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你……你这是篡改朱子本意!”方东树素来以朱熹言理之道为至论,这时听闻阮元以朱子“论礼”之言试图论证朱子同为“以礼代理”之人,当即勃然大怒,竟向阮元直呼其名:“朱子晚年,纵有一二论礼之言,其学问之大端,仍在天理之理!且不论其他,朱子身殁之前四日,仍亲手修改《大学章句》,竭心血于天理之事,怎得到了你这里,竟而寻章摘句,强言朱子晚年所重,在礼仪之礼而非天理之理?那一二书信不过偶一言之,就可以代表朱子晚年之意了?似你这般以偏概全,篡改圣道,只会流毒万世,使后世学子尽入歧途!”
“那你所言朱子修改章句,又如何可以证明朱子晚年,言天理之理胜过言礼仪之礼?”阮元被方东树多次叱骂,心中自也多了几分怒气,便向方东树继续辩道:“那我再举一例言之,依上古之礼,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这是礼仪之限,而非天理之限,所以若是有一周人,竟然尚白,则可以不和礼仪之言折之。可反过来说,若是周人尚白,而你只言此周人之行不和天理,那究竟是什么天理,决定了周人必须尚赤呢?这便是以礼代理的必然!百姓士人,若是有一个明确的礼仪标准,自然会循礼而行,不敢逾矩。可若是以虚无缥缈的天理作为标准,那人人都可以说对方之言之行不合天理,只因为这天理之理,完全取决于言理之人的个人判断!若是每个人都只用个人判断大行其是,那天下必将纷乱不已,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公认的标准,到那个时候,天下丧乱,才是难以挽回!”
“庸俗,你这话跟戴震一样庸俗!”方东树却依然坚持自己的认识,对阮元冷笑道:“正是因为天理不能以具体的形象出现,不执着于具体的规矩,而是真正的无所不容,无论千变万化,皆出于天理一源,它才是天理!你非要用可行可见之事来代替天理,只会让人死板教条,抱着固定的规矩不放,却忘了天理本不是拘泥之理!再说了,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用可行可见的规矩,来代替不可见闻的天理,那你等又做了什么?就以解释经典而言,你们认为,论理之说虚无缥缈,所以需要用切实可见的训诂是吗?既然如此,那你们汉学之人,为何讲论经典之言,同样存在那么多差别?同样是治《易经》,惠栋有惠栋的解释,焦循有焦循的解释,焦循之后,这还有不少人想着重注《周易》,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惠栋焦循之流,哪怕有了训诂作为标准,依然无用!既然你所谓明确可见的办法,还是不能得到一个共识,那你又有何资格,来强说天理的不是!”
“治学之道,我阮元看来,在于‘博学而算’四个字。的确,在很多儒学问题之上,即便全从训诂,也一样会因为一字多义,而产生认识差别。但这并非没有破解之法,那便是博学!读书多了,认识的事情多了,自然会在歧义之中寻找到最合适的那种解释,这便是博学而算,乃是基于真才实学的抉择。宋学之人,多有空言天理,束书不读,言语外似高妙,实则全无根基之辈,这样的人,言语就算看起来再怎么精妙高明,究其本质,依然是不学无术。这‘学’与‘不学’,又怎可一概而言?”阮元自然毫不示弱,向方东树反问道。
“哼,你们天天说宋学之人不学无术,那你等汉学之人,有了学问之后呢?”方东树竟是全不退缩,继续向阮元质问道:“谁不知道现在这些所谓汉学之人,自诩训诂考据可以明圣道,其实一个个都只知埋首经籍,全然不问外事!现世经世之事,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不说别的,这广州鸦片,依然泛滥如故,你们可清楚?!所以我看着,你们汉学之辈,才是真正的巧言令色,诳惑世人,只会害了下一代读书人!”
“方东树,我想着我再怎么不济,汉学学人之中,我是可以占据一席的吧?那你所谓汉学之人埋首经籍,不问世事,不就是你凭空索敌吗?”阮元也当即向方东树反问道:“我释褐为官三十余年,督抚七省二十年,所在之处,无不以实事为重,所行之事,无不以百姓太平,府库充实为先,海塘水利,我多有增修,水旱之灾,我悉心救护,凡有贼盗,我必严加清剿惩处,官府弊政,我必尽力裁而去之,就连你所言鸦片之事,难道这几年我没有尽心剿捕走私之人、违禁绿营吗?你说汉学之人只知旧典,不识世务,我就是研习汉学之人,所以你骂的究竟是谁?!”
