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的最后一天/飞进汶川/两个团长/故乡成了灾区/中国军人是最好的！/与死神擦肩而过
5月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是2008年5月的最后一天。
我最难忘的一天。
如果不是地震，5月是我最喜欢的季节，5月的结束，常常让我遗憾感叹。可今年的5月，总希望它赶快过去，甚至整个2008年，我都希望它赶快过去。
这天早上，我和王甜7点就赶到军区一招，和总政艺术家采访团的各位一起登车，前往成都近郊凤凰山。我还记得柳建伟最后一个上车，上车以后不停地打电话，为的是给陆航团写一篇报告文学的事。我问他报告文学什么题目，他说叫《中国，请记住这样一个陆航团》。我当时感觉有些悲壮。但并没有多想。
凤凰山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学毕业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凤凰山教导队当教员，那个教导队就在今天陆航团的附近。我们晚饭后常常到机场跑道上散步。不过那个时候还不叫陆航团，也没有黑鹰直升机。后来组建了陆航团，我在教导队的一位老领导曾担任过其中一届政委，和他的搭档邢团长配合默契，而且两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很有些传奇，我去采访，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从凤凰山起飞》。陆航团建团十周年时，我们刊物还为团里出过一本纪念特刊，所以走进陆航团，感觉很亲切。
陆航团，这支以直升机为主要装备的部队是陆军中的天骄，先后在云南、贵州、四川、西藏、重庆开辟了数十条航线。执行着边防巡逻、抢险救灾、抗震救灾、航空护林、卫星回收等任务，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数十项奇迹。这些材料上干巴巴的话，却如实反映了陆航团官兵们建立的功勋。地震前，陆航团因出色完成南方抗冰雪灾害的任务而受到表彰，政委张晓峰刚刚去北京领受了奖励回来，一场更大更艰巨的任务又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虽然是事先安排好的计划，但到了凤凰山后，我们还是得等待具体的飞行安排，因为飞行任务实在是太重了。趁着空档，陆航团政治处刘副主任给我们找来了异常繁忙的余志荣团长，让我们做个简短采访。王海钨拿出录音笔，我则尽量靠近，机会难得啊。
自5月12日地震发生后，余团长一直处于极度紧张中，每天只能休息几小时，在醒着的时间里，分分钟都无法放松。说他在百忙中接受我们采访，那不是形容，是实情。
余志荣团长1977年入伍，羌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培养少数民族飞行员的第二代，第一代在1974年。现在，他们这一批飞行员已经是陆航团的中流砥柱了。余团长目前已飞行5000多个小时，在今年三月执行抗击南方冰雪灾害的任务中刚受到表彰，又投入到了新的战斗。此次抗震救灾，温家宝总理去灾区视察的专机，都是由他亲自驾驶的。他不仅是个团长，还是个非常优秀的特级飞行员。
看看他们那些日子的工作记录吧：
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后，官兵们在强烈的余震中，把机库中停放的全部直升机推到了跑道上。
15时，全部直升机均进入待飞状态。
16时28分，2架直升机起飞，直飞震中汶川。在都江堰成功获取了当地受灾的图像资料后，飞机强行突入浓雾封锁的峡谷，向汶川县城摸索飞行，最终由于天气过于恶劣而无奈折返。
那个时候，陆航团官兵们心急如焚。
5月13日，官兵们再次起飞，连续5次尝试向汶川飞进，都因低云密布而不得不返航。但其他方向，他们还是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紧急起飞了28架次，迅速查明了北川、青川、绵竹等大部分地区的灾情，为上级决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向锦竹、青川、平武、安县、北川、都江堰等灾区投送了12.5吨食品、药品、帐篷等物资。
5月14日上午9时04分，3架直升机腾空而起，再次飞向汶川。3架直升机装载着食品、药品等灾区急需物资，还搭乘着应急通信小分队和医务人员。副团长李翔率机组第一架升空。藏族飞行员多么秀，率机组紧随其后，快速升空。年轻机长刘黎华，也和老同志一样沉着冷静，展翅蓝天。
很快，他们就进入了震中的峡谷航线，依然是乌云云集、气流变幻。但机组官兵沉着镇定地继续向前开进，在前几次飞行的基础上，大胆而又小心地摸索着高原峡谷的特点习性，终于在一小时后，飞过“空中陷阱”降落在了汶川映秀镇。危险一直伴随到落地那一刻，特级飞行员多么秀告诉我，降落时，直升机是从复杂的高压线中穿过的，旋翼几乎与高压线碰上，非常危险。就在这一天，飞行员们利用云层中的间隙，连续机降50多架次，从映秀运走了近百名生命垂危的伤员。至16日傍晚，映秀镇300多名重伤员被全部转运。
截至5月31日，这个陆航团共出动直升机1571架次，飞行1337小时，运送救灾物资575.2吨，抢运伤员1121人，转运被困群众1876人。向灾区运送医疗人员、技术人员、救灾专家等总计1912人。
