快乐直到我们离开石家庄为止。
12.阳光下的杨树
一想到石家庄，我脑海里就会出现阳光下的杨树。
它是悬挂在我童年房间里的风景画，历久弥新。
刚到铁道兵学院那些日子，我们临时住在招待所的平房里。春天的石家庄依然很冷，屋里生着炉子。我记得我寂寞地趴在门上的玻璃上往外看，看匆匆而过捂得严严实实的行人。我还记得父亲的老领导潘田伯伯来招待所看我们，就是那位嘱咐我父亲应该更多地关心母亲的好人，那时他正在铁道兵学院任职，知道我们一家来了，就前来看望。他的警卫员站在门口一个劲儿跺脚，显然是冻得不行，却没敢进来，直到他离开。还记得有个女疯子，总是哼哼唱唱地在路上走，看见我朝我笑笑。也不知她是怎么疯的。
这些画面，是印在我脑子里最初的画面。
几个月后，我们家搬进了宿舍楼。
当我们搬进宿舍楼的时候，真正的春天也到来了，满眼都是绿油油的，天空也很晴朗。如同我的心境一样打开了。
我记不清我们是怎么搬家的了，好像没有太多的东西，有些家具是公家配给的。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做了什么，我两手端着母亲分配给我的搬运任务：一个淡绿色的大脸盆，盆里放着一些零碎物件，其中有个铁熨斗，黑糊糊的，母亲每次用它的时候要先在炉子上烧，烧红了才能熨衣服。5岁的我端着那挺沉的大脸盆腆着肚子跟在大人们后面爬上楼。从这点看，母亲对我们姐妹俩从小就不娇惯。当然，后面还有许多证明。
我们家被分在二楼，一南一北两间住房，分别被我们叫做南屋和北屋。每间房大概都有15平方米以上，或者20平方米，反正我记忆中觉得很大。每间屋都有两扇玻璃窗，窗下各有一排暖气片。冬天时暖气总是开得很足，没有一点冷的感觉。
这两间房子，是第一次进入我记忆的房子。在此之前，我在乡下住的房子和在杭州住的房子，完全没有留存在大脑里。
我一走进房间，搁下脸盆就趴到了窗台上，我在那儿看见了5月的杨树，阳光下的杨树，我从那一刻起就爱上了杨树，直到今天。整个童年我是在杨树的陪伴下度过的，它们高大，笔直，明朗，稳重，还沉默寡言，就像那种非常可以信赖的男人。它们给我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愉悦，还有一种心灵上的依靠。
在石家庄，杨树随处可见。它们伫立在街两旁，楼两旁，河两旁，田野两旁，以及任何一处有土的地方。一年四季绿了黄，黄了落，落了生，生了绿。默默无闻地陪伴着北方人。这两年我总听人说，它们不适宜栽在城里，它们到处飘絮，它们遮阴的本事不大。可我心里总替它们抱不平，它们那么可爱，它们有什么错？
记得有一年发大水，连续数天降暴雨，把我们家窗外那棵杨树的根给泡松了，它倒下了，却没有匍匐在地上，而是倒向了我们家的楼房。我想它是不愿倒下，整个上身都靠在了我们这栋楼的墙上，浓绿的树叶一直拥进窗户里，我很焦虑，生怕它坚持不住死了。还好雨一停，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就用绳子捆在它身上，然后齐心合力地把它一点点拉直，它又重新活了下来。
1997年10月我到石家庄开会，在时隔26年之后重新回到那个大院里，一切都那么陌生。我是问了别人才确定当年我们家住的那栋楼的，可它刚刚被拆掉，我晚了一步。看着眼前一片瓦砾废墟，我有些伤感，忽然一抬头，我看见了杨树。杨树还在，而且还是当年的样子，高大，笔直，明朗，稳重，沉默寡言。我的心在一瞬间安宁下来。
我对陪我去的朋友说，杨树是我童年的伙伴。
春天杨树挂下的一条条“毛毛虫”让我喜欢，夏天树上的知了让我喜欢，秋天黄黄的叶子可以用来玩“拔根儿”也让我喜欢。成人后我只要一想到童年，脑海里必有一景，那就是阳光下的杨树。它们明朗，热烈，没有阴影。