“阮公,你所言所行往往不一,你要我如何相信于你?”方东树与阮元激辩了几个来回,眼看自己也没占到多少便宜,言语却也更为尖刻:“不说别的,就你如今编纂这部《皇清经解》,偏狭之见,便即充斥其间!你对外口口声声说,这书录入学人七十四,书作一百八十九,卷帙浩繁。可是我看过你们撰写的目录,这七十四人,包括你自己,无一例外是所谓汉学门下,有一个还是你儿子呢,可是宋学说经之作,你一无所及!更有甚者,你这《皇清经解》录入著作十部以上的,一共就三个人,除了一个你们江苏的同乡程瑶田,另两个就是你和焦循!你自己就录入了十八部书!你儿子为《孝经》作疏,你都要编入《皇清经解》,然后我宋学之人你一概不问,你是想说,我们精研宋学之人,都不如你儿子是吗?!我还听说,你家中有位爱妾,你因为对她喜爱,竟将你自己所作一部论史之书,用上了她的名字!你所言实事求是,就是这样展现给天下士人的吗?”大风小说
“方东树,你所言简直荒唐!”阮元初始听着方东树批评《皇清经解》,尚且能够忍受,可方东树说着说着,竟然连阮福和刘文如都一并被他波及,阮元也当即向方东树怒道:“我所录《经解》,必以治经为根本,你宋学之人大多著书便即言理,无治经之言,我如何取录于《经解》之中?你说我儿赐卿之书不堪录入,那要不然咱们试试,我把赐卿《孝经义疏》上的姓名抹去,咱们给未见过此书之人看看,让他们评一评赐卿之书,究竟能不能刊刻!再说了,这《皇清经解》是我倡议刊修,我也出了不少经费,我刻我自己、我儿子和我朋友的书,于你何干?我妾书之本就喜爱书史,她数年之前,便著成了那部《四史疑年录》,你为何却强词夺理,非说是我让她署名?你不相信书之可以自己著书是吗?你没见过女子研习学问是吗?你不相信、你没见过就是没有,是吗?那是我偏爱书之,还是你孤陋寡闻?!”阮福字赐卿,是以阮元对外便以字称之。
“哼,你不还是在巧言强辩吗?那我再问你,你朋友焦循胡乱抨击宋儒,你管不管?焦循曾经妄言,宋儒言性言理,如风如影,以此诋毁宋学,你却还要为这等人修书刊刻?”
“里堂所言哪里错了?宋儒若是一一言而有据,今日哪还有什么汉宋之争,只一概都是汉儒罢了!”
……
阮元就这样与方东树论辩不已,不觉之间,竟然从辰时之正,一直辩论到了未时之初。阮元心中却也诧异,方东树这日显然是准备异常充足,这一部《汉学商兑》之中,竟然前后收集了三十多个问题。到得未初时分,阮元虽是论辩不止,将方东树提出的二十几个问题一一辩过,但方东树竟然越战越勇,而且方东树学问本也深厚,当年南昌与自己论辩的方荣升、杨易等人,不过是寻章摘句的巧辩,论真才实学,那些人加在一起可能还不如半个方东树。是以这次论辩,自己竟是一直无法将方东树驳倒。而且阮元毕竟已经六十二岁,午时之后,他言语思路尚属周密,体力却早已不支。
而方东树辩论到这时,也已经渐渐陷入绝境,方东树也逐渐清楚,宋儒之中贬斥汉学常用的“汉学无用论”,在阮元面前不起作用。阮元为政治学的实际行事,比这时任何一位宋学代表都要高出数倍,而道光五年汉学学派之中,第一位代表性人物便是阮元,自己无法驳倒阮元,就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而阮元的“博学而算”理论,也比自己所言“天理天道”更加精妙,显而易见,阮元身后的学生,都更加愿意接受“博学而算”这种学习方法。
然而方东树与汉学之人先前便已论战多年,这次他著成《汉学商兑》三卷,更是将自己数十年对汉学不满的怨气,一一尽数著于书中,眼看阮元依然屹立不倒,他又怎能轻言放弃?也只好咬牙坚持,将自己所论几十个问题一一抛出,冀求阮元能出现一二疏忽,进而胜过阮元。可到了未时之初,方东树的问题也已经所剩无几。
眼看二人言语之上尚且僵持,可是额上身上,均已冷汗淋漓,吴兰修、林伯桐等人却也忧心,生怕阮元坚持不住竟而染病。无奈之下,各学长只好暗中与严杰等幕僚商议,在未时之初宣布辩论暂停。严杰和萧令裕也立即抢到阮元左右,带了阮元自归督院。
这一日的学海堂激辩,最终未能分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