余团长给我们介绍说，这次大地震的重灾区多属山区，由于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许多道路中断，陆路严重阻塞，使得汶川等重灾区成为孤岛，于是空中生命通道便成为最重要、最迅捷的交通方式。但空中这条道路又属于高山峡谷地形，丛林密布、云雾缭绕，能见度极差，每一处都是直升机飞行的“空中百慕大”，每一次起飞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飞行员常常要贴着树梢或电线飞，要贴着山崖飞，要在狭窄的机降点不差毫厘的降落。但为了帮助灾区群众尽快脱离危险，尽管每一次起飞都面临巨大的风险，雄鹰还是一次次勇敢地选择飞翔。他们为灾区人民带去食品、水、药品和帐篷，带回等待治疗的重伤员、孤儿和老人……在道路被毁、断电断水断通讯的灾区，直升机所带去的，几乎是灾区人民惟一的希望了。
我们还得知，在陆航团，包括团长余志荣在内，有7名飞行员的家就在灾区。当他们每天驾机从家乡的上空飞过时，却顾不上向自己的家园看上一眼。
那些天，陆航团的直升机每降落到一处灾区，幸存的群众就挥舞着双手，不顾一切地从四面八方跑来，有的抱住机组人员失声痛哭，有的对着直升机跪倒在地合掌感激。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露出的惊喜，望着天真可爱孩子雀跃，陆航团的官兵们既心情沉重又倍感责任重大，大家暗暗下决心，要尽可能多飞几个架次，多运一个伤员，多装一点儿物资。汶川、北川、青川……只要是有生命需要拯救的地方，都有这些雄鹰的身影。从县城到边远村寨，处处都回荡着直升机起降的轰鸣声。
从5月12日以来，很多飞行员每天的飞行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远远超出了原来所规定的飞行员一天飞行不得超过6小时的时间限制。为了缓解飞行员的疲劳，团领导专门从北京的研究所买了体力恢复剂发给大家喝，还利用起降间隙为他们做针灸推拿。但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仍是极度疲劳。到后来，团里强行规定，一天连续飞行超过10小时的飞行员必须休息。但任务一来，大家又争着抢着往灾区飞。最紧张的一天，全团飞行了141个架次！运送物资64吨，转运伤员346人。须知每一次飞行，都是一次生死穿越啊！
团参谋长杨磊说：贴着大山飞行，飞一个小时所耗的精力，相当于平时飞4小时。飞行员杨素强说：即使天气很好的时候，走这条航线，你也会觉得心惊胆寒。飞行员陈远康说：每一回飞行，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49岁的特级飞行员南卡尔甲说，那段时间我们平均的空中飞行时间多达8至12个小时，这样大强度的飞行从未有过。政委张晓峰感慨地说，即使如此，即使在每天空中飞行超过10小时的强度下，飞行员们还纷纷表示，自己还有潜力，还可以多飞。
当余团长给我们讲述这些时，我一方面觉得他们真是了不起，一方面又隐隐有些担忧，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么大强度的飞行，这么密集的飞行，会不会出事啊？
但也就是一闪而过，一方面是不愿意往那上面想，另一方面觉得余团长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不会有事的。
飞进汶川
大概半个小时的样子，余团长就结束了采访，抱歉地离开我们又匆匆忙碌去了。看他神色疲惫、嘴唇干裂的样子，真有些替他担心。
我忽然意识到是星期六，这是我例行给爹妈打电话的日子，虽然地震后乱套了，但今天情况特殊，我还是给家里拨了个电话。电话是母亲接的。我主动告诉她我今天外出采访了。我怕她打电话到家里找不到我。母亲问我在哪儿采访，我说就在成都附近。也不算撒谎，当时我的确在成都附近。然后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毕竟地震已过去半个多月了，母亲没有最初那么紧张了。
然后我给姐姐发了个短信，告诉她我将去汶川采访。她回复说心理准备做好没有？我回复说，早已准备到麻木了。当她得知我是坐直升机进去，就叮嘱说，安全第一啊，返回后告诉我一声。
上午10点的样子，终于轮到我们登机了。
我们要乘坐的这架直升机，机长是个高大魁梧的藏族飞行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多么秀。副机长叫唐海军。同行的女作家燕燕和他开玩笑说，你的名字叫海军，却天天在空中飞。唐海军笑笑说，天空也算海，云海啊。我在一旁想，他肯定被多次问过这个问题了。是啊，直升机穿行在云海里，跟军舰在大海中航行一样，都需要高超的驾驭本领。机械师叫李俊苗，比较内向，埋头仔细检查。
趁他们检查的空当儿，大家都在直升机前照相留念。那天的天气看上去不错，虽然不是晴空万里，但还能看到阳光的影子。大家都挺兴奋的。可能还是我和王甜平静些，因为我们俩都不是第一次坐“黑鹰”了，她曾在特种大队干过，虽然是弄笔墨的干事，也跟着训练的特种兵坐过几次直升机；我是1990年冬天在西藏采访时，曾乘坐“黑鹰”前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体验过半小时内翻越雪山、四季景色轮番从眼前掠过的经历。据说飞汶川，也是半小时左右。
登上直升机后，我发现机上除了我们这个团队，还有一两个不熟悉的人。其中有个老板，据说是去给汶川捐款的。我坐在机尾一个靠舷窗的位置，是柳建伟让给我的。我也没客气，因为我想“航拍”。
到底几点起飞的，我没看时间，现在也回想不起来了。10点30分左右吧。
