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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治理

    “治理一郡一县,辖地广阔,人口繁多,耳听目见不能周遍,下情无法传达上来。事情处于似是而非之间,一定要仔细观察,周密分析,等事情确定无疑之后再加以实施,大概就不会耽误事情了。”

    “做事一定要从开始就认真谋划。为官理政之初,士人百姓都在观察、听闻,这也是分别廉与贪、贤与愚的基础,因此做事务必详细审慎,不可轻易树立新的法度,以防不合人情,以后难以更改。自身要保持检点清白,一定不能轻易与人交往,以防一有沾染,行动受制于人。”

    “不仅仅是贿赂可以玷污一个人,如果喜好技艺,那么就会有从事占星、医术、卜筮之人投其所好;如果爱好稀奇的古玩,那么有人就会将古书奇画送给他;如果爱好花卉,那么有人就会以奇花异草打动他。嗜好一旦偏离,就会掉人陷阱之中,即使是切磋诗文的交往,也有改变情操、败坏事情的,因此不能不谨慎从事。”

    “郑端。顺治十六年进士。曾官江南巡抚、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著有《日知堂文集》《政学录》《朱子学归》等。”

    “为官理政以多问明察为第一要务。这是尧、舜治理天下的高明之法。现在的人耳目闭塞,只凭借一人的判断,以为宁可错谬也不询问他人,担心那样会犯没有主见的错误,真是可笑。这是遇事不能追求事情本原的缘故。自己的内心如果明白,就会从各种议论中选取最合乎实际的意见,自然不会有偏听偏信的失误。心中一旦有愚昧和阴暗,即使询问封疆大吏和普通百姓,尚且不能自己决断,更何况一个人独断呢?所谓独断者,首先要集中各种谋略。谋略不集中众人的智慧就不会精当,决断不由自己则不会有结果。”

    “凡是为官理政之始,不可仅凭一己之见就设立法令规条。虽然这些法令规条曾经在一些地方实行过,也恐怕变易了地方而与当地风俗不合。假如违背人情而强行实施,最终必将是格格不入。如果由于难以推行而中途改变,以后再有命令,人们便不再信任了。因此,开始理政之时,不如一切照旧而行。如果运转顺利,何必要改变呢?或许个别条目不便推行,要详细观察而慢慢地变更。人们只见上下相安,而全不知其何以相安无事,不也很好吗?故而君子根据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

    “面对政务必须善于思考。周密思考就会有收获没有损失,不周密思考就会既有收获也有损失。这就是《左传》所说的“政务如同农民种地一样,需要日日夜夜的上心思考”。”

    “树立法度应先讲求其可行。如果不讲求其可行而冒昧地实行,或者受成例所制,或者受能力所限,或者违背人情,或者背离当地风俗,其法度最终无法实行,白白增加一番搅扰。”

    “方大浞,字菊人,清湖南巴陵。今湖南岳阳人。”

    “咸丰五年,以诸生起家军旅,授广济知县。累迁宜昌知府、直隶布政使、山西布政使等。著有《蚕桑提要》《农桑提要》《捕蝗纂要》等。”

    “”朝廷设立官职,全是为了百姓。只要对百姓有益,不妨碍公事,那么无论是宽和严,无论是水和火,都可以作为仁政。不能依据百姓的需要而使他们得到利益,那么用刑罚辅助教化足以产生弊病。如果偏执己见,到处获取虚名,不把百姓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不把百姓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恐怕严苛与宽纵的罪过是相等同的,好事比耽误事情危害更大。”

    “刚毅,他塔拉氏,字子良,满族镶黄旗人。历官江西按察使、山西巡抚、兵部尚书、军机大臣等。”

    “凡事规划谋略尚未详细全面时一定不去轻率推行,利害还未悬殊时一定不随意改变。如果要拯救以往积弊,必须深究产生积弊的原因。如果是当世的弊病,只对这个时期加以治理;如果是法规产生弊端,就要将法规全部革除。这样又要根据新法来校正旧法,就要长远打算,考虑困难。如果知道弊端应该革去,而所作所为不能把握问题的根源,知道事情简单可以去做而不能把握其要领,那么旧患没有消除,新的灾祸又重新滋生,为了医治腿病反而使腿萎缩,问题辗转加剧。这些都是用一种弊端代替另一种弊端。而且,喜好革除弊端,而不能推究其终始,令下之后欺诈随之而起:法规难行而违背众人意愿,则法规出台奸诈随之出现。只有视当地习俗以实施教化,详察失误然后采取预防措施,才可以使政事与时世相协调。”

    “夫谋远似迂,人皆忽而憎之。盖因其无攻身之急,无旦夕之验故也。今之百官莅任,求其功也速,责其过也备,非养交饰誉以待迁,即容身免过以待去,自非忧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怀苟且之计。既不肯为十年之规,况万世之虑乎?”

    “谋划长远好像迂拙,人们都轻视而且厌恶它。这是因为它没有危害自身那么急迫,没有马上应验的缘故。现在的官员主政,讲求迅速建功,责备其过错也很严厉,不是结交朋党、谋取名声以等待升迁,就是保全自己免于出错以等待调离。这些并不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之人,大多数是怀有得过且过的想法。既已不肯做十年的谋划,更何况去做长久的思考呢?”

    “唐代人崔郾曾经在陕西为官。当时,他的为政风格以宽松为主,甚至出现了一个月里没有鞭笞过一个人的情形。后来,他出任鄂岳观察使。在鄂州,他一改在陕西的为政风格,实行严刑峻法,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宽宥。有人对此感到不解,就询问前后宽严截然不同的缘故。崔郾说:“陕西土地贫瘠,百姓穷苦,我尽力去安抚惟恐不及。而鄂州土地肥沃,民性彪悍,又夹杂着蛮夷的习俗,不用威猛之政,根本无法得到治理。这就是所谓的‘政贵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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