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余震终于来了/走近青川/一家人在路上抱头痛哭/袁仕聪的几个瞬间/管政委的青川记忆/白酒洗手/偶遇心理学教授/心理救援也是一场战役
大余震终于来了
我感觉大余震像是我盼来的，或者说大家盼来的。
5月25日是震后我印象最深的日子，因为就在这天下午，人们提心吊胆多日的强烈余震终于发生了，为6.4级，震中在青川。
如果没有一个8级地震在前面放着，6.4级的地震应该是比较厉害的了。
大余震发生时，我仍坐在电脑前，下午4点多，正是写作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晃得特别厉害。我回头，看到窗台上花枝乱颤。还好时间不长。我正考虑要不要下楼，它就停了。我站起来，看见窗下站满了人，同时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狗叫。我想了一下，没有下楼。反正已经震过了。
到后来，我差不多成了余震专家，震过后马上可以测出震级。有一天我们正在十楼开会，突然摇起来，大家一下不说话了，有人已经做出了躲避的姿势。我喊了一声：今天肯定5级以上！后来一看，果然是5.4级。
我忽然想起李鑫，他可是住在招待所的八楼。我连忙给他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外地的同志。李鑫前个时期一直和我们一起去灾区采访的，后来军报来了其他同志他就归队了。
李鑫在电话里说，余震的时候他正一个人在房间赶稿，因为是8楼，晃得非常厉害。房间里的东西已经往下掉了。想想8楼往下跑是不现实的，他迅速抱了个枕头躲到了两个床之间（宾馆的床是没法钻的），忽然觉得应该拿瓶水，又冲到桌前拿瓶水，忽然想到手机，又冲出去拿手机，他感觉生命到了最后一刻，连忙拨通了妻子的电话。他和妻子感情很好，在灾区的日子，只要有信号，他每天都和妻子通电话。他紧张地告诉妻子：又震了，好厉害啊。原指望妻子紧张的惊叫，好歹也是个安慰，哪知妻子火冒三丈地说：活该！
李鑫一下被打闷了。他当然知道妻子为什么发火。地震一发生他就主动要求来灾区采访，妻子觉得他年龄不小了，又不是记者，身体也不好，就希望他采访几天赶紧回去，可催了他几次，他就是不回去，还一趟趟地往灾区跑，妻子又担心又生气，于是听说他遭遇大余震，就忍不住发火了。
但即使如此，李鑫还是一直待到6月3日才离开。在灾区跑了整整20天。他跟我说，也许我有灾难情结吧，不到现场我心神不宁。回到北京后，他很长时间无法适应舒适的生活，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灾区现场的种种景象，心情抑郁。
晚上去招待所看望总政艺术家采访团。其实是我们政治部领导去看望，宣传部让我也过去一起被看望一下。我见到了老朋友王海鸰、燕燕，导演话剧《我在天堂等你》的导演黄定山，我们军区走出去的作家柳建伟，还有总政军乐团歌舞团的几位作曲家，带队的是总政艺术局局长汪守德，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们见到我，马上跟我谈起了下午的余震，当时他们正在陆航团采访，晃得那么厉害，可是好好感受了一下。毕竟，别人怎么描述都无法体验，6.4级，差不多可以感受一下了。
领导见到我又问书的进展，我说正抓紧在写，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领导要我加油。我说我一定尽力。也许我应该说，坚决完成任务。可是，我还是只能说，我尽力。
从招待所回到家，我重返帐篷过夜。
25日的大余震，不仅让灾区再次遭受创伤，也让成都人再度惊慌不已。很多已经回家住的，又一次离家出走，重新住进了帐篷，包括我。我回到帐篷里，老老实实待了三天。
那些天我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到11点左右，关了电脑，提个大纸袋牵着狗狗下楼。纸袋里装着：手机两个，电筒一把，收音机一个，U盘一个（每天写的东西拷在上面），采访本一个（害怕万一进不了房间了需要继续采访），花露水一瓶（帐篷里已经有蚊子了），纯净水两瓶，饼干一包，纸巾一包以及钥匙、钱包等。另外我把我的手提电脑、移动硬盘、照相机等，锁在车的后备厢里，也是预防万一进不了门，还能继续写东西。
每次带狗狗进帐篷，它都不得安宁。我的帐篷搭在路边的自行车棚里，只要有人过它必大叫，它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下子扩大到楼底下了。所以不到深夜，我是没法入睡的。我躺在帐篷里听广播，直到睡意袭来。
这样特别的日子，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体验啊。
走近青川
5月25日之后，5月27日，青川再次发生较大余震，为5.4级。
这两次大余震，让青川从众多的受灾地区中一跃成为主角，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传闻说，青川那里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如大峡谷一般。我当时想，如果真有这么条大峡谷，来释放大地震之后的剩余能量，也好啊，免得震在人口聚集的地方，造成新的伤害。
