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都站在自己的中间，这三本书富于戏剧性地展现了与作者间缭绕复杂的关系。理论家宣布：“作者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活着，看到作者的经验、作者在世界上的漂泊、作者的记忆和梦想、作者的书写活动；作者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存在物，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完整的“个人”，而是一个“场”，一种活生生的运动：在镜子和镜子之间，在虚构和虚构之间，在自我和自我之间闪避、寻觅、游荡。
也就是说，作者和作品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有机的、统一的关系，恰恰相反，作者是由于分裂、矛盾、含混和扭曲才得以成立。
我们已经有了相册，有了，那如同两重镜子，现在镜子有了第三重：这三本书分别收入了她们的自传。
裘山山的《一路有树》和孙惠芬的《城乡之间》有微妙的差异，裘山山是行进着的，即使回忆中也在行进，那种行进的力量甚至冲破了文本的界限，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而孙惠芬则是恋恋不舍的，一步三回头，在自传和她的之间她建立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相互印证的关系。
而裘山山无意建立这种关系，她干脆利落地把写作当成了生活之流中的一个因素，很重要，但不是目的，或者说是偶然达成的目的，这与孙惠芬那种坚定的必然性构成了有趣的对比。
我无从知道她们撰写自传时的隐秘考量，或许你在她们的照片中，在她们的眼神、表情以及照片的背景转换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当然，你还得看。但是，这并不是说三重镜子是统一的，恰恰相反，统一本身就是可疑，事情的有趣之处倒在追问为什么会统一，她们在什么地方做了矫正，而在被矫正的偏差中也许隐藏着关于自我和写作的真正秘密。
徐坤是一个更顽强的守秘者，《鲁院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更近于一部——这不是质疑她的叙述的真实性，而是说徐坤在处理这样一段自身在场的生活时采取了一种对象化的态度，好像她既在场内，也在场外，好像她看着别人，也看着自己，好像她知道，秘密其实不是一个坚硬的答案，而是存在于表象与表象之间，存在于自我的重重差异之间。
所以，这套书最终是关于自我的书，真正有趣的是，在每一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令人难忘的景象：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