起飞后，我一直趴在舷窗旁拍照，我估计飞行高度就是一千米左右，因为地面的房子看得挺清楚。刚开始看到的还是成都平原的绿色田野，很快就出现有明显特征的蓝色救灾帐篷，大概是进入了都江堰。再后来是映秀，再后来进入岷江河谷。我们的飞机在两山之间飞行，下面是岷江，我想这就是都汶大峡谷吧。曾经看过地震前的岷江河谷的照片，两条公路在河谷里婉转委蛇交叉在一起，仿佛两根仙女的飘带，当时觉得好漂亮，可现在，已断成了一截一截的，面目全非了。
河两岸的群山伤痕累累，有的被削掉了山头，有的在山腰垮掉一大块，看上去触目惊心。山麓上的高压线塔被震倒了好几座，难怪震区断水断电。想想那样的大山，人空手上去都很难，要把机械设备弄上去修复那些高压线塔，将是多么艰难的工作啊！这次赈灾，真的是面积大灾情重啊！
在河谷里飞，天气因素非常重要。因为航道很狭窄，我这个外行也能感觉到，如果天气不好，很容易碰着两边的山峦，或山峦上的高压塔。
越到靠近汶川的地方，看到的情形越惨。有一处山洼，洼地里的几座房子几乎完全被掩埋了，房顶上都是土，看得人心惊肉跳。还有的地方，一半的山垮下来，推倒了下面的房屋。
那半个小时里，我拍下不少珍贵的照片。
因为天气还算不错，我们比较顺利地到了汶川。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降落在汶川的一个临时直升机场，我们一下飞机，就有好多等待转移出去的灾区伤员和群众围上来，其中有武警战士抬着担架。直升机一直轰鸣着，我们迅速下，他们迅速上，几分钟后，马上就飞走了。仅此一瞬，我完全可以想见这些日子来飞行员们有多辛苦。
机长多么秀和我们挥手告别，他说，你们抓紧采访吧，我下午来接你们。
我们下飞机上汽车，抓紧时间进入汶川县城。
县城果然如我们听到的那样，房屋倒塌不算严重。据说自1976年松潘一平武地震后，汶川所建的房屋大都比较结实，有了抗震意识。不过，一些看上去还站立着的房屋很多成了危房，细看可以看到很大的裂口。路过阿坝师范专科学校，据说这是阿坝州惟一的一所高等学校，一眼望去，教学楼和宿舍都没有倒塌，但空无一人。
房子虽然没倒多少，但两旁的山却很可怕，每时每刻在冒着尘土的烟雾，也就是说，山还在不停地颤抖。据曾去过汶川的人说，这些山原来都是绿色的，可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土山了，黄黄的，没有一点儿绿色，好像剥了一层皮。经过的一些路段，滑坡塌下来的大石块面目狰狞，把大半个公路都掩埋了。
毕竟是地震中心啊！
很多人跟我说，抗震救灾真像一场战争，但我想这样形容是不够确切的，第一，我们所有参加救灾的人加起来，甚至全世界的人在一起，也与我们的对立一方悬殊巨大，不成比例；第二，这个对立面不是敌人，我们无法仇恨它，尽管它让我们悲惨、悲痛、悲伤；我们只能被动应战，只能擦干眼泪掩埋尸体，只能救死扶伤重建家园。
等这场战役过去，我们做的，也只能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以便将来再发生这样惨剧时，抵挡有力，庇护有力。
两个团长
汽车把我们带到汶川县城的阿坝州迎宾馆，有几支救灾部队的指挥部帐篷，搭建在宾馆前的空地上。
猛一看这个迎宾馆好好的，细看可以发现墙体有很多裂缝。看到这个宾馆，我马上想起了那位让我帮他找车离开汶川的记者，他当时就在这家宾馆等候部队的同志。据说这家宾馆是汶川最好的，还可以住人。我走进宾馆大堂，看到那里摆放着一排桌子，坐了一排正在操作电脑的人，估计是记者。待在大堂比待在房间里感觉安全。
我们当然不在宾馆采访，进了军用帐篷。先是到某集团军的指挥部，采访此次在汶川地震灾区知名度最高的“铁军”（当我在百度上打出“铁军救灾”四个字时，有17万多条信息！而当我打出“红军师救灾”、或者“乌蒙铁军救灾”，或者其他部队救灾时，都只有几千条甚至几百条，差距很大。还是“铁军”厉害啊）。
帐篷里有些闷热，一坐下，副师长阎玉川就开始给我们介绍大致情况，接着是几位团领导讲述各个团的情况。
“铁军”是13日凌晨接到的命令的，摩托化加铁路运输，争分夺秒赶赴四川灾区。其中一个团于14日凌晨4时到达都江堰市紫坪铺水库，由此徒步向映秀迸发。另一个团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迂回780公里，翻越海拔4300多米的夹金山、梦笔山，于16日上午到达汶川。
虽然“铁军”的救灾事迹已经宣传得比较多比较充分了，我还是说说在采访中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2个团长吧。
一个是高炮团团长杨恩红，看上去很年轻，我说你是“70后”吧，他说是，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北方人，忘了具体哪个省份了，表达流畅。
杨团长率他的团于13日晚上从洛阳飞到成都，14日早上到紫坪铺，然后进军映秀镇。15日，他们接到军部命令，从映秀向汶川县城通威镇进军。杨团长立即组织了一支55人的突击队（其中干部四名，一名新闻干事），把全团仅剩的5瓶半水和6包方便面集中起来带上，朝汶川进发。沿途不是人的尸体，就是汽车的残骸，一路惨状！余震频发，山顶常常滚落下大石头。他命令队伍，遇到危险就飞跑，到安全一点儿的地方再调整。
他们走的，就是我们今天在飞机上看到的岷江河谷，就是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些震垮了的山路，走一段就会遇到一个村寨。受灾的老百姓看到他们都非常激动，觉得解放军来了，就有依靠了。杨团长带领突击队官兵，一边帮助掩埋死者，一边把幸存的群众组织起来，把粮食集中到一起，让他们互相照顾，再教他们寻找直升机坪，等待救援。就这样，他们过一个村寨就救援一个村寨，一共经过了13个自然村。