一直到半年后，青川仍在发生5级以上较大余震。8月5日，青川再次发生6.1级地震，8月6日，国家地震局到达青川，专门调查研究余震情况。12月10日，青川又发生5级余震。青川已经成为“余震中心”。由于一直余震，很多已经修缮的房屋又倒塌了，给援建安置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第一次听到青川的情况，是在40师，高伟介绍的，他们的高炮团在青川救灾，他去过现场，告诉我青川的灾情很严重。本打算去采访的，可是当时的路断了，没去成。一直感到遗憾。直到7月初我才“补”去了一次。
地震前我对青川的了解非常有限，只知道它是广元下属的一个县。在广元出差时，看到满街卖的都是青川木耳。一见之下感觉很清爽，想象着那里风景也应该很清爽。
后来我对“青川”这个名字越来越注意了，首先，它是余震发生最多的一个县，截至9月27日，汶川地震共发生4级以上的余震265次，其中青川有63次，占了1/4；6级以上余震8次，青川有3次，占了1/3还强。仿佛震中转移到青川去了似的；
其次我关注到青川，是因为它是我家乡浙江省对口支援的受灾县。我7月曾在杭州待了两天，每天在报纸上都能看到“青川”这两个字。一会儿是1000张课桌送往青川，一会儿是由浙江某企业捐助的活动板房多少已经落成。我的父亲母亲也因此很关心青川。
震后一个月内，浙江源源不断地将救灾物资运往青川，其中有帐篷2.4万顶，被子9.5万床，药品1000多件。还有450名浙江的医疗卫生防疫人员先后奔赴青川，分布在18个乡镇做防疫工作；100多名交通抢修队员分成三组。在青川抢修道路和桥梁。200多名公安特警队员在广元至青川一线维护社会治安。4100多名从浙江各地赶来的工人，在青川搭建白墙蓝顶的活动板房。
与此同时，北京对口什邡；上海对口都江堰；山东对口汶川；广东对口北川；江苏对口绵竹，等等，这些过去相距遥远的地方，如今紧密相连。5月27日，国务院明确提出：实行一省帮一重灾县，几省帮一重灾市（州），举全国之力，加快恢复重建。要求对口援建的各省，须拿出财政收入的1%。这不是小数目。应该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可是余震不断，给青川的灾后安置和重建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我关注到青川，还因为一个叫胡桂芳的女孩儿。
认识胡桂芳，是源于朋友徐贵祥。
徐贵祥6月到青川他的老部队去采访，就是那个旗号为“猛虎师”的部队。这个本来很平常，却没想到他在目睹了青川的灾情后，毅然捐出20万稿费，用以资助青川的贫困学生。我在报上看到消息：
7月1日，在解放军某部同青川县联合举办的抗震救灾文艺演出会上，正在这支部队体验生活的军旅作家徐贵祥，以该部老战士的名义，宣布捐款人民币二十万元，用于扶持“5·12”大地震重灾区青川县的教育事业。随后，徐贵祥同四川省青川县教育基金分会签订协议，该项经费委托青川县教育基金分会管理实施，每年奖励青川县高考文科和理科状元各一名，奖金各一万元；每年资助四名贫困大学生，资助费用为每人五千元。奖励和资助从合同签订之日生效，2008年参加高考的青川学子，将有两人获得奖励，四人获得资助。
看到消息后我问他详情，他发给我一个电子文档，是一份很详细的协议书，分甲方责任和乙方责任，甲方是他，乙方是青川县教育局。具体怎么操作都写到了。但徐贵祥说，真正实施起来，还是比他预想的麻烦。
正因为徐贵祥，我认识了青川的女大学生胡桂芳（化名）。
这是个勇敢的女孩子，得知有个作家资助青川高考生，她就到教育局去咨询，发现资助协议规定的受资助人是当年高考生，便主动与徐贵祥联系（协议上有他的手机号），申诉自己的困难。她觉得像她这样已经考上大学的受灾大学生，也应该得到帮助。
徐贵祥远在北京，光靠短信无法了解详情，便委派我与她见面。我和胡桂芳面谈了一次后，发现这个女孩子很好强，家里也确实困难，房子全都垮了，父母离开家乡，借住在别处，还有个弟弟也在读书。我便代表徐贵祥同意给她帮助。
那个时候徐贵祥已经将20万打给了青川县教育局，若帮助胡桂芳得另外付出。于是我想由我来帮助胡桂芳，但徐贵祥不同意，他认为他是委托我的，不能让我承担，他又把我付给胡桂芳的钱寄给了我。
因为徐贵祥和胡桂芳，我对青川更多了一份了解和关注。
一家人在路上抱头痛哭
口述亲历之二十一：
讲述者：胡桂芳（化名），成都某大学大二学生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成都某大学上课，我是我们班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大喊了一声“地震了，快跑！”便第一个跑出教室冲到了操场上，因为太慌张，手机也跑掉了。后来我看同学们都跑出来了，平稳一些了，我又回到我们教室去清查人数，看有没有遗漏的。我是班长，回教室的时候，我拣回四五部同学们跑掉的手机。
可是拿到手机也没用，都打不通。我想打回青川家里问情况，也完全不通。那天夜里，我和同学们都坐在操场上，坐了个通宵，一夜担惊受怕。
第二天，我就跑到人民公园的献血站去献血，感觉这样做心里好过一些。我是o型血，听说献血站最需要这个血型了，我就一下子献了400毫升。
到第三天，还是和家里联系不上，什么消息也没有，从广播电视里听到，北川很严重，想到青川离北川也不远啊，真是忧心如焚。这个时候我认识的一个朋友问我想不想参加志愿者？我马上说，想！我想帮助灾区的人等于帮助自己家里人啊。
