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看周信芳先生唱《扫松》唱道：“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想这是旧世故，新社会不该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想起这句话来，觉得这话尚未失去时效，不可废弃。近几年，有机会到外边走走。发现这点处世经验倒也并非只在中国有用，竟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证明之一是有人从海外回来，写了几篇文章，一说到外国的好处，国内便有人说：“这是崇洋。”说到外国的弊端，国外便有骂：“共产党的偏见。”所以从香港回到北京，人们（包括在北京的香港人）问我：“对香港印象怎么样？”
我就说：“就是那个样儿。”
又问：“那个样儿是什么样？”
我说：“有好有坏，亦好亦坏，不好不坏，好好坏坏。”
他们很失望，觉得这话等于没说。我挺高兴，没让他们抓住作文章的题目。
我是到香港探亲访友的，本没想作什么调查，下什么判断，其实谈起亲友之间的事，倒有些可记。
在香港我惟一的亲属就是我的妻。香港人惯称作“太太”。我的太太和我感情很好，见我来了总想领我去看一看，玩一玩，买点什么，吃点什么。我在北方住惯了，习惯于凉爽和安静。香港的湿热与喧闹我有点不大受用。只得天天坐在家中的冷气机前看杂志。她感到这样太委屈我，找出各种题目鼓励我出游。我不愿辜负她的情义，便去了几次，结局都不好；我一上街就出汗，一出汗就心烦，一心烦那脸色就不大可爱；陪着个满脸煞气的人逛街还有什么趣味呢？慢慢地她脸色也沉了下来。等我发现她不高兴了，再装作兴趣很浓地看这看那已经晚了，她说：“别假装高兴了，还是回去冲个凉看书吧。”只有一次玩得痛快，先去了太平山，又去了宋城，坐在宋城茶馆里我兴致很高。因为那天下大雨，非常凉爽。我正感到非常适意时，却发现太太脸色由红转青，胳膊上毛孔紧缩，两个肩膀紧紧夹着。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满好。就是有点冷。”我学她的口气说：“别假装高兴了，还是回去暖和暖和吧。”从此她就不再鼓动我去游玩。
我既不肯出去，朋友们就只好来访我。一天有人喊我去接电话，说是：“女作家×××找你。”不知为什么，我把×××听成了“陈若曦”，拿起电话就说：“你好。”
对方也说：“你好！”果然不错，一口女性的带台湾腔的国语，是陈若曦无疑了。她说：“有人要我写篇文章，我想采访你。”
真见鬼，几天前我在旧金山看见她，她不采访，我到了香港她倒要采访。只好说：“欢迎。就在电话里采访吗？”她说：“我要去找你谈！”我想大概有人给她出机票。就说：“那就来吧。”她说：“见你之前我要先看看你的《那五》，可是找不到哪里有？”我说：“唐人街书店就有。”她说：“什么唐人街？”我说：“就是三藩市的唐人街呀，离你很近！”听口气她有点火了：“你以为我是谁？！”我说：“你不是陈若曦吗？”她笑了一阵，骂我：“怎么这样糊涂呀！我是施叔青，怎么是陈若曦呢？”我只好告罪。
过了一天，这位“明白人”来了，她手中提着个巨大的四喇叭双音道录音机，少说有十几磅重，难为她搬上了十层楼。她放下录音机就翻她的皮包，翻了一阵两手一拍说：“糟糕！我没有把录音带拿来……”我指了录音机说：“里面不是有一盒带子吗？”她看了一下说：“噢！我放在里边了。”接着又翻她的皮包，这次是拿出了颇有重量的瓷插头。但这个瓷插头往我墙上任何一个插孔也插不进去，她又双手一拍说：“糟糕！这个插头不能用。”我赶紧把电热壶上的插头拔下来替她接上，这才开始采访。这一谈正事，她的精明劲就露出来，问题提得尖锐，明确而又有启发性。谈了两个小时，她还不满足，于是去吃饭。吃完饭又在她的办公楼谈了三小时左右，我声明筋疲力尽了，她却还谈兴正浓，但又不好强制我再谈，便放我回去，而且一定要送我下楼为我引路。经过她的“录音机事件”，我已领教了她的“明白”范围，自信我自己去找车比她更有把握，便谢绝了她的好心，匆匆赶回家。要烧水冲茶，想起插头还在施叔青的录音机上。我估计按她的明白程度，她是再不会想到这件事的，只好改饮可口可乐。
从此我知道，叔青最大的长处是小事上不明白，大事上明白。不像我大事小事都糊涂。