说起来北方的树种比南方少多了，我那时只认识四五种树，除了杨树外，河堤上有柳树、槐树和榆树，还见过一些果树，如桃、杏等。许多许多树种我是到四川后才认识的，比如香樟，比如桉树，比如梧桐，比如银杏，比如黄果树，等等。不但多，还漂亮，可不知为什么，它们在我心里始终没有杨树重要。
境由心造。
13.父亲讲故事
到了石家庄，我们这个家才算是团聚了，是建家10年后的第一次团聚，父亲特别珍惜。他当单身汉一直当到38岁，早就渴望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尤其是我们这个家，不那么顺，一直磕磕绊绊的，所以他总是让家里充满快乐的气氛。比如早上去上班，他会在告别关门之后又突然返回来，再作一次告别，有时还一而再再而三，逗得我们母女三人大乐。
每天晚上吃过饭，他会和母亲到门前的运河河堤上去散步，我们初来没有伙伴，也就随着他们一起去。在河堤上采狗尾巴草，让母亲给我们编小兔子。
父亲对我和姐姐很宠爱。尽管他是他们裘氏家族的长子长孙长重孙，但对于自己没儿子这个问题想得很开，总是说女儿好，他这辈子对两个女儿很满意。空闲的时候，他会和我们一起捉迷藏，蒙上眼睛满屋子找我们；等轮到他躲的时候，他更是认真，笨拙地藏来藏去，有时甚至会爬到衣柜上面去，让我和姐姐开心地大笑。每次我们让他和我们一起玩儿时，他会看看表说，好的，可以玩儿半小时。
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是最早开始数字化生存的人。夏天到了，他会拿出10元钱说，这是今年夏天我们全家吃西瓜的钱。粗细粮的搭配也是数字化的，比如一周吃5次窝头，2次馒头，1次米饭。他批评我们也常常是谈3点或2点，不会杂乱无章，打手心总是打3下；我12岁时他跟我说，你12岁了，爸爸从此不再打你了；我18岁时，他说18岁是大姑娘了，可以穿皮鞋了，就给我买了一双皮鞋；我22岁时他让母亲写信给我，说22岁了，可以适当考虑交往男友了。那时我们家连手纸都是“数字化”的，是父亲演算用过的草稿纸，父亲把它们裁得整整齐齐，用一个纸盒装好放在厕所。我每次上厕所就拿一张看，虽然看不懂——算式很复杂，但那些数字令我亲切。我估计后来我数学成绩不错，和这个有关系。
当然这是戏说。
每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集中在南屋，父亲在台灯下改作业，姐姐在一旁写作业，母亲坐床上打毛线或者缝衣服，只有我闲着。台灯是绸布的，上面有一朵牵牛花，透出柔和的黄色。我耐心地等父亲完成了工作，就缠上他。那时我和所有孩子一样，喜欢缠着父亲讲故事。父亲靠在床上，把腿曲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腹部上靠着他的腿。我舒服地在上面晃悠。但讲着讲着，父亲会突然把腿伸直，让我毫无防备地朝后摔去，摔得咯咯大笑。这样的节目总是屡演不衰。
父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人，从小读的是之乎者也，没看过什么童话，加上又是个学工程的人，所以肚子里不大有适合讲给我听的故事。家里也没什么童话书可以念给我听，他只好自己现编故事。实在编不出来了时，他就讲“无底洞”的故事糊弄我：
从前有只小兔子，跑进森林里去玩儿，一不小心掉进了无底洞，它掉啊掉啊，掉啊掉啊……
我父亲就这样无休止地说掉，我急了，打断他问，后来呢？父亲说，那是无底洞啊，它到现在还没落到底呢。这样，你先去玩儿，等它落到底了，我们再接着讲。我就傻乎乎地信了，跑到外面去玩儿，晚上回来再问父亲：现在小兔子落到底了吗？父亲说，还没有呢，你先去睡觉，明天再说。我就只好去睡觉了。