我参加了一个七人志愿者小分队，里面就我一个女生，其他都是男生。我的性格本来也不是特别女性化那种。14日那天我们七个人来到都江堰。我有几个高中同学在都江堰的四川农大分院读书，我找到他们，得知他们安全后，马上就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农大分院旁边一所小学（我没问校名）的营救。
我们去的时候，很多消防官兵在那里救援，还有很多农大的学生也在那里救援，我看见一个男生正使劲儿刨着废墟，好像认识，就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回过头来，果然是我一个同学。我就跑过去和他一起干。我们主要是协助消防官兵清理废墟。那天我亲眼看见在消防官兵打出的一个通道里，爬出一个7岁左右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子一出来就大声地说，叔叔，阿姨，我要活着！
在场的很多人一边鼓掌，一边掉眼泪。
我们在都江堰待了两天，哪里需要帮忙就上哪里去。16日，我听说到青川的路通了，马上约了三个男生回乡。
我们班同学知道我家里遭灾了，给我捐助了一千块钱，我拿这一千元钱买了两顶帐篷，一些塑料布，还买了二百块钱的馒头和矿泉水，打成背囊，我们四个人就背着这些东西上路了。
汽车到了紧挨高速路的青川县竹园镇，又断了，他们就下来步行。走了八个小时，走到了青川县城。一眼看到许多惊惶失措面黄肌瘦的灾民，很可怜，我就拿出馒头来给他们吃，他们感激地说，你真是个好女子啊！你从哪里带来的馒头啊？
到了县城，我和家里还是联系不上。听说我们红光乡山体滑坡埋了很多户人家，我的感觉很糟糕。在江苏上大学的弟弟每次给我打电话都哭个不停，他说姐姐，爸爸妈妈一定是遇难了。我一边流泪一边劝慰弟弟，我不愿意相信我爸爸妈妈遇难了。
在县城我和三个男生分手，各回各的家。我翻山越岭，往我们红光乡走。一路上听到的全是坏消息，都说我们家那一片全部被埋掉了。
走到一个山顶的时候，我眼前忽然出现了爸爸妈妈。我简直是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的的确确，是爸爸妈妈！他们也发现了我，喊着我的名字扑了过来。
原来地震发生的时候，爸爸妈妈正在外面干活，没在屋子里，所以幸免于难。房屋全倒了，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但总算人在。爸爸妈妈也一直在担心我，他们听人说成都很厉害，就打算徒步到成都去找我。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
我们一家人在山顶上抱在一起痛哭。
看到家乡灾情那么严重，我下决心要把父母带出青川去，我的想法很简单，救出一个算一个。我当时觉得青川已经是个非常不安全的地方了。要让他们到成都去。
几个和我父母一起逃出来的邻居听说我要带父母去成都，都要跟着走，我不能拒绝，全部都答应了，人数一下增加到九个。
我就带着这九个人，沿途搭那些救灾的车，一直搭到成都昭觉寺车站。到了那里无法再走了。十个人又饥又寒。情急之下，我就打110求救。我跟110说，我带了九个从青川跑出来的灾民，现在没有着落，没吃没喝没地方住，希望能得到帮助。
110被我打动了，派了两辆车把他们九个人拉到了成都城东洲体育馆的灾民临时安置点。这下九个人都有了住处，有了饭吃，还给他们发了衣服和洗漱用具。我这才放心。
我安置好父母后，又去做志愿者了。
我的父母和邻居在那个安置点住了一个月，现在他们已经返回青川了。
袁仕聪的几个瞬间
写到青川，有一个人不能忽略。他就是青川人武部部长袁仕聪。
虽然我没能亲自采访到他，但依然想写写他。因为太多的人和我讲到他：他在震后第一时间去救群众，失去了母亲和侄女。也许在今天，这样的事迹会让一些人听着反感，人们会说，母亲和侄女不是人吗，她们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啊，为什么不救呢？是的，如果不了解具体情况，可能会感到不理解，但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就无法对袁仕聪有丝毫的责怪，只能是感动。
说说袁仕聪让我感动的几个瞬间。
第一瞬间是，地震发生后的那一刻，他反应快，迅速将附近数十名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集合人武部干部职工和正在县城参加集训的专武干部80人，组成抢险突击队，兵分三路赶赴县城不同方向实施救援。当时灾情最严重的是青川山珍市场，五层大楼整体塌陷，很多人被掩埋在下面，场面混乱。袁仕聪站在高处大声喊，大家不要慌，听我指挥！沉着勇敢，表现出作为一名武装部长的良好素质。其实在跑向山珍市场时，他想到了母亲和侄女，但对讲机里不停传来灾情报告，到处都是需要救援的群众，实在是分身无术啊，于是他抱着侥幸心理想，也许侄女上班去了，母亲出门散步了……
第二个瞬间是，当有人告诉他，听到他侄女在废墟下呼救时，他立即和几个民兵赶了过去，原来，是县公安局的搜救队在废墟中发现了还活着的侄女袁娅。侄女在废墟中传出的微弱呼救声让他心急如焚，他用手在瓦砾堆中拼命地刨着。可没有工具，根本没办法挪开压在她们身上沉重的水泥板。即使手刨断了也是徒劳的。有人提醒他，袁部长，把山珍市场的挖掘机调过来吧！只要你写个条子就行。袁仕聪想都没想就说，不行，全县城就一台挖掘机，那边需要营救的人更多，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家人把机器调过来？
