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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临沂,《作家报》与山东省作协创作室、《上海文学》杂志社联合召开刘玉堂近期作品讨论会,来自北京、上海以及省内外的近五十位专家、学者、作家,就刘玉堂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s`h`u`0`5.`更`新`快以下是与会者发言纪要:

    冯德英(山东省作协主席):以自己成熟的艺术手段,叙写百姓的喜怒哀乐之情,赵树理是个榜样,刘玉堂同样出色。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得到群众的厚爱。我代表省作协,向与会的各位同志,尤其向为会议提供了大力支援的临沂地市的领导和群众表示感谢。这种支援,就是对刘玉堂的肯定。

    蒋守谦(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主任):刘玉堂的成绩,是成功地表现了社会转型期沂蒙人的乡土情思。刘玉堂意识到这种转变在他的乡土上的意义,做了独特的表现。这不同于赵树理等人的现实主义专写大题材大矛盾,也不同于新潮作者如池莉、刘恒的反叛现实和内心焦灼。刘玉堂的特点是以情景代主题,规避、放弃所谓主要矛盾,捧出的是沂蒙人对本乡本土的恋情。这不是可以以好坏论的那些东西,这不是传统意义上表现典型的现实主义,却又极有真实感。他的,在形式上也切合主题,比如人物随入随出,毫不程式。关于玉堂今后的创作,有两样东西要注意:一是重复多了会有“跑龙套”的感觉,二是鲁迅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严肃的创作态度还要再次强调。

    宋遂良(山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我的经验里,刘玉堂是山东少有的如此让人轻松愉快的作家。玉堂的,以非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严肃的事实,就像《最后一个生产队》,多悲壮的历史一页啊,却读来轻松得很。他的贡献有二:一,这种轻松、温暖的,是疲累的读者所喜欢的;这也是作者的功力,因为一分幽默是要九分的人生沉重感来垫底的。二,他对话语世界的贡献不小。最典型的文本例子,就是“小一”的组辞方式,含蓄而有趣。但玉堂的语体也要当心:过了,油滑;欠了,太沉重。目前的分寸还恰当。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刘玉堂是一位个性鲜明、独特并且陌生的作家。山东的创作集体实力很强,像冯德英、张炜、李贯通等等。但近来特别有势头的,一个是尤凤伟,一个是刘玉堂。首先,刘玉堂对农民性格的描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写到农民,往往指路意识、载道意识太重,刘玉堂再来写农民,很容易走上老路。但他没有。他的,做一种主题意义的评析很难。我觉得最好的导读,是周介人在《上海文学》发他的作品时所写的“编者的话”:不再用简单的历史的眼光来看生活。其次,刘玉堂善抓典型状态。比如“县城意识”,这是没被人研究过的特殊的文化状态,比如“最后一个生产队”,这又是一个最能见出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这是作家的智慧。其三,他的朴素现实主义。他迷醉于生活的形式,而形式是相对稳定的,不同于内容的易变更。他的观察与表现,都力求回到事物的本身去,尤其表现在语言上。其次是结构,故事也消解了。所以读他的,往往感受很深却说不出,只是一味地享受、轻松、好看。这一点,在全国的范围内也是独有的。

    袁忠岳{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我们都从那一段历史中过来,常感到,好像除了政治运动,没有什么生活似的。刘玉堂给我在这一点上一种崭新的体验。他告诉我,在苦难中还有很多值得珍视的精神生活,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即便是生产队也是如此。他不重批判意识,还原了生活。他还提供了淳厚的沂蒙味,乡情亲情,这是我一个由沂蒙走出去的人的切身之感。

    高旭东(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这一点,刘玉堂与在极左思潮中饱受迫害的作家不同。主体对现实的审美评价,有了他个人的色彩。