现在想来，我小时候是很容易上当的（其实现在也差不多），而且常常提出一些非常傻的问题，父亲为此经常取笑我是“木字旁”，意思是傻乎乎的。他和母亲就叫我小木头。很长一段时间“小木头”就成了我的绰号，直到我成年后父亲才不大叫了。我估计那时候他们就像我后来担心我儿子一样，担心过我的智力。
后来有一天，我父亲检查我姐姐背九九表，我姐姐因为紧张，背到六六时就卡住了，老在那儿“六六，六六……”，我蹲在一边儿玩，抬头说，六六三十六嘛。让我父母吃了一惊，一问，原来我每天听姐姐背，已经把九九表背下了。他们这才放心，知道我不傻。
14.母亲学做家庭主妇
到石家庄后，母亲心情仍不太好。你想一个才华横溢的女性，曾十分活跃的职业女性，突然之间成了个家庭妇女，肯定难以适应。我记忆中她时常发呆，眼里满是忧愁。
但是为了父亲，为了我和姐姐。母亲开始努力适应新角色，让自己成为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她也的确做到了。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我母亲，她做什么，都能做到最好。
比如做饭，从南方到北方，饮食完全不同，母亲很快就学会了做北方的面食，蒸馒头，包饺子，烙饼，擀面条，还学会了玉米面蒸窝头熬小米粥，样样都行。初到石家庄，我和姐姐最不适应的就是吃饭，像窝窝头、高粱米这些东西，在杭州从没吃过，在乡下也没吃过，刚开始简直觉得难以下咽，我和姐姐常常趁父母不备时把窝头扔了。每天放学回来先上厨房去看吃什么，如果是窝头，就垂头丧气，如果是米饭，就兴高采烈，哪怕没菜，放点儿猪油酱油一拌，简直觉得吃不够。母亲为了让我们吃下粗粮，向左邻右舍请教，怎么粗粮细做，怎么把窝窝头蒸得又甜又香，怎么把小米掺到大米里做成金银饭，还怎么把红薯面蒸的馒头切成片，烤一烤当饼干吃。
渐渐地，我们终于适应了。你想每人每月就2斤大米，不吃窝窝头怎么办？总不能饿肚子啊。
母亲在烹饪方面很有天分，那时没条件，偶尔才烧一回肉。母亲的红烧肉真是味道好极了。有一回母亲又做了红烧肉，我实在是觉得吃不够，就趁大人不备，挑了两块大肉塞进口袋里，再转移到枕头下面。等晚上熄灯后，我姐姐睡着后，我就拿出来，一丝一丝地撕着吃，慢慢享用。直到有一天母亲洗床单，发现我枕下有一大块油污，经过审问才破了这个旧案。母亲心里也是可怜我，没有多骂。后来到90年代生活条件好了，母亲的烧菜水平得到了极大发挥。春节时她一个人就可以烧出有名有姓的菜肴十几个，让我们一家人大饱口福。
除此之外，母亲还学会了裁剪。母亲是个极聪明的人，她学烹饪一学就通，学裁剪也是一学就会，她自己买了本书，看了看就上手了，从此我和姐姐的衣服没再买过，都是她做的。有时她在外面看人家小姑娘穿的衣服好看，回来就自己做，都是八九不离十。以至于后来名气越来越大，常有人抱着布料来找她。那年月可没什么经济头脑，都是纯帮忙，一分钱不挣，还要消耗自己的缝纫机，有时还搭上线。但母亲从中得到了快乐。
因为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全家都靠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还要赡养老家的祖奶奶（我父亲一直赡养到她老人家去世，90高寿）。母亲就尽可能地发挥她的作用，以减少家庭开支。我和我姐姐的衣服全是她做的，我和我姐姐的头发也全是她剪的。