第三个瞬间是，当他还在想办法营救母亲时，突然接到县委传来的紧急命令，要他火速带兵前往县城八公里外的大沟村乔庄河堰塞湖现场，疏通因山体滑坡引起的河道堵塞，确保县城三万名群众安全！袁仕聪别无选择，他趴在瓦砾堆上，使劲把手伸进碎砖瓦中，一把抓住侄女的手，用颤抖的嗓音说：幺爸有紧急任务，你挺住，幺爸一会儿来救你！然后他含泪下达了命令，留下10个人继续营救，其余人跟我走！就这样，袁仕聪承受着巨大的煎熬，火速赶到大沟村堰塞湖，带领80名民兵和100余名村民挖沟泄洪，苦战4小时，终于挖出一道2米宽、1.5米深、20多米长的泄洪口，排除了险情，保障了全县人民的安全。当袁仕聪火速返回县城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他再次来到母亲和侄女被掩埋的废墟旁，两位亲人仍未救出，作为青川第一支抢险队队长，他不得不再次离开……
晚上11点多，侄女被救了出来。这个可爱的姑娘，一句埋怨的话也没对她幺爸说，反而叫幺爸抢险的时候注意自己的安全。袁仕聪为侄女捡回一条命松口气，又去忙碌了。却怎么也没想到，在他离开后，13日凌晨2点，失血过多的侄女还是离开了人世。而袁仕聪的母亲，直到14日才找到，老人家早已遇难。
袁仕聪失去母亲和侄女后，有三个领导对他说“对不住”。一个是广元军分区司令员王太平。他说，老袁，对不住你。原来，袁仕聪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大好，震前在老家医院治疗。袁仕聪专门休假回去照顾母亲。可是因为分区要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考核，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休假回来工作。袁仕聪是个孝顺儿子，就把母亲带到了青川，想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他租了一间屋子，让在青川人民医院工作的侄女与母亲同住。没想到竟发生了这样的不幸。王司令员觉得，如果不是分区让他停止休假，他的母亲就不会跟着他到青川，也就不会在大地震中罹难。面对军分区领导的歉意和安慰，袁仕聪反倒说，我是部长，组织民兵应急分队迎接省军区的考核，是我的职责。
青川县委书记李浩生见到袁仕聪也说，我们对不住你，老袁！袁仕聪明白，李书记说的“对不住”，是觉得那天如果不是县委的“传令纸条”，让他带民兵去挖掘堰塞湖，他就有机会和时间去营救废墟中的母亲和侄女。袁仕聪说，世上没有如果。再说挖掘堰塞湖的任务那么紧急，关系到全县人民的生命安全，我应该去。
而袁仕聪的“对不住”，是面对苍天说给母亲和侄女的、袁仕聪在母亲和侄女罹难后痛哭了好几场，每每提起泪流满面。但不管多内疚多难过，袁仕聪仍认为自己那天的选择是必然的。他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会那么做。因为我穿着这身军装。
“对不住，我来晚了，你受苦了。”最后一个对袁仕聪说对不住的，是到青川指导抗震救灾的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夏国富，夏将军迎着跑步过来的袁仕聪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夏司令员说：这个军礼，是代表我一个老兵对你的敬重。
我被这个细节深深打动，为袁仕聪，也为夏司令员。
袁仕聪在青川人武部已经工作五年了，因为青川年年有灾，他便年年救灾，五年里他两次荣立三等功；2004年被省军区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2005年被省评为抗洪抢险先进个人；他所领导的青川人武部，连续5年被评为五好人武部。由此可见，袁仕聪在关键时刻的表现，是有着深厚的行为基础的。
8月5日，青川再次发生6.1级地震，我在网上看到，灾情发生后，正在姚渡镇抢险救灾的袁仕聪和二百余名武警官兵、民兵预备人员迅速投入到抢险救灾之中。
袁仕聪依然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管政委的青川记忆
其实第一个跟我说青川的，是巴中军分区政委管严。
管政委不仅是我的多年老友，比较特别的是，他曾经和我父亲在一个团服役：铁道兵29团。当然那个时候他是新兵，我父亲已经是个很老的兵了。后来铁道兵撤销，他转战成都军区。在他任通讯团政委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他对我们编辑部的工作一直很支持。我也常参加他召集的“老铁”战友聚会，代表我爹。去年他到巴中军分区任政委，我们就不大有机会见面了。
此次抗震救灾，管政委从5月13日上午带领民兵出发，奔赴青川救灾，在青川坚守了近三个月，他知道我忙，一直没和我联系，直到7月初，我们的书出了，我才得以去青川看望老战友。
5月13日上午，来自红色老区巴中军分区的300名民兵，在司令员和政委的亲自率领下，组成抗震救灾突击队摩托化开进，于13日晚19时齐装满员抵达目的地，成为最早进入川北重灾区青川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是我看到的媒体报道。