当走到福塘坝水电站时，天色已晚，路也越来越危险了，河两岸全是悬崖峭壁，还有大面积滑坡。杨团长察看了一下地形，发现有一小块平地，聚集了很多逃生出来的百姓。杨团长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这一整天，突击队基本上没吃饭，实在饿了，就吃几口地里的生莴笋。杨团长想到后面大部队还将沿着这条路跟进，马上给师里写了封信，报告他们这一路走过的情况，并画好详细的线路图，然后托一位往外走的老百姓带到映秀交给师长。那位老百姓悲壮地表示，就是死，也要把这封信送到。
第二天早上6点，突击队再次出发。他们把仅有的药品留给了聚集在这里的百姓，并让他们用白床单围出直升机坪，以便救援。在走过塌方形成的碎石路段时，杨团长特意下达命令，一律不准跳跃，以免崴脚或者扭伤。但有个小战士还是被滚落的石头砸断了腿，他的指导员把他背过碎石路段。杨团长亲自察看了伤情后，立即采取措施，先用两个干净口罩盖住伤口，撕一件汗衫进行简易包扎，然后找来竹片捆在腿上固定受伤的骨头。然后由战士们轮流背着，继续前进。
突击队终于在16日上午达到了汶川，整个行程徒步行军29个小时。到达汶川后，杨团长他们并没有忘记沿途村寨那些百姓，又五次返回到峡谷，带着医疗队和粮食，去救援那里的灾民，并一次次地把里面的受灾群众带出来，转移到县城。
杨团长讲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年轻团长在处置情况时脑子很灵活。须知当时通信中断，与上级沟通，情况复杂，任务危险，必须灵活，并且果断。
另一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黄团长。这是个土家族汉子，叫黄长青。因为时间紧迫，他是在我们吃午饭时给我们介绍情况的。让我意外的是，他在给我们讲述的时候，一直哽咽着。原来，他是我们到汶川的头一天，30号，刚从一个叫陶关的“孤岛”上出来的，他带着他的兵蹲在里面救灾，已经半个月没和上级联系了。
那个地方虽然距县城只有30公里，但进入很困难，二三十公里的路他们走了三天，其中一个峡谷，他们是用钢丝绳吊过去的，每过一个兵需要六七分钟，300个兵就用了两天时间。道路的艰难，让每个战士的腿和胳膊都伤痕累累。正因为交通困难，里面的百姓无法转移出来，只能就地救援。他们一面搜救房屋倒塌中被掩埋的百姓，一面帮助受灾的百姓搭建临时住房。最重要的是，及时稳定老百姓的情绪，安抚他们。刚到陶关的那天晚上，黄团长就听见一个妇女跟她丈夫说，当兵的在这儿，这下我们可以睡踏实了。
由于供给跟不上，他们一个星期只吃了两顿热饭，也没有任何蔬菜。空投来的粮食和药品有限，他们都先给老百姓了。水更是缺乏，不要说洗澡，洗脸都困难，完全回到了最原始的生活。后来老百姓看不下去了，解放军每天的劳动强度那么大，还吃不饱，那怎么行啊？就杀了头猪给他们送来。
我注意到黄团长在讲述他们的经历和遇到的危险时，有一句话说了好几遍：我只想把每一个兵都安安全全地带回去。其神情，如同父亲说起自己受苦的儿子。他这样心疼兵，兵也很在乎他，他说过一个塌方区时，有个兵在路上拣到一顶安全帽，马上扣到了他的头上，说，团长，你可不能受伤啊！
在那样的时刻，官兵之间，真的就是亲如兄弟了。
可惜，时间太短了，很多故事和细节，都来不及讲，来不及听。我们又匆匆离开，前往下一个部队。
因为我们采访“铁军”的时间临近午饭，所以谈了一半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离开指挥部帐篷时，我发现王甜不见了。因为一直很专注地在听介绍，也没发现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她的采访本和包还在座位上。我忽然反应过来，她一定是出去见丈夫李毅了。还在凤凰山等飞机时，李毅就一直在和她联系，确定她能飞进汶川的话，他好借进城办事的机会过来看一眼。
我一边帮她收拾东西，一边打电话给她。她接到电话跑步过来，笑盈盈地说，山山老师，李毅想见你一下。我说哪有时间啊，赶快上车吧。她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就跟我上了车，上车后她朝车下挥手，我这才发现李毅就站在迎宾馆门口呢。我连忙告诉大家，那是王甜的丈夫。大家一起喊停车，让李毅上车来，动员李毅和我们一起去吃饭。但李毅只是抽办事的空隙过来的，马上要返回部队。一车的艺术家们深感遗憾，要他们俩拥抱一下。两人虽有些腼腆，也还是拥抱了一下。那一刻，大家咔嚓咔嚓地纷纷拍照。战地爱情的真实再现。然后李毅就下车了，前后不到两分钟，真的是战地相会。汪守德局长说，同志们，这就是素材啊！
我知道王甜跟李毅感情很好，结婚虽然已经快五年了，但仍跟新婚一样甜甜蜜蜜的。经了这一次风雨，肯定更加情深谊长了。
李毅是我们军区某特种侦察大队的组织股长，他们在震后第一时间就到了汶川，一直在汶川。我们那天到汶川非常匆忙，需要采访的大部队很多，加之集体行动，就顾不上他们这支“小部队”了。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前往什邡他们的驻地进行了采访，没想到收获很大，听到了许多精彩的感人的故事。李毅的领导，政治处冯旭东主任，就是汶川人，他所经历的一切，真让人感慨万千。
故乡成了灾区
口述亲历之二十三：
讲述者：冯旭东，成都军区某特种侦察大队中校
地震发生时，我和我的部队正在阿坝地区执行外训任务，我当时坐在车上，所以自身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很快我就连着接到电话和短信，都是问我是否安全的，我才知道地震了。马上给家人打电话，一个也打不通。说实话，我有点儿紧张，比其他人多一份担忧。我出生在汶川，成长在汶川，直到高中毕业考上军校，才离开那个地方。我们家是个教师之家，除了我，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妹妹，都毕业于汶川的威州师范学校，都做了教师。姐姐在汶川的七盘小学，妹妹在映秀镇的映秀小学，父母退休前也一直在汶川教书，退休后在都江堰定居。现在看来，我们一家把重灾区都囊括了。