后来她胆子越来越大，决定把我父亲的头也包下来。她买了把推子，在完全没有师傅指导的情况下，凭感觉给父亲推了个头。母亲是个向来敢说敢干的人，动手能力很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灯泡坏了是我母亲爬上去换父亲在下面扶凳子的。所以我父亲也认为我母亲没什么做不好的事情，很放心地让她推。推完了照照镜子说还不错，就上班去了。那天恰好开大会，要求家属也参加。我母亲和阿姨们坐在后面，看见前面有个癞癞疤疤的脑袋，就跟旁边的阿姨说，瞧那是谁家老头啊，头发那么难看。正说着那脑袋转过来了，恰是我父亲！母亲羞愧难言，从此不再给我父亲剪头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心情逐渐好转，有了笑声。在杭州时，我母亲的笑声在报社里出了名，这个楼笑，那个楼都能听见。她本是个开朗乐观的人。虽然这辈子如此不幸，我也很少听她控诉过谁，抱怨过谁，对那段经历，她提起时难免伤心，却没有仇恨。
可惜没过几年“文革”就来了，母亲再次遭难。还有父亲。我就不在这里详说了。
到石家庄后我没再上幼儿园了，省钱啊，就跟母亲在家混。在此之前，我要么在乡下，要么在幼儿园，几乎没有与母亲成天在一起的时候。母亲就想尽量给我一个宽松的环境，好让我的性格开朗活泼起来。她做衣服的时候，也让我踩踩缝纫机，尽管我常把针踩断，或者拿点毛线给我让我织。我呆不住的时候，就让我自己下楼去玩儿，无论我脏成什么样子回来她都不说我。
母亲的方针确实有效，我的性格很快变了，不仅仅是随和，而是快活，是淘，是疯，到后来就野得不像个女孩子了，着实让母亲操够了心。
15.我让母亲操心的数件事
有时候我因为儿子淘气，训斥他，说着说着就会突然停下来。因为我想起了自己。我小时候的淘是超过儿子的。于是我想，淘气的孩子多数是幸福的，这说明他没被压抑，不用看大人的脸色，不用提心吊胆。否则他哪敢淘气？
我们那个大院，完整地说，是铁道兵学院家属院，有六七栋3层高的楼房，每栋5个单元。我们家住3号楼1单元，紧靠围墙，围墙外面就是马路，名副其实的马路，常有马车牛车从路上走过。我常站在我们家窗户边上，看这些南来北往的马车。
从大院一出去是河堤，上了河堤就能看见运河了。那时的运河，或者说我记忆里的运河很宽，站在河堤往对岸看，是大片的农田。那景色与我的梦境很吻合，让我有一种隐秘的愉悦。顺着河堤往南走一点儿，就是运河桥。城里的公共汽车到了运河桥，就是终点站了。这就是说，我们是住城乡接合部，住在乡村边上。
运河桥桥头有一家副食品店，我常去那里买东西，打酱油或者买醋。酱油一毛八一斤，我妈每次给我2毛，那找回的2分必须还到她手里，不得贪污。这是我父亲立下的规矩，叫公私分明。尽管无利可图，我还是很喜欢去干这差事，一路走一路玩儿。
其实从我们家那栋楼到商店，直线距离很近，从我们家窗口都能看见那商店的一角。但隔着围墙，要多走一倍的路从正门绕出去。为了少走那几步路，我就学着男孩子翻墙。很简单，从一根紧靠围墙边的电线杆爬上去，再从墙外那根电线杆滑下去。第一次翻时我有些害怕，爬上去骑在墙头上就不知所措了，真叫“骑墙难下”。这时一辆马车从那儿经过，车把势见我坐在墙头上，就大声喊：闺女，勇敢点儿！跳下来！我就鼓起勇气，一手拿酱油瓶，一手抱电线杆，哧溜一下滑了下去。开了这个头，我就再也不怕了，每天总要翻它几个来回。
那时我的所有衣服，前面一排扣子总是缺三少四、五颜六色，那就是翻墙的结果，电线杆把扣子给蹭没了，母亲又无法找到相同的扣子来补，只能凑合了。不过印象中，母亲并没有为这件事多骂我，只是担心我摔着。
摔是免不了的，因为除了翻墙我也上树，逮知了，或者摘槐树上的花，榆树上的榆钱。那时没什么吃的，人家说榆钱好吃，我就上树采来吃。所以整个儿童时代我的膝盖都没好过，伤疤重着伤疤，红药水重着紫药水，以至于后来摔伤了也不吭声，自己回家悄悄擦点儿药水，免得挨骂。