管政委说，从巴中到青川，本来路途不太远，但由于地震，一路上都是地震造成的障碍，必须边走边排障，速度很慢。他的车子在遇到一根横倒在路上的电线杆时，险些造成事故。他们必须小心排险才能前行。故上午出发，走了十多个小时，晚上才到达青川。
他们达到青川时，天色已暗，整个青川县城如死城一般，除了遇难的，其他人都差不多跑完了。后来看到解放军来了，一些群众才陆续返回。
管政委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可以见出当时的惨状：他们的车子在路边停下来，他下车想看看情况，差点儿就踏到一具尸体！
青川县抢险指挥部看到来这么多部队，很激动，好几个乡镇都希望他们去。按照指挥部的指令，管政委将民兵分成五支小分队，星夜赶赴木鱼镇、凉水镇、关庄镇、沙州镇和红光乡等灾情严重的地方实施救援。
管政委告诉我，5月14日早晨6点，赶到木鱼镇玻璃厂的一支突击队，得知在垮塌的职工宿舍里还有三十二名群众没有逃出来，马上展开营救。没有机械，他们就用工兵锹、十字镐和双手，一块一块地搬走堆积如山的水泥板、砖块、瓦砾、钢筋和木料，一点一点地接近废墟下的人。尽管戴着手套，很多民兵的手还是被扎破磨破，鲜血渗出染红了手套。但没有人停下来包扎，害怕耽误时间，他们一口气救出十名群众。刚想停下来喝口水，忽然又听到废墟中传来微弱的呼救声。他们俯下身去看，是一位老人，他被卡在两块水泥板形成的“人”字形空间。旁边的人告诉他们，这位老人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78岁了。民兵一听，又赶紧去营救。可赤手空拳的，进展很慢。眼看老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真是心急如焚。分队长魏军组织民兵们轮班作业，一分一秒也不停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才终于扒出一个小孔，看到老人的脸。卫生员赶紧拿来葡萄糖水和一根小吸管，让老人先补充些能量，再继续挖……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奋力营救，民兵们终于在夜里12点将老人救了出来。当救护车载着老人呼啸而去时，参加救援的六十七名突击队员全部累瘫在了地上。
管政委随另一支突击队去了形势最严峻的木鱼镇中学。（又是学校！又是学生！）木鱼中学的一座学生宿舍垮塌了，一瞬间掩埋了很多正在午休的学生。这所初中学校是那一带比较好的学校，四邻八乡的农村学生都到这里来上课，大多数都住校。地震的那一刻，住校生正在宿舍午休，刚好要起床，大多数学生来不及跑出宿舍，被压在了里面，有很多甚至跑出了宿舍，又被倒塌的围墙压住，情景很惨。
虽然救援人员赶去尽全力营救，指挥部还把青川惟一的一辆吊车派到了木鱼中学救援，但大部分学生都已经遇难了。
我没有找到木鱼中学遇难的具体数字，一个说法是，四百多学生，两百多遇难，还有一些受伤；还有个说法是一百多人遇难。后来有在现场处理尸体的一位军官告诉我，仅仅是无人认领的遗体（父母有可能遇难或者没赶过来）就有五十具。另一位军官告诉我，光他们掩埋的女生的尸体，就不止二百具。
在管政委的记忆里，有两个场面始终无法抹掉。一个是学校的废墟上，官兵们抬一个学生出来，医务人员就上前检查一个，如果已经遇难，医生就摆一下手，抬到一边去；如果还有救，医生会立即展开抢救。可多数时候，医生都只是摆一下手……他看到医生面色凝重，不停地摆手。
另一个场面是，在通往学校的那条路上，进去的家长，虽然焦急，却怀着希望，走得很急很快；可是离开的时候，一个个的神情是那样绝望，步子沉重得拖在地下，许多做母亲的根本走不动了，靠丈夫扶着，甚至是背着出来，好多夫妻坐在那里发呆，久久的，眼神空洞茫然。让人不忍看。那些日子，悲凄号啕的哭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按当地习俗，死去的儿子是要背回家住一夜，再行安葬；女儿就不再背回去了，就地掩埋。所以，除了一时无人认领的遗体外，管政委所带领的民兵预备役官兵，还有高炮团的官兵，在木鱼中学协助清理和掩埋的学生遗体，大多是女生，十四五岁，正是花季的年龄。
我总在想，这样的经历，会不会给年轻的战士留下阴影？
管政委的讲述让我感到非常压抑和难过，惟一让我们的谈话有些亮色的，就是他说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由于出身于铁道兵，管政委对野外搭建帐篷以及使用大型机械之类轻车熟路，这次救灾，便发挥了闲置多年的特长。指挥使用挖掘机和吊车都很熟练，搭帐篷更不用说了。让他自豪的是，有一天突然刮大风，恐怕有七八级之猛烈，很多部队搭建的帐篷都被刮倒了，惟有他们分区的帐篷稳稳地立着。
那是有诀窍的。管政委自豪地说。
白酒洗手
我一直到7月3日才来到青川，那个时候我们集体写作完成的报告文学《重兵汶川》已经出版了，我和编辑部同仁想让救灾部队早些看到书，就一一去部队赠送，第三日，就去了青川。
去青川的路比我想象得好走，从绵广高速路下去，两个多小时就到了。但到了我才知道，只是到青川竹园镇的路好走，从竹园镇到县城还有80公里，那80公里就非常难走了。我采访过的陈国朝主任说，当时他率高炮团开进时，有经历枪林弹雨的感觉。
我们先送书到巴中军分区在竹园镇的指挥部，管政委和分区的郑涛副司令员在这里。郑副司令员也是一位临近退休的老同志了，一点儿也没有因此躲避，和管政委一样，从13日起就战斗在青川。