    王万森(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玉堂的“钓鱼台系列”用幽默的话语来展示农民的情感世界。他将严峻浸润在沂蒙山乡民的温馨情趣中,以农民式的智慧来化解,结合社会历史的沉重和苦涩。沉重的历史教训与纯朴的乡情民风、贫困苦难的经历与轻松的调侃嬉戏、作者的价值选择与似是而非若往若还的叙述,形成独特的反讽结构。这结构,给读者留下丁想象和体验的空间,每个人以自己的轻快心情,进入了沂蒙山人的情感世界。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后新时期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写稗史而非正史,与政治分离较远。文学不再承担外部的任务,更走向其本身。刘玉堂的以肯定方式否定,以严肃方式幽默,以喜剧方式发展悲剧,成为其特色,其也成为新乡土的代表。王蒙看了他的,认为这是今天缺少的,是对空白的填充。转型期农民的生活,在刘玉堂的笔下是温馨的挽歌,这的确是对创作与欣赏现状的一种补充。他的题目与内容中间,“温暖”、“温柔”的出现率是比较高的。今后,出乎其外而反观沂蒙人,再有新的发现,应是玉堂要思考的。

    孔范今(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堂写的最好的是“钓鱼台系列”,写的是农村生存状态的原始面貌。比如《最后一个生产队》,不同于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那样接触历史与道德的冲突,而是留意于农民巨大的情感的惯性,于是便有了属于“这一个”的独到发现。但这我不认为是一种“消解”。“消解”有时涵义很不积极,即如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过程就是个消解的过程。此其一。刘玉堂的语言富有个性,将民俗色彩的谐趣拿来,成为一种鲜活的语体,此其二。说到他的局限,比如《县城意识》的批判,我看有些狭隘,还未脱出农民的立场;《本乡本土》企图扩展自己的观念座标,但对本土的依恋也还有消极力量。所以,对意义的更自觉的认定,是玉堂尚缺乏的。

    郦国义(《文学报》总编辑):《文学报》对山东是有感情的。我总觉得,山东的作家依然有真诚的追求,对于刘玉堂这一类以温馨为特色的家,舆论往往很武断,比如从前甚至现在,很多人对沈从文的菲薄,这一点,玉堂要有足够的定力。事实是,刘玉堂正在走向全国。

    潘学清(《新华文摘》编辑):《新华文摘》是最早也唯一地将《最后一个生产队》选入的选刊,反响很好。他的,至少有两点很突出。第一,他突破了创作界的思维定势。一窝蜂的现象极普遍,大家一同来关注权力、阴谋、历史,克服了一种观念又树起另一种风气。而刘玉堂,还有刘醒龙、刘庆邦,在九二年吹来了新空气。第二,写农民的吸引人很难,刘玉堂做到了。农民的智慧也就是刘玉堂的智慧。他不仅吸引了作家,还吸引了市民、农民。我喜欢他的东西,我觉得,他的叙述方式以及语体,是能走向世界的。

    牛玉秋(中国作协创研部):在一次作协的会上,作为对文学不景气的反证,我推荐了刘玉堂的《温暖的冬天》。我最看重的,是刘玉堂的清醒的理智。说到文化传统,人们看重的往往是远传统,而近的被忽略。比如“革命”这个不久以前的主旋律,常被人一“左”了之。其实,我们近几十年来,一本正经地与历史开玩笑,其中有许多极值得回味的东西。如今,这是刘玉堂的财富了。

    尤凤伟(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今天,来了这么多评论家,这壮观的队伍,本身也说明了玉堂的影响。这是对山东作家的鼓舞。特别应感谢《上海文学》,左建明的《阴影》,我的《清水衙门》,第一篇都是像玉堂一样,在《上海文学》上推出的。关于玉堂的,我特别喜欢他的消遣娱乐性,尤其我们俩经历相同处不少,对于他发现问题与情趣的慧眼,我更佩服。