虽然心慌，又心存侥幸，我在心里默默祈求一家人平安。除了默默祈求，也没有任何办法。我不可能离队奔回家去。而且凭我的直觉，我们很可能要执行救灾任务。
果然，当天晚上，我们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奔赴地震灾区。
在大队政委罗旭东的带领下（非常巧，我和政委都叫旭东），我们全体官兵摩托化开进。起初还没什么，一过米亚罗，情形大变，车灯照耀下，路上一片惨状，山体崩塌，路面严重损毁，一望而知，绝不是一般的地震。由于下雨，损毁的路面满是泥浆，还有爆裂出来的光缆线，每隔一段便有大幅度的滑坡。许许多多的车被堵在路上，许许多多焦急慌张的人拥挤在路上。他们有的是从里面跑出来的，有的是进去找亲人的，特别是找孩子的，因为在汶川，有一座阿坝州惟一的高等学府，阿坝师专。学生家长不顾一切地往里奔，本已一塌糊涂的路，又被焦虑恐慌的潮水所淹没。
看到这些情况，我的心情越来越糟。地震灾害的严重性，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但在官兵面前，我还是保持着镇静，只是一言不发。政委知道我家在汶川，小声安慰我说，没事的，我们很快就到了，到了你就回去看看。
到了古尔沟，路完全断了。
我看到夜色中，武警水电九支队的官兵们正在艰苦卓绝地奋力抢修，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理县到汶川的道路。他们真是好样的，很有吃苦精神。
我们的车队无法前行了，打算就地宿营。
这时，上级下达了明确命令：命令我部立即前往汶川！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终于知道，这场大地震的震中，就在汶川。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有点儿像雪上加霜。但同时我们也得知我们军长已率先遣队到了映秀镇。这个消息让我得到不小的安慰。我坚信妹妹不会有事的。我妹妹不是个娇弱的女孩子，她一定能保护好自己。
罗政委很快做出决定，由他率突击队徒步向汶川进发，让我负责车队随后跟进。
老实说，那一刻，我真希望由我来带领突击队向汶川进发。但罗政委坚决要亲自率领，任务太艰巨！从古尔沟到汶川，90公里。这90公里在路面非常好的情况下徒步到达也不是件轻松的事，何况是那样的路！
凌晨5点，罗政委挑选了96名身体强壮的战士出发了。每个战士都负重几十斤，连罗政委也扛着几把铁锹。
告别时罗政委握住我的手说，这26辆车就交给你了。
我说，请政委放心，我一定把人员和车辆物资安全带到。
我在焦急不安中度过了12日那个难眠之夜。虽然知道电话不通，我也反复拨打。虽然知道焦虑无用，我也无法平静。惦记着父母，牵挂着姐姐，操心着妹妹……
那天晚上我带领车队在相对安全的一段路宿营，那条路上还有武警部队和阿坝军分区的人。我们带了两辆炊事车，就下面条解决晚饭。热腾腾的面条把路上的百姓都吸引过来了，我就让战士们盛给他们吃，我想我们是来救灾的，只要能帮助灾区百姓的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一锅吃完了又煮。那一夜的那一顿饭，我们大概煮了两百斤面条。
13日晚上，武警水电九支队的官兵终于把路推通了，我们赶紧出发，刚一过那个滑坡，石头又滚了下来，我惊出一身冷汗，还好没有砸到车队。沿途看到很多被砸毁的车、掉到河里的车、货车、小轿车、中巴，一边走一边听到路边的山坡上随时像滚黄豆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滚碎石。与此同时，让我们深受感动的是沿途的群众，他们纷纷端着抱着一盆盆大樱桃往我们车上送，往我们怀里基，我知道那些樱桃平时要卖几十元一斤。
15日早上，我们终于进入了汶川县城。我看到我从小熟悉的那些山峦，完全变了样，我曾经骑车上学的那些路也面目全非，我从来不知道山峦也会变得狰狞，那些山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亲切的啊。现在却剥了一层皮似的，腾着尘土。还好，城里的房屋倒塌不厉害，比我想的要好一些：因为汶川在地震带，我上学时，常常遇到摇晃，故县城里所建房屋的抗震级别都比较高，这次终于起到作用了。但县城周围的乡镇灾情很严重。
罗政委在我们之前的头一天下午（14日14时）已经抵达，将先遣队分为三个支队，他带一个支队进入绵篪镇；大队总工程师向建德带领另外两个支队朝映秀走；我们车队到达后，立即将现有的粮食和药品给老百姓送去，送到灾情最厉害的地方去。
家乡的老百姓对我们真是非常好，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是汶川人，他们就是由衷感谢解放军进来帮助他们。我还记得刚到的那天晚上，汶川的一些学生就拉着冰激凌来慰问我们，我们不收，学生就把冰激凌扔进我们住的地方，所以到汶川的第一顿晚饭，我们吃的是冰激凌。在汶川县城，有位火锅店老板很让我们感动，他把自己开的火锅店“留一手”打开，免费给灾民吃，给解放军吃。因为粮食不多，他在为我们熬稀饭时，特意放了很多火腿肠。老板叫王小平，他妻子叫代秀珍。真是善良厚道的生意人。我们大家都忘不了他们。