一天晚上，又来了个电话，说是有几个朋友正在吃饭，听说我在此，约我去玩玩。说话者自报：“我是陆铿。”这有点使我吃惊（是“受宠若惊”的“惊”，不是“惊惧”的“惊”！）。陆铿先生是我久已闻名的，几位国内和他相熟的朋友对他很为称道。尽管我刚吃过了晚饭，还是毫不犹豫地说：“我现在就去，你们先吃起来，不必等我。”
放下电话，我想：“我和大声先生没有联络过，这是谁报的信呢？”赶到餐馆一看，叔青女士正在聚精会神地对付一双大虾。
几位久已闻名但无机会见面的朋友全在座上。刘以鬯先生，胡菊人先生，钟玲女士，还有一见如故的戴天老兄（他叼着烟斗的样子，很像我一个老朋友）。而东道主曾振基先生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从事建筑又热心文学事业的专家。
这天的谈话十分愉快，没有什么客套和虚礼，坦白和谐，诚恳热情。在文学的总题目下谈的范围颇广，对国内的文学出版、评论工作他们作了不少批评。批评是中肯的，有许多看法和我一致。但我更重视与我看法不一致的地方。我常想，所谓交流，无非是交流信息与观点。越是不同的东西交流起来越有价值，一个人总要多知道些别人怎么想，想什么，并尊重人家这样想的权力，才可以有所长进。朋友们谈文学，又不是联合国表决是否制裁南非种族歧视行为，干什么我要取得一致意见或是进行表决呢！这晚上使我愉快的不只是谈话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种气氛，友谊的气氛，信任的气氛，轻松的气氛，在文学上，我是主张“党同而不伐异”的，而交朋友我则主张“山川相异，日月同天，为求发展，广结善缘”。
饭后才知道，外边下起了大雨。一为避雨，一是谈兴尚浓，有两位朋友便提议再找个地方喝点什么。很快找到了荷兰式的酒吧，除去我们三四个人没有别人，倒也清静，便要了几样饮料坐了下来。谁知一杯酒水没喝完，话题刚开头，侍者却通知我们他要关门了。扫兴之余，戴天便骂了一句传统的粗话。不知店家听到与否，我由此却对戴天兄有了更多好感；觉得他实在可爱，是个可交的朋友。
在酒吧刚开始谈起的话题，就是台湾的“云门舞集”。他们建议我去看看。我还没拿定主意，就叫人赶出来了。
第二天我就翻名片，翻了半天，别人的都有，惟独没有戴天的，这才想起他似乎宣布过对印名片很反感，从没印过名片。只好打电话给菊人兄求助，接电话的小姐说：“他还没有回来。”按北京人的习惯，我想他既“没有回来”，那一定是到什么地方去了。听说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上跑来跑去，天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呢？我以为是不应该为这样的区区小事打扰陆铿先生和刘以鬯先生这样的长者的，只好打消念头。正这个当儿施叔青又出现了，她并且给我弄到了票。这一来使我几天没喝上热茶的怒气全消，心服口服地承认她比我明白得多。
看“云门舞集”的《薪传》，实在是美的享受。我原就以为会很好，但没想到这么好：既有力感又有美感，力与美统一了起来，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传统与革新统一了起来。我相信这个舞若在大陆演出肯定会受欢迎。看到福建人当年一步三回首地辞别故土开发台湾的情景，我忍不住掉泪了。看到最后一场的《红绸舞》，若不是坐在香港的剧场里，我真想大声喊个“好”。我太太在我耳边悄悄说：“好亲切啊！”
散场后，我随朋友们参加了招待会。由于兴奋，我已疲劳了，但站在那好久没走，想有机会向林怀民先生表达我一点祝贺。也许是朋友们看出了我的心愿，找机会把我和林先生拉到一起介绍了一下。我拉住他的手只匆忙说了一句：“我非常非常喜欢你们的演出，真心地喜欢，祝贺您获得更大的成功！”就告辞了。本来还想说：“希望有更多的大陆人看到你的演出。”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我不知道那会不会给他带来不便。朋友们难得相见，过分的热情若给他增加麻烦，就违反我的初衷了。
出门，心中有些怅然，一个中国文人想向另一个中国文人表达一点赞赏的心情，却要费这么多心思，这日子何时能了呢？
做个中国人真不易，做个中国文化人更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