管政委坚持要搞一个赠书仪式。当在家轮休的部分民兵集合起来时，我发现这支队伍比起正规军来，的确有很大差距：一是都不再年轻了；二是高矮胖瘦不一，有的民兵已经有啤酒肚了。可是你一想到恰是他们，不顾一切地丢下工作和家人，一直战斗在灾区，你就会有别样的感动。
管政委给我介绍了他们中的一位，是个老板，名叫李贵东，他既是救灾突击队的分队长，也是管道制造公司的总经理。在接到分区的紧急命令后，这位曾参加过云南边境作战的退伍军人，在第一时间就带领本单位的3名应急民兵加入到了抗震救灾队伍中。须知他走的时候，正是他所在公司参加工程招标的时候。震区通讯恢复后，工程业主几次打电话催他回去竞标，妻子还托人告诉他，公司又来了4份新订单，就等他回去拍板了。但他硬是没走，他说我是老板，但我也是个党员，不可能在国家有难的时候离开。我既然来了就要干到底。这个老板民兵，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350万元工程和100多万元的订单，继续在青川参加抗震救灾——救人，挖掘尸体，疏散村民，运送和分发救灾物资，搭建帐篷，帮助群众收割庄稼……全是实实在在地为灾区群众服务的事情。
听了管政委的介绍，再重新打量站在队列里的民兵，感觉他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
难怪管政委说起民兵来那么自豪。
管政委十几年来一直是政工干部，从政治处主任干到团政委，然后是分区政委，具有政治敏锐性。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就以分区党委的名义向上级递交了请战书，是全区部队第一个递交请战书的师级单位。他们的请战书很快被转发到了全区部队。投入救灾后，他将他率领的这支民兵队伍打出了“红军传人”的旗号。因为巴中是革命老区，大多数民兵的确都是红军后代。在青川，随处可以看到“红军后代突击队”的鲜艳旗帜。
经过近20天的艰苦奋战，到6月初，这支红军传人突击队，抢救出幸存者162人，背运重伤员156人，抢修道路35公里；抢救粮食3万多公斤；上交从废墟中挖掘出的现金12.57万元、黄金约14公斤、首饰243件；卸载分发救灾物资800余吨；为灾民搭建帐篷500余顶……这些数字，每一项都饱含着汗水和牺牲。
我们坐在帐篷外采访，很快就围过来七八个孩子，笑嘻嘻的，很好奇的样子。还有一两个孩子趴到了郑副司令员的背上，跟郑爷爷闹着玩儿，一看就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已经很熟悉了。
这时，又来了装卸物资任务，民兵出发了。
管政委说，前两天他们在卸载救灾物资时，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天的物资是来自欧洲某国的援助。当汽车开到竹园镇堆放物资的地点时，有一棵树挡住了路，使卡车无法靠近堆放点。带车的老外提出把那棵树砍了，以便车子靠近好卸货。大概在他眼里，中国人从来都不注重环保的，一棵树算什么。
没想到在场的管政委坚决反对。管政委说，不能砍树，宁可我们多走些路把物资背过去，也不能砍树。大地震已经毁坏了我们的河山，我们现在更需要好好保护环境了。
那位老外非常意外。当他看到民兵们为了保留那棵树，硬是从远处将东西靠人力一点点地背到抬到堆放地点时，不由得露出了赞美的笑容，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了。走的时候使劲儿和管政委握手。
管政委说，他是不是把我们中国军人当成没有文化没教养的绿林莽汉了？
我很赞成他的行为。现在我们的部队在注重环保上，的确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在映秀，也亲眼看到红军师的战士，将宿营后的垃圾一一拣拾起来，统一处理。
我们在青川的帐篷里吃了一次战地午餐，值得一说的是，我们洗手用的是白酒。这是管政委的发明。头几天在青川，特别是在木鱼镇执行任务时，他们每天都在弥漫着浓烈气味的环境中生活，每天除了吃饭，连睡觉都戴着口罩。于是管政委就发明了用便宜白酒洗手消毒的办法。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味道了，前半个月，每天一觉醒来，最先让我们意识到在灾区的，就是空气中的气味。时间长了头发晕。
我无法想象。
我也用白酒洗了手，不是为了消毒，而是为了体验揣摩管政委他们在灾区的艰苦生活，那是一种谁都无法有意去体验的生活。也是我祈求永不再来的生活。
偶遇心理学教授
我们吃过午饭正准备去县城，忽然驶来一辆越野车，走下一位女大校。管政委热情地介绍说，这位女大校是他们专门请来给民兵上心理辅导课的，叫王利群，是来自北京的心理学教授。
世上的事就那么凑巧，我们竟然在这里遇见了心理学教授。而我一直想采访一下有关心理救援的情况。于是我们改变计划，不去县城了，就在竹园采访王利群。
我们就在帐篷外的小凳子上热烈地聊起来。
口述亲历之二十二：
王利群，女，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心理学教授
我是5月21日从北京到四川灾区的，已经快两个月了。
我到灾区去的第一个点，是彭州小鱼洞，到你们军区的坦克旅官兵做心理辅导，后来又去了都江堰、平武，再后来到北川中学的临时学校，又到安县永安镇安置点，再到青川，反正哪里需要我就去哪儿，已经把重灾区跑得差不多了。