第二天（16日），我抽空去汶川的七盘沟小学看姐姐，路上遇到校长，他说我姐姐没事。我一块石头落地，但姐姐一看到我就抱头痛哭。她告诉我，她给父母打通电话了，从父母那里得知，我们的妹妹遇难了，妹夫也遇难了。她悲痛万分，说因为那天没有课，妹妹就没去学校，是家里的房子垮了……还说14日是妹妹的生日，她原打算14日去映秀为她过生日的……我的心也如刀绞一般，我们的妹妹，尚未满29周岁的妹妹，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们了。
但我没有时间悲痛，我得马上回部队去。我让她自己多保重，就迅速离开了。
后来我才知道，地震时，父母都在外面。母亲和几个老友在河边的绿化带打麻将，突然的剧烈震动把桌子都摇倒了，母亲连忙抱住身边的一棵树才没有摔倒——母亲从汶川出来，有地震的意识。父亲也同样。那一刻他到车站去取我姐姐从汶川带给家里的樱桃，突然摇晃，他马上反应是地震，赶快往家跑。家里的房子虽然没倒，却已经成了危房。父母两人就打着雨伞在外面坐了一夜。他们心里也是焦虑万分，那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没消息。到14日，我妻子给父母打通了电话，他们知道我去救灾了，后来又给姐姐打通了电话，惟有在映秀的妹妹没有消息。父亲沉不住气了，要去映秀看。所有人都拦着他，都江堰到映秀的路根本不通，情况不明。母亲说，你一去，我就要担心两个人了。但父亲很倔犟，坚决上路了，他一个人从都江堰走到映秀，到映秀后才得知，小女儿小女婿都已经遇难，仅留下一个三岁的小外孙女……
我忍住悲痛，继续在汶川参加救灾。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灾区做事。
中国军人是最好的！
冯旭东带领大车队到达汶川后，与罗政委的先遣队汇合，他们编成三个支队，分别进入比较严重的乡镇去救灾，绵篪、陶关、草坡乡，还有阿坝工业园区等地。当时救灾物资还没运到，战士们就把自己身上所剩不多的干粮给了灾区群众。最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出现，让灾区群众感到有了依靠。
15日那天，炮兵连长谢辉接到指挥部命令，前往陶关方向寻找县长。地震后县里一直与县长联系不上，有人发现在陶关方向有县政府的车，怀疑是县长的车。谢辉就带了一个小分队进去找到了那辆车，发现不是县长的车，只有一位负伤的驾驶员，已经获救（后来才得知县长地震时正在下面一个乡检查工作，于是就地救灾），没有找到县长，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一位外国人，个子高大，60岁左右。排长魏怡樵上前用英语询问，得知他是德国人，62岁，名叫巴库司·伯格丹，是个登山探险家。
原来地震那天下午，他们的车刚刚进入汶川境内，中午多喝了两杯啤酒的伯格丹，要求停车“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地动山摇，发生了大地震。在可怕的大震动之后，伯格丹发现前面路上的车有的已经翻下山谷，惊出一身冷汗（事后他半开玩笑地告诉冯旭东他们，中国啤酒好，可以救命，我下次来还要喝。）
伯格丹已来过中国11次了。这一次到中国也已经四个月了，他和同伴一起已登完四姑娘山，准备去陶关村接另一个游客的。没想到遇到这样大的灾难，他被困在山里，与外界失去了通讯联系，只有同行的中方翻译陪着他。他的同伴，奥地利登山人员爱森伯格·卡诺也与他失散了，下落不明。看到中国军人出现在夜色中，伯格丹又惊又喜，简直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出现在这险象环生的深山里的。
谢辉立即用电台向大队领导报告了此事。大队长苏杰和政委罗旭东都非常高兴。可是当时天色已晚，余震又多，行走不安全，于是命令谢辉他们安顿好伯格丹后先返回，第二天再去接他。
原来，伯格丹与外界失去联系后，四川省体育局在已经向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做了报告。德国驻中国大使馆也恳求中方搜救伯格丹先生。四川登协还组成了一支八人搜救小组，经都江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同意后，搭乘解放军的冲锋艇前往映秀等地进行搜救。在不果的情况下，他们请求军队支援。没想到被我们的官兵碰个正着。
第二天，冯旭东率队去给陶关群众送粮食，同时肩负着找到伯格丹并将他带出来的任务。当冯旭东他们背着粮食走到沟里时，他一眼看到了在灾民们中十分显眼的伯格丹。
冯旭东走上前握住他的手幽默地说：You are my mission（你是我的任务）。伯格丹激动地拥抱住了冯旭东，冯旭东拍着他的背安慰他道：You are safe（你安全了）。在和中国军人一起出山的路上，伯格丹一次又一次地跷起大拇指说，中国军人是最好的！
伯格丹也是好样的。当他们到达绵篪镇的救助中心时，刚好有一架直升机降落，冯旭东让他先乘这架直升机去成都，但伯格丹看到还有那么多的伤员需要救治，坚决表示自己可以再等，先运送伤员。后来因为天气原因，直升机无法再降落绵篪。冯旭东他们就护送伯格丹走到汶川。在汶川，伯格丹的另外三位同伴也被找到，于是18日上午，他们乘坐军用直升机从汶川飞回成都。
作为汶川地区第一个被营救出来的外国人，伯格丹接受了新华社连线采访。他激动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了世界：我非常热爱中国，这次地震经历，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友好和善良。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队，中国军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有外电评论，对中国军队参加抢险救灾任务不带枪而感到惊讶。这种惊讶是有比较而来的。
