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一骑露华香，不管卢龙道路长。
谁信御前供玉食，不呈妃子不先尝。
紫阳书院门前，太康和朱洵目送王守仁夫妇离去，渐行渐远成黑点。
太康青衣负手，想着经过自己这么隐晦地提示，不知道王守仁会不会提前开始研究他的“心学”。
太康觉得可能性不大，虽说其有圣人之姿，但如今少年意气，加上新婚燕尔，正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候。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
太史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也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可见只有经受苦难，磨砺身心，最终思想才能极尽升华！
王守仁的父亲王华乃是状元之才，而王守仁本身还没有经历屡次科考而不中；也不曾经历宦海坎坷、龙场被贬；更无平逆乱、定风波的感悟。
所以要想达到他历史上自己的鼎盛时刻，还是遥遥无际。
就拿他“格竹”一事来说。
王阳明确实是一个实践主义者，对于一门理论是否具有可行性，他都会身体力行地通过实践去检验这是否是真理。
而格物一事自然就是证明了所谓的“格物致知”似乎就是个闹剧。但是，王阳明的失败，真的都是因朱熹的学术所误导的吗？
这个锅，恐怕朱熹决不会背，因为，王阳明从一开始，就错了。
首先，格物致知乃真正的圣人之学，非朱熹所创。
《大学》里有“八条目”，其中的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很明显，格物致知那是一切的出发点。但是王阳明的错误在于他并没有理解朱熹思想的真谛。
而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之‘格’乃‘尽’之意，穷尽事物之理，是为格物。”
言下之意就是说，天地间万事万物当中都有理存在，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踏踏实实地去“格”天下之物，明白其中之理，然后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豁然开朗，发现殊途同归、万理归一的超凡境界。
通俗点说，就是想要通过量变来最终引起质变，从而达到脱胎换骨之效。这也倒也有几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感觉，儒道佛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充满了竞争，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在彼此借鉴来完善自身。
这样的认识可以说是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理论，程朱理学起源于北宋程颐，在朱熹手上发扬光大，靠的就是这样一种“理一分殊”的理论体系。其实这种理论最初源于佛教的华严宗和禅宗，后被朱熹所借鉴采纳。
所以，按照朱熹的理论，他如果本人来格竹子的话，他会从外形到形态再到脉络种种特征，然后进而可以感知其生命形态，体悟其中所蕴含的道，作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基础。
看竹子，不但是美的享受，也是一个用竹子激励自己品格的方法，发现了竹子的特点并用它砥砺自己的品格，才可以算是“格”过了竹子。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可王阳明是怎么做的呢？很明显，他太冒进了！
朱熹的想法是，格竹子得到竹子的道，这样就算达到目的了，可是，王阳明却是想从格竹子一事中一步登天，超凡入圣。而这，就与圣人之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所以说，王阳明可以说是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他的这种做法与其说是儒家的“格物”，倒不如说是禅宗的参禅，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一举达到“明心见性”之境，进而见性成佛。
可是，据太康的记忆，王阳明格物乃是他第一次会试后不久，彼时的他的悟性积累等等毕竟还难以达到那样一种可以“顿悟”的地步。
并且，禅宗思想中更讲究悟性，也就是要“用意不用力”，可是王阳明明显是“力”有余而“意”不足，这样一来，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实事求是的讲，朱熹错了吗？其实不然，只不过其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统治阶级的操纵而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与局限性，正如王阳明的心学在明末也出现了种种乱象，只注重内心不注重实践、只注重个人自性的解放而导致空谈之风盛行。而这一切该归咎于王阳明吗？显然同样是不能的。
因此，对于事物还是应该保持一份理性的认识。
正如《周易》中所说，“唯有变才是不变之理”！
太康喃喃自语：“格竹非格物，唯易不易！”不禁也升起了去意。
“什么？”朱洵在一旁没有听清。
“没什么，朱老先生，贫道在书院叨扰数月，获益良多。”太康行礼道，“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贫道也打算要告辞了！”
“既然道长有了决定，老夫也不强留道长。毕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朱洵很豁达，没有寻常老人那种惜别之情。
“但临别之际，贫道有一样东西要送予先生，还望不要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