在小鱼洞，我遇见一个小战士，才19岁，因为在挖掘遇难学生时，为了保护好遗体，很多时候他们是用手在一点点地挖，这样的残酷的作业，让他的心理受到创伤，他因此呕吐、厌食，很长时间无法缓解。我去了后，他悄悄告诉我：阿姨，我难受。我什么也没说，上前紧紧拥抱住他，轻轻拍着他的背说，你是好样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小战士眼圈儿红了。
离开那个部队后，我还是和这个小战士保持联系，常常发短信给他，安抚他，疏导他。现在这个小战士的情绪已经好多了。
光靠一个个面谈，是不能的，我也利用其他方式来进行疏导和抚慰，比如短信、邮件、博客等。你们看，现在我手机里已经存了四千多条短信了，都是我和辅导对象的交谈。
早在1994年，我就写过一篇论文《丧亲者的心理关怀》。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研究，这次到灾区救援，对这个课题便有了一次深切的实践。在为北川中学幸存学生做心理救援时，无论是对失去妻儿的校长刘亚春，还是对学校的厨师职工；无论是对勇敢救人的学生，还是对失去父母的孤儿，我都以我的笑容、我的爱和悲悯，去耐心地和他们相处，把学生当成孩子，把老师当成兄弟姐妹，走近他们，倾听他们，抚慰他们。有的学生不愿开口说话，我就上前轻轻地拥抱他们、拍拍他们，用身体的接触让他们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爱，慢慢打开他们的心扉，恢复他们的生活信心。
我今天就是从绵阳过来的，因为跟管政委约好的，给巴中民兵上一堂课，这里讲完再去平武。
最近我在长虹厂的北川中学临时上课点上了三堂辅导课，一次给学生，一次给遇难者家属，一次给长虹厂的民兵，效果都很好。我还和部队的同志、长虹厂的同志一起，签订了一个心理救援的协议。三家联合为孩子们举办“爱在校园”的活动。设计了一些活动来调节师生们的心态，比如做航模展示、搞文艺演出、做游戏，只要师生们能露出笑脸，我就感到很宽慰。师生们对我很认可、很信任。前不久，他们聘我为名誉校长。
对幸存者的心理辅导和对救援人员的心理辅导是不一样的。救援人员，如解放军官兵、民兵和志愿者，由于长期参加救灾，身体疲劳，睡眠被剥夺，造成多种付出和多种伤害，也需要心理辅导。官兵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恐惧、焦虑、紧张和内疚。因为最早进入灾区时，很多官兵眼见着埋在废墟下的遇难者，由于缺乏工具而无力救援，便产生了内疚情绪。往往越是责任感强的官兵，越是好强的官兵，这样的内疚情绪越重。
这些情绪不仅仅是情绪，它们导致官兵出现了很多身体状况，比如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比如拉肚子、出湿疹、胃疼，甚至发青春痘、牛皮癣等。这叫精神因素躯体化。超常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疲惫造成的身体不适。
我想仅靠上课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多种方式和官兵们进行沟通，既要做一些集体活动，也要进行个别谈心疏导。我经常做的一件事，是让官兵互相拥抱。（讲到这儿王利群站起来，要和我做个拥抱示范，我们就乐呵呵地拥抱在一起。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地震后我们编辑部第一次开会时，刘燕与我的拥抱，我当时忍不住鼻子发酸。）
人与人在挫折面前互相拥抱，是缓解压力的良好方式。
我在组织官兵互相拥抱时，有的官兵开始不太愿意，一旦拥抱在了一起，很多官兵忍不住热泪盈眶，身体的接触让他们彼此安慰，彼此获得信任和力量。肯定起到了很好的抚慰作用。
这些共患难同生死的官兵，当他们拥抱在一起时，场面非常感人。我相信，这些将在他们的生命中留下永远的记忆。
不过，虽然到灾区来的心理医疗队很多，但对于如此面广的受灾人群和如此众多的需要辅导的救援官兵来说，我们的力量还是很不够的。所以我在救灾部队做心理辅导时，有意识选择那种有爱心和能力的官兵，进行短期的培训辅导，让他们再去帮助其他人。以便部队的心理辅导活动能持续的广泛的开展。
大灾后的心理救援非常重要，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春节，自杀率就很高，一般来说，震后一个月、三个月和节假日是爆发点，需要特别的关注。
大灾后灾民表现出来的主要情绪是焦虑、伤心、失望，严重一些的是绝望、悲伤、虚妄，还有丧失感和无助感。很多人在丧失了亲人和家园后，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压力，可以导致人失去生活的勇气。
前不久我在北川遇见这样一位中年男子，地震中全家五口人全部罹难，只剩下他和岳母。他原本就非常痛苦，又天天被岳母抱怨没有回去救人。这使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想以死解脱……我发现后就主动去接近他，我看他坐在岩石边上发呆，就走过去试图和他交谈，但他一言不发。我还是一点一点去靠近他，叫他大哥，很诚恳地陪着他在岩石边坐着，渐渐地，他终于开口了，回忆往事，痛哭流涕……我就耐心地听他说，听他哭喊，然后进行疏导和安抚，逐渐地帮他找回生活的勇气。我从他的讲述里知道他家生活困难，还帮他想办法找工作，我甚至想把他和他的岳母都带到北京去，暂时离开这个让他们太伤心、太刺激的地方。
