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分子被捕之前，警方进行的是侦察工作。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侦察工作大都是秘密地进行，尽量不惊动犯罪分子。一直到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由警方执行，向罪犯出示逮捕证，予以逮捕。
罪犯被捕以后，预审工作开始了。预审员审讯罪犯，是侦察工作的继续。
预审工作很有讲究。优秀的预审员善于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从罪犯的防线中打开缺口，查清案情。
我曾采访过著名的老预审员、原北京市警方预审科科长汲潮先生。他从1949年北京市警方成立那天，便在那里战斗。多年来，他审理了大量的大案、要案，富有审讯经验。这位“老公安”，解放前是华北大学政治系学生，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知识就是力量”。在审讯时，预审员一靠掌握方针政策，二靠广博的知识。
1951年，一对美国夫妇，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生”，在北京被捕了。因为他们犯了间谍罪。
被捕之后，这对美国夫妇，由汲潮审讯。那男的叫黎凯，女的叫黎有恩。
黎凯声称自己是“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卿管仲，是一位“管子专家”。他对中国政府逮捕他表示“抗议”。
汲潮向他“请教”道：“黎凯先生，你既然是‘管子专家’，请问，什么叫‘管鲍分金’？”
黎凯愣住了，答不上来。
汲潮又问：“请问，什么叫‘老马识途’？”
黎凯又答不上来。
汲潮哈哈大笑：“这是两句和管子有关的成语。你是‘管子专家’，怎么连起码的关于管仲的常识都不懂？”
黎凯脸红了。本来，他以为被捕之后，会挨打、挨骂。汲潮没打他，没骂他，却使他不得不承认：“我不是学者，不是‘管子专家’。”
第一关口，打开了。紧接着，汲潮审问黎凯的历史。黎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美国军队中当日语翻译。
这时，汲潮忽然用日语向他提问。黎凯这个“日语翻译”居然听不懂。他又当场出丑，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老实，胡编口供……
1954年初冬，中南海警卫局押来一个人，自称是蒋介石的副官，从台湾来，负有特别使命，求见毛泽东主席。
此人先由别的预审员审讯。罪犯“顶牛”。他说，他的特别使命，唯有见到毛泽东先生本人，才能说出。除此之外，无可奉告。
后来，移交给汲潮审讯。
汲潮没有马上提审他，却提审了好几个在押的台湾特务。
汲潮觉得胸有成竹了，这才提审那位“蒋总统副官”。
审讯，仿佛像聊天一般进行。
“你刚从台湾来，对台湾的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我想请教一二。”汲潮说道。
“岂敢，岂敢。”“副官”显得很谦虚。
“请问，台北有电车吗？”
“有，有。”
“是有轨的，还是无轨的？”
“都有，都有。有轨电车，一开起来叮当叮当响。”
“台湾的国防部在哪里？”
“在台北中山大道呀！”
“台湾有京剧团吗？”
“有，有，有好几个呢！”
“名角是谁？”
“李砚秀呀。”
“蒋介石的牙齿怎么样啦？”
“牙齿？他的牙齿不是挺好的吗？”
轻轻松松地聊了一阵，汲潮心中就明白了：坐在面前的，哪里是蒋介石的“副官”？明明是一个冒牌货，一个手段并不十分高明的诈骗犯！
原来，汲潮事先提审那些在押的台湾特务，从他们那里得知台北没有有轨电车；国防部在台北重庆路；台湾只有一个京剧团；李砚秀根本不在台湾，不久前汲潮还在北京看过李砚秀的演出；蒋介石满口假牙，绝非“牙齿挺好的”。
作为蒋介石的“副官”，怎么连这些普普通通的问题都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副官”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如实交代：他本是一个越狱潜逃的罪犯。他异想天开，以为假装蒋介石的“特使”，即使见不到毛主席，那么，根据“不斩来使”的惯例，会“放”他去台湾……
汲潮审理了上千桩形形色色的案件。他能够用智能使罪犯不得不坦白交代，这充分说明，审讯是继侦察、逮捕之后进一步查明案情的重要步骤。
预审，也是一门学问——“预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