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美军的反应与动作也是相当迅速并且有效的。有17500多名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被部署到灾区，协助救灾。他们拥有先进的通讯工具、先进的武器装备，战斗力也是强的。高效运送伤者、进行医疗救护，需要1个月才能修复的53处海堤决口，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只用了不到7天时间就基本修复，并开始向海里排水……但是，美军不会帮助灾民抢救财物，不会见到危险挺身而出。奉命而来的国民警卫队都是带着先进的武器，远远地、警惕地监视着灾民的一举一动——他们的主要责任是维持秩序。就如女州长凯瑟琳·布兰科在电视上声称：武装部队已经进入新奥尔良，同时警告：“他们对开枪和杀人很在行的……”
所以，西方人难以理解，解放军为什么不携带武器就进入灾区？解放军为什么可以徒步强行军20多小时，在大雨和余震中前进了90多公里（两个多马拉松的距离），到达后又立即投入救灾工作？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口粮全部留给灾区百姓，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为什么当地的百姓在看到解放军后都知道自己有救了？
这也许就是思维习惯与文化的差异。在我们看来，与自然灾害抗争，枪的用处不大。在我军的革命传统中，军队是人民子弟，军队中的多数人都是来自与土地相关的农民家庭，他们懂得稼穑艰难，他们理解父老不易，他们体谅乡亲苦处。所以，他们任何时候都是站在群众一边、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所以，中国的军队保留了很多既可爱又温暖的革命传统。在抗震救灾营救生命的同时，还“包揽”了许多其他事情：帮助灾民收割、搭房子、重建家园，甚至充当老师，给小学生上课……中国军队，是一支人性化的军队。
与死神擦肩而过
那天中午，我们转移到另一处部队驻扎点，边吃边采访。陪我们用餐的，是李晓星副军长，瘦瘦的，脸色憔悴，说话声音嘶哑，一听就知道已经很长时间没休息好了。他应该是汶川驻地的最高长官了。不过他的目光依然是镇静而坚毅的。
这个地点靠山比较近，于是在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听见石头砸落在帐篷上的声音，当然是小石头，噼啪噼啪地响。远处则不时传来轰隆隆的声音。李副军长说，这样的声音，24小时不间断。大震小震交替，他们早已习惯了。
结束对“铁军”的采访后，我们连忙赶往武警某部。路上，看到县城两边的大山跟刚蒸好的馒头似的，冒着腾腾“热气”，其实是余震令山在颤抖，颤抖令大山尘土飞扬，煞是恐怖。我估计就是拍惊悚大片，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场景了。我们一个个连忙拿出相机拍照。陪同我们的“铁军”主任看到后笑说，你们不用抢拍，这个景象随时都有，差不多每时每刻都这样。晚上睡觉石头都在往下滚。
当你看到楼房后面那一座座随时腾着尘土的松垮垮的山峦时，就是人家告诉你那个楼是抗八级地震，你恐怕也不敢住。大自然仿佛在向人类示威。
但救灾官兵们却没有选择，他们必须待在这里，与这样的大山相伴。
我们又返回阿坝迎宾馆的帐篷区，采访武警某师。
这个师，就是受到军委首长表彰、率先进入汶川的王毅参谋长所在的部队。我们没见到王毅。师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其他一些同志早已坐在帐篷里等我们了。
此次救灾，这个师奉命奔赴三个方向：汶川、茂县、广元。其中奔赴汶川的二百人突击队已声震灾区，成为最早达到汶川的救援部队。
遗憾的是，我们刚刚听了个大概情况，直升机场站就打电话来通知我们，让我们赶紧过去乘坐直升机返回成都。
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追问一个细节，他们有位军医在汶川救援群众时，因为交通中断，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就想出了很多土办法，比如烧一大锅开水，放上盐，代替消毒药品。效果不错，保证了很多伤口没有化脓。遇到骨折的，他用部队带来的靶纸当夹板进行固定，等待送出去治疗。我问这位医生叫什么，他们告诉我，叫杨华。
采访刚进入啊，马上就走真是太遗憾了。
在座的还有两位女干部，我一直在注意地看她们。她们一脸疲惫，双颊黑红。我知道在那支历经生死、第一时间抵达汶川的武警队伍里，就有十个女兵，想必她们就是其中两位了。我太想跟她们好好聊聊了。她们多了不起啊？
还有那位我前面写到的干事张念峰，地震时正带着车队经过震区，在第一时间勇敢沉着地投入救灾，也是这个部队的。许许多多的英雄故事，我们都来不及听了。
可是，一切都由不得我，那么多人的集体行动，必须听从安排。我也没有勇气提出留下来，因为留下来的话，今天就走不了了，什么时候走也说不准，道路一直不通。
汪守德局长大概和我一样感到很遗憾，所以尽管那边在催，我们还是多聊了一会儿。幸好我带了U盘，拷贝下了他们师里的一些资料。然后匆匆告别，奔向机场。
