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时辰尚早,我叫春桃不必着急,细细与我听,春桃道:“蕴着参吉庆时,万岁爷命其带人证进京,可万岁爷一看奏折上报提解进京人证的人数及身份,淮南北商总程谦六、程谦德、程履大、程德大、程梦吉、程丽中等三十余人,分作三拨进京对质。”
我心里好笑,让春桃细些,她竟把上京对质的人名字都如数家珍出来了。
听春桃绘声绘色地道:“万岁爷闻奏勃然大怒,认为蕴着当初参吉庆之时,并非商人向他告发,即便真有商人告发,也该告到总督处,断无密告漕运之理。而且蕴着并非奉旨查审之员,何得勒令行盐办课之商,远来对质。商热寻常有争讼,一经官差提讯,即致惶恐不安,何况提解来京,以为将要兴何等大狱,远近传闻,骇人听闻。原本万岁爷传令蕴着,查吉庆所置私产,据实具奏,令其细查密访,务期彻底清楚,而蕴着却观望不奏。反而拘了一些商人,要进京当面向圣上细。万岁爷认为交查案件,自应速行陈奏,为何非得留待面陈,不可先行具奏之理。”
春桃话抑扬顿挫,十分生动,把乾隆动怒时的语气,模仿得维妙维肖,我则听得津津有味,虽然有些话听得不是十分懂,但是大概意思也能理解。
我记得乾隆跟我过,他曾传旨令蕴着回京与吉庆对质,叫他把证人、证据都带好,别到了京城,今儿缺了证人,明儿少了证据。许是乾隆没想到蕴着的证人会这么多,而且都是商人,商人自来胆怕事,连官差都惧怕三分,而今上京见驾。怕以为多大的罪行,而导致地方不安。
春桃道:“万岁爷令蕴着来京,总漕事宜交于江安粮道李永标,而蕴着进京,却不将印信交出,显然是告诉旁人他尚未交印,仍是现任总漕,使商热畏其声势,不敢翻眨”
蕴着是总漕,商人要靠他发财,也许是乾隆看出其中的玄机。
听春桃又:“万岁爷传谕黄廷桂、雅尔哈善,令其留心安抚商人,若商人已经起程在途,着高斌、顾琮于奉到谕旨日,即将商人所在地方速行释放回籍,各安故业。又有两淮盐政运使舒隆安奏称,奉旨查吉庆所置私产,其现在官署中一切家资,虽未奉旨查看,乃是不想走漏风声,已密使扬州府知府暗中查实,扬州知府上奏折并未查到吉庆贪污之据,又吉庆家产素丰,人所共知,所得必不得及其所素有,岂肯贪其少者,而并失其已资之多者。”
乾隆先后明旨命黄廷桂、蕴着、舒隆安等明查、暗访吉庆所置私产,想来乾隆还是想秉公处理。
春桃告诉我,蕴着至京,御门听政时,乾隆亲自审理此案,蕴着称,‘吉庆有无所置私产,奴才实未知有确据。’乾隆冷笑道‘初时你参奏吉庆时,朕想吉庆若果如此不堪,你能不避嫌怨,据实必纠,以为国家又得一公正大臣为喜。可令你确查吉庆所置私产,据实速奏,你以此搪塞回奏。’
乾隆举着一本奏章,摔到龙书案上,这是黄廷桂的奏章,‘朕令你奉旨来京与吉庆对质,你却是奉旨严查吉庆私产之语。将吉庆任所家产,一并查封,着人看守。你是奉何时谕旨。如果当真是错会朕从前谕旨,当于初奉谕旨时确查,何至于等到此时查办,你不过是以为吉庆离任,想借机报复罢了。矫旨挟私妄校擅作威福,实出情理之外,非意料所及,且你身为总漕,又是宗室。乃与商人往来,亲至商人家郑有玷国体。吉庆奏,你与彼处程姓商人相好。曾向其嘱托照应,因其未应允,挟恨在心,又有去年查张广泗,吉庆曾传程姓商人,到场询问,而你不知端委,见吉庆传讯都是其素日里相交甚厚之人,恐于你有碍,故而于岁末上本参奏吉庆。’
‘蕴着与彼处程姓商人相好’,怪不得春桃把上京商人名字一一道出,原来递解进京的证人,不仅仅是畏蕴着之势,还是其心腹。
乾隆传旨,‘吉庆现已解任。蕴着着革职。派庄亲王、裕亲王、会同军机大臣等审明具奏。’
春桃笑着道:“蕴着之结交商人,受其馈遗,并藉端报复,矫旨妄行,俱已供认不讳。因蕴着是宗室,故令宗人府定其罪责。高晋、着仍回按察使之任。吉庆、着仍回两淮盐政之任。”
若不是讷亲夫人在我面前提起吉庆之事,乾隆会不会从始至终,不向我透露一个字,虽蕴着受高斌授意,挟私报复,可吉庆处在两淮盐政的位置,当真洁身自好吗?我问春桃:“查了许久,吉庆当真没一点错处?”
春桃犹豫片刻道:“吉庆进京支银二千四百两一款。却是不能申辩。王大臣再三确审,运库外支一项,前任三保、准泰辈亦皆提用,未被参劾,幸可免罪。万岁爷传谕‘吉庆支取,既被参发,岂能是同样的事,有人告发就被治罪,无人告就可免罪之理,照数补缴便是,故而吉庆罪不至于革职。’”
春桃怕我有所误会,再三向我解释,她之所以知之甚详,一是事关我兄长,二则恰巧阿桂每日都要到前厅去接受阿克敦训责,所以事关吉庆之事就格外留心,回来就与春桃细。春桃还,她所所记,尚且不如朝堂上十分之一。
听春桃讲了这些我都觉得头疼,那乾隆又将如何,车轱辘话来回转,就这点事儿,再三强调,是不偏袒吉庆,可是若真不袒护吉庆,又岂会如此煞费苦心。
我初为贵人时,大太太进宫替三少爷向我求官,因我未应允,倒惹了一肚子气,之后,魏府大事情,再无一人进宫烦我,我还以为府里一直风平浪静,此时我才知道静的是我跟前,而非魏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