我母亲是个比较放得开的母亲，她认为小孩子摔一摔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操心的是我玩儿火的毛病。也不知为什么，小时候我很喜欢玩儿火，常和几个好朋友躲到4号楼后面去玩儿火，4号楼靠围墙，没人路过，较为隐蔽。我和伙伴儿们捡来干树枝点一堆火，可以玩儿上大半天。有时也烧东西吃，比如知了，比如从围墙外面的地里挖来的地瓜，常常是烧得半生不熟就送下肚了。那火能有多大？更多的时候我们什么也不烧，只是为了玩儿火。一点点地烧树叶，烧纸片，烧布头，看着手上的东西化为灰烬，觉得很有趣。我们还反复研究哪一种东西最耐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棉花。
我母亲为我玩儿火的事可是伤透了脑筋，先是说服教育，继而是怒骂加威胁，但均无效。不知为何我就迷恋那个。也许是没别的可玩儿？每次我从外面回到家，母亲就先凑过来在我身上闻，看有没有烟火味儿。一旦闻出来了就是一顿臭骂。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少挨骂，我就在玩儿火之前先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挂在离火堆比较远的树枝上。等玩儿完了火，再穿上衣服回家。这样竟然骗过了几次妈妈的鼻子。
夏天天黑得晚，我们可以在大院里尽情疯耍。那时母亲总要我们吃了晚饭先洗澡，洗完澡再下楼，大概她认为洗了澡乘凉才舒服。哪知我等下楼根本不是为了乘凉，是为了出汗。我还没吃完饭呢，小朋友就在楼下喊了，喊得我心发慌。我坐进大澡盆里随便糊弄两下，草草了事。母亲过来检查，说你这是洗得什么澡？水都还是清亮的！要我重洗。这真叫“欲速则不达”。等下次再洗时我就吸取了教训，一坐进澡盆，我就迅速用两只手在地下蹭，蹭黑了再在澡盆里涮，三涮两涮水就黑了。然后我马上起身，穿上衣服就跑。母亲过来检查，看水黑糊糊的，很满意。
为了做鸡毛毽儿，我和几个死党竟然还夜里去人家鸡窝扯活鸡的毛！当然是未遂，还险些被抓住。真是“无恶不作”了。
即使不去外面疯跑，在家里我也不会让母亲安生。我喜欢玩儿的东西就是家里的工具。比如榔头，比如老虎钳，比如剪子。我母亲似乎每天都要在家裁剪，不是自家的就是邻居的。我就守在旁边，她不用剪子时我就赶紧拿来玩儿，剪剪布条什么。那时我觉得剪刀很神奇，可以把东西的形状改变。如果某一天母亲裁完衣服忘了收好剪刀，那我就会如获至宝地把它藏起来，等母亲去做饭时再悄悄拿出来玩儿。母亲为此也是骂了又骂，防了又防，没用。
我想，大概无论是火还是剪刀，它们吸引我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破坏性，孩子的破坏性是天生的。
既然如此淘气，挨打是免不了的。
父亲打我们，也是传统的打法，和他受的教育一致。家里有一木板，大约长1尺宽3寸，放在窗台上。每当我们犯错误时，须自己将木板拿来交到父亲手中，而且自己报数目。父亲问，打几下？我回答，打3下。好像通常都是3下。父亲认为打手心是最好的打法，一来打得痛，二来打不傻。
当然，动武还是少数情况，多数时候是进行思想教育。父亲的思想教育也是传统的。他自己不费口舌，而是要我们自己反省。
“站到墙那边去，好好想想错在哪里！”
所谓面壁思过大约就是如此。但这一方法不太有用，因为每次我面壁时都不曾思过，而是盯着墙壁发呆，想着明天玩儿什么，怎么玩儿才不被发现。有时盯着墙看久了，会发现墙上的某一处花纹像马，或者像个人头，不由得暗自开心，盼着罚站结束后赶紧告诉姐姐，以分享这一胜利果实。父亲一般让我们站个半小时左右，或者罚到吃饭为止。这时他会把我们叫过去问，每次问的话都一样：想了没有？想了。错了没有？错了。下次改不改？改。好吧，吃饭。
我和姐姐成年后，曾无情地将父亲这一教育方法的失败告诉父亲，父亲很意外，说真的没用吗？我还以为这种方法很好呢。
所以我从没让我的儿子面壁思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