你问我每天都要听那么多的倾诉，回答那么多的问题，回复那么多的短信，会不会受不了？其实我常常从灾区人民身上汲取力量。灾区人的坚强、忍耐、纯朴、感恩，经常感动我、支撑我，我不仅仅在帮助他们，也从他们身上获取了力量。
心理救援也是一场战役
王利群虽然已经到灾区两个月了，但依然神采奕奕，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我当时就想，真不愧是心理学专家，在这样的环境里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跟她说，今天来竹园镇最大的收获就是遇见了你。当然，她也客气地这样对我说。也许因为都是女军人吧，我们一见如故。
王利群是装甲兵工程学院的教授，心理学博士。毕业于华西医大和北师大，以后又出国深造。一直在心理学领域搞研究。汶川地震后，她马上就想到了心理救援问题，一听说上级要组织心理救援队，她马上就报名参加。
她是四川泸州人，可回到四川五十多天了，一次都没有回去看父母。实在是太忙了，抽不出一点儿空闲。而这期间，她的丈夫和儿子也都在灾区做志愿者，他们彼此常常联系不上。真是让人感动的一家子啊！
我注意到她的军裤膝盖破了个洞，问她，她说是因为经常蹲着跪着和灾区的孩子谈心，磨的。我一下对她充满敬意。让我佩服的是，王利群还是女子攀登珠峰队的副队长兼保健医生！难怪两个月过去了，她依然精神焕发、笑意盈盈，丝毫没有疲惫或者愁眉不展的样子。可见她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够好的。
这次大地震后，我们国家的心理救援工作跟进得很快。数家抗震救灾心理救援专家队迅速成立，解放军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立了八支心理救援队，先后抵达灾区。同时总后还组织后方的专业心理救援人员，通过远程心理辅导的方式，进行心理救援。
如果说营救幸存者是用生命挽救生命，那么，心理救援则是用心灵照亮心灵。
据不完全统计，灾后一周，全国至少有五十支以上的心理救援队赶赴了灾区。另外，有关部门还开通了心理援助热线电话，一些电台也开通了心理援助专门节目，为灾区群众提供心理援助服务。救援人员还在灾区发放心理健康相关材料，指导群众开展心理自救。一本介绍灾后心理自我调节的书籍也已出版，并发往灾区。同时，很多医疗队也兼顾着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在救灾部队采访时，三次问到抗震救灾后部队官兵心理问题时，得到的回答都让我颇为意外。他们说，我们的战士没有心理问题。虽然场面残酷、惨烈，但因为是群体作战，并没有感到胆怯和恐惧，执行完任务，心态很快就调节过来了。某红军师装甲团政委时天聃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他说，我认为，对于部队来说，应该研究的是群体心理问题，而不是个体。如果是个体面对那一切，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是群体面对，即使开始有些恐惧也很快调整过来了。何况军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我们心里占据了更强烈的位置，我们顾不上害怕。
我想他说的有道理。对于灾后心理重建，应侧重在灾区群众上、灾区的师生干部以及普通群众身上。对他们来说，灾难是实实在在的，一辈子的。
当我写到这部分时，在报纸上看到了北川县一位官员自杀的消息，很震惊。他是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是在国庆期间自杀的。在此次地震灾难中，他痛失爱子，一直悲伤无比，但坚持工作着。9月24日，北川再次遭到暴雨袭击，泥石流成灾，活动板房冲垮，又有不少群众失去了住房……也许面对这屡屡不绝的灾难，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超过了极限。
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在那场暴雨之后，我都感到心情非常压抑，为什么总是过不去？这地球到底怎么了？因为这样的压抑，我有几天一个字没写。我尚且在成都，他身在灾区，一定感到了一种无奈和无助，导致了绝望。
由此可见，心理救援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有一份成都社区的调查数据显示，本地居民中有超过九成的人存在地震后遗症，表现为失眠、午夜惊醒和突然来临的地震幻觉等。
我想我自己也存在这样的心理问题，比如，现在只要一看到某处在拆旧建筑，心里马上就会很不舒服，情绪低落。
我注意到，直到今天，广大的心理救援工作者仍在辛勤地工作着，有好几个心理救援网站在为灾区人民服务。
在我们走后，王利群教授按计划给巴中民兵上课，然后赶往平武。她在灾区一直忙碌到7月中旬，因生病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她以博客和短信的方式，继续与灾区的辅导对象联络，仍旧在做着她的心理救援工作。
我在这里向她，以及所有的心理救援工作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