    左建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不怕慢就怕站。玉堂不受各种干扰,一直在写,越写越好。对玉堂的,我有种感觉,像是在稿纸上种了许多小树,能否用一下八字宪法,“合理密植”,也许参天大树就会长成。“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等素材用了几遍,也不甚好。假若用一个长篇,更完整有机地深厚表现那些生活,我想效果要好于现在。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我想玉堂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混沌的团块,一团火一团火的结合状态,题材与主题皆有多义性。玉堂的感性特强,所用的语言不失原味,细琢磨却并不土得掉渣,甚至非常现代。

    张炜(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我今天又重温了当日我的作品被讨论的情景。感谢,小心翼翼。所以我代表山东的写东西的人,再次感激各位老师的光临。玉堂,你是我尊重、信得过的作家。你只要把沂蒙山写好,也就会像沂蒙山一样永存。你是色彩最独特的山东作家。你一种沉甸甸的苦难打动了我。玉堂是山东最幽默的作家,也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玉堂的底气比我足,幽默感超过我,写得比我放松。而且玉堂,你有那样的劳动精神,你那么朴素、本色、自豪地保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值得我学习。建立一个自己的完美的艺术世界,莫言做了,再就是你。要看下去,靠语言不是靠故事,成大事则要靠人格精神,你已经透出了这种光辉。

    杨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我按时间顺序读了玉堂的所有。为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一直在突破自己。我的看法,凡华语区的读者,都会喜爱刘玉堂。他提供了许多过去未写到过的形象,在类型化的风气中他让人耳目一新。

    徐甡民(《文汇报》“文艺百家”版主任):不只是我,许多人都对写农村生活的充满好奇。仿佛因为文明的悖论,只有农村才更近自然。玉堂还原生活,进入本相,又建构了精神、情感的第二世界,这尤其在今日的浮躁之中,令人感动。读玉堂的是不可多得的享受。

    董之琳(《文学评论》编辑):刘玉堂的以其浓郁的沂蒙山农村的乡土气息赢得了读者。“乡土”在二十世纪的文学历程中具有自身的传统,鲁迅的《故乡》、《社戏》,沈从文的《长河》、《边城》,都堪称文学史上的瑰宝。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四十年代曾把中国喻之为“乡土中国”,他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从古至今,中国的知识阶层都与乡土有解不开的亲缘,乡土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人间情怀,乡土也成为考察中国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文本。而且,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土文化与乡土更显示了它特有的魅力。这大概可以作为刘玉堂创作“钓鱼台系列”的一种较为客观的背景。与建国后一些将乡土生活政治化的农村题材相比,刘玉堂却将原本政治意味很浓的描写对象乡土化了,从而展现出乡土生活固有的一缕亲情与纯厚质朴的人情世风。与此同时,在这种貌似无缘而实则相系的转换当中,作品展示了特有的幽默的语言。

    牛运清(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认为,从语言的运用方法上看,刘玉堂某种程度上接近蒲松龄,即以雅的形式来操作农民的语言进而表现其生活。结合刘玉堂表现生活的区域为鲁中山区,可以说他填补了今天的一个空白。

    钱勤来(临沂地区作协副主席、临沂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作为临沂本地的读者,大家都特别喜爱刘玉堂的对话艺术。他生于斯长于斯,对原生态的群众口语选择、组合、加工,既鲜活而又文雅,突破了一般俗与雅的界限。他也不单再以教育人民为任,而以自己的成为群众的默契者、代言人。这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做到的。我所感受到的首先是他的语体,再是他的生活素材。

    周介人(《上海文学》副主编):今天,我们解剖了一只麻雀。这对九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参照。看看张炜看看刘玉堂,这种对土地、民众的挚爱和温情,是文坛的希望所在。

    刘玉堂最后就自己的创作谈了体会。他认为,一条河就是一个文明;为了表现沂河文明的涵义,他觉得一切形式的东西都不重要了,他的追求是朴素、自然、本真。他对专家的批评和分析表示由衷感激,并表示要在今后再消化。

    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吴茂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任孚先分别给讨论会发来了贺信。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作了书面发言。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刚从加拿大归来的著名作家王兆军先生。

    (孙震博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