我们到达时，直升机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螺旋桨还在转，这说明随时准备起飞。一见到我们，多么秀机长就说，你们怎么才来？赶快上飞机吧。
我当时想，干吗那么急啊？我坐过直升机的，虽然我知道直升机最好在上午飞，下午风大容易颠簸，可现在也还不到三点呀。
我上了飞机，仍坐在来时飞机尾翼那个位置上。起飞后，我往舷窗外看，发现已经跟来的时候有很大不同了，来的时候，我可以拍照，可以看下面的景物，现在却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我知道直升机很依赖好的天气，依赖清晰的能见度。我朝下看，看到模模糊糊的河谷和山坡，我还天真地想，那些山坡看上去都是土，没有大石头，掉下去的话应该没事吧？我甚至还摸了下随身的包，里面有一瓶水，几颗奶糖。够坚持一阵的。事后想想，自己真够傻的，那可是上千米的高空啊！
我知道担心焦虑也没用。根据我多次进藏遇险的经验，或者说习惯，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就睡觉，总觉得睡一觉一切都会过去的。于是我闭上眼睛，同时在心里想，要相信机组的同志，相信多么秀机长。
闭上眼睛后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机舱里叽叽嘎嘎作响，然后耳膜开始发疼。我判断着，一定是飞机在拔高，拔高了才能钻出云团。我扭头看了一眼窗外，天，那么浓的雾，什么也看不到了。好像飞在牛奶里似的（后来得知这种牛奶云是直升机飞行员最为忌讳的，不仅容易疲惫，还容易产生错觉）。不要说能见度多少米，大雾直接就裹着飞机。叽嘎的响声持续着，好像飞机浑身酸疼似的。耳膜也开始疼。到底拔到多高了呢？（后来采访多么秀我才知道，一直拔到了2600米！对直升机来说，简直是最高峰了。）我感觉飞行时间比进去的时候要长很多。我再次闭上眼睛，祈祷这个时刻赶快过去。
也许是太疲劳了，我好像真的睡着了。
等我忽然醒过来时，叽叽嘎嘎的响声消失了。我转头看舷窗外，竟然看到大地了。心里暗暗松了口气。不会有事了，渡过险关了。又过了几分钟，我们安全落地。
我，或者说那天我们所有乘坐飞机的人，当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因为坐在尾翼，更是一无所知。燕燕坐在靠驾驶舱的位置，还感觉到了来自驾驶舱的紧张气氛。
下飞机后，我心怀感激，特意转到驾驶舱那边想跟多么秀他们握个手，但看到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和他握手了，我就没再上前去，只是挥了挥手。多么秀面带微笑，看上去没什么异常。
这次抗震救灾，多么秀作为团里的飞行骨干，飞行了100多个小时，最多的时候一天飞六趟！在如此大强度的工作状态下，依然保持着镇静沉着，真让人敬佩！多么秀的老家在广元的南坪，这次也遭了灾，老房子倒了，好在家人还平安。当地政府知道多么秀正在大强度地参加抗震救灾，无暇顾及家人，于是在帐篷送到乡里后，最先给他们家支了一顶。
多么秀是陆航团的第二批少数民族飞行员，1961年出生，1977年入伍。属九寨沟地区的白马藏族。长得高大魁梧。但小时候，他竟然体弱多病。父母请求活佛给他算命，活佛说这孩子命太大，一般父母无法带活，只能拜大石头为父母。父母便根据活佛的旨意举行了仪式，并将他改名为多么秀，即藏语石头的意思。
汪守德局长在得知消息后感慨地说，让我们记住多么秀吧。
那天我们下飞机后，按规定进行消毒。我回头看到多么秀他们三个人从直升机上下来，急匆匆地朝机场的指挥塔走去。我当时想，他们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啊，今天这天气，肯定不能再飞了。
返回的路上天越发地阴了，似乎还洒了几颗小雨。大家在车上议论说，下午返回时天气真是糟糕。又说，难怪多么秀催我们走，他肯定是感觉到天气的变化了。我也说，通常下午的天气容易变化，我上次飞墨脱，也是下午返回时颠簸得很厉害。
我发短信告诉姐姐，我已经回到成都了。我姐姐当时正好回去看父母，就告诉父母我去汶川了，已经安全返回。后来才知道这个短信多么重要，因为第二天，全国人民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直升机失事的消息。我妈妈拍着胸口连声说，哦，老天。
几天后，我再次到凤凰山采访机长多么秀时，他才告诉我，他当时的心情有多么焦急。他不想让我们看出来，所以把飞机停在了比较远的地方，然后走到指挥塔去汇报。还在空中的时候，他就已经感觉到情况不妙，一直和他通话的邱光华机组突然失去了音信。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有大家，都还抱着希望。希望邱光华机组已经迫降到了什么地方。
后来我吃惊地知道，那天下午的那个时刻，一共有四架直升机起飞，从灾区飞往成都，有两架因为气候突变，迫降到了映秀，有一架失事，惟有我们这架，安全飞回到了成都。
在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
31日晚我回到家，将自己在飞机上拍到的岷江峡谷受灾情况的照片整理出来，选了一些贴在“小众菜园”上，就是前面说的“我看见”那个帖子。因为我觉得灾情让人震撼，很希望大家都了解一下，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我贴那些照片的时候，丝毫没想到正是在这条航线上，发生了此次抗震救灾中，最为悲壮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