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国泰的是直隶总督，那么当时任职直隶总督的是谁呢？
袁守侗是山东人，雍正元年出生，系山东首富袁紫兰的孙子，不仅家中富可敌国，而且还是官宦世家。为了方便家里人进京，同时也是造福一方，从焦桥到京师到路都是袁家修的。
袁紫兰有五个儿子，他的第四个儿子叫袁承绂，袁承绂的长子就是袁守侗，他乾隆九年中举，来年进京博取进士第时候名落岁山，家里人就按照中书舍人陈云庭那样，给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再充军机处章京积累履历。
后来他升迁吏部郎中，经过考选担当江西道监察御史，再外放为浙江盐驿道道员。
驿道指的是陆路，当人口大省的总督巡抚绞尽脑汁如何在任职期间保证粮食供应的时候，诸如贵州等地则为盐的运输而伤透脑筋。毫无疑问水路运输粮食盐这些重货要轻松得多，然而因为广州等地的海路用来运输粮食了，运盐只好使用陆路。
即便川盐从水路运输，也要经过水势湍急的乌江。这条河流历来被视为天险，汉代三国都曾在这里演绎过金戈铁马的故事，因此川滇地区的陆路商道自古繁荣，是川盐入滇的重要通道。
浙江的盐政则存在私盐与官盐的问题，卢见曾曾为两淮盐运使，盐引不仅仅是商人缴纳税款后的证明，也是运销食盐的凭证，如果没有盐引就贩运食盐就是贩卖私盐，贩卖私盐是一项很重的罪。
通过陆路运输的盐引为陆引，通过水路运输的盐引为水引，清王朝加强对食盐运销的管理，推行计口授食制，按照各县人口多寡，以每人每天食盐五钱计算，确定各地行盐的总数，然后摊派给可以从事运贩盐的盐商。
随着平定三藩后，大量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移民涌入云贵，人口增加也意味着盐引增加，但相应的，那些人口流失的省份开盐引的数量就会减少。两淮盐引案的关键点就在这里，那些人口流出的省份并没有减少开盐引的数量，这些盐引开了却没有交税，只是一个通行凭证，陆上的驿站有工作人员，他们不只是安排官员的食宿，同时也有检查这些通行证的职责，自乾隆十一年开始到三十三年，总计二十余年，未缴纳税收合计1090万两。
而贵州等地因为人口增加，原本的陆路运输食盐已经不够了，原本川盐要沿着水路销往湖南江西等地，随着湖南苗人起义，运输食盐的盐道成为了战场，驻防官兵为了军事行动，在营与营之间铺设了营道，而这些营道借用了古盐道。于是清庭将川盐的主销地改为贵州，并且整修赤水，方便运盐船进入贵州。原本由川盐供应的市场则被河南浙江等地取代。
盐政从多个方面有油水可捞，但经过袁守侗的治理，浙江盐政各项工作大有起色，后来升广西按察使，再后来他父亲死了，守孝期间依旧在军机处当章京，除丧后进礼部，在军机大臣身边行走，兼职顺天府尹，四十一年迁户部尚书，四十二年调刑部，四十四年和高晋一起修大坝，治引河，四十五年升至直隶总督，但是四十六年十一月其母去世，他要回去守孝，在此期间的职务由东阁大学士署理，直到甘肃监粮舞弊案爆发。
遇到这种情况没人能安心在家里呆着，尤其国泰案发时是山东巡抚，而袁家刚好是山东的，袁家家大业大，树大招风，一旦牵连其中，或者被人牵连其中，他们就可能成为红楼梦里的薛家。
然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是郑大进，此人也是以革除弊端而闻名的，有了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不论多么着急，尚在丁忧期间的袁守侗是不能自己把他赶走，换成自己坐上总督位置的。
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曾经去过杭州的圣因寺瞻礼，寺内罗汉堂内供奉着贯休《十六应真像》，他按照梵文经书，调整了罗汉的译名和位次。
十六罗汉最早出自唐玄奘所译《法住记》：佛陀临涅槃之时，嘱十六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
故佛寺里常雕罗汉像，供养者众多，受此影响，10世纪中原四川等地的画家已然流行创作十六罗汉题材，圣因寺内供奉的十六罗汉是五代时期高僧贯休所绘，不仅姿态超然入化，而且形骨奇特，乾隆帝对此作非常喜爱，命令随行内廷画师徐扬临摹。
袁守侗照着徐扬的画，制作了一套玉册，每块玉版均用上等和阗白玉雕刻，双面浅刻罗汉图并填金，图像一旁铭刻乾隆帝四行隶书诗文，用上等檀香木作木板，上刻海水江崖双龙戏珠纹，中间以蓝料填刻御制十六罗汉赞，背部雕刻云龙纹。玉抚之细腻温婉，香气宜人，很得乾隆喜爱。
国泰等人能想出用杂色银子代替官银糊弄钦差，很明显是收到了消息的。
李侍尧在处理甘肃捐监案时也遇到了想要销毁证据的户吏，官差赶到皋兰县的时候，那本可以作为关键证据的账本已经在火里烧了一半，幸好关键的地方没有被烧。
王廷赞确实没有参与王亶望的分肥，只是后来王亶望调走了，他成为甘肃布政使，他非但没有停止捐监冒赈，反而变本加厉，每个监生多收三两银子。
王廷赞其实颇有政绩，他在张掖当知县的时候建立贡院，又在废弃书院的基础上修建了甘泉书院，一时文教蔚然成风。
平定准葛尔的时候他随军协理军需，平凉闹盗匪的时候他曾率人趁夜出击。黄河携带的泥沙冲积成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适用农业，同时也由于淤沙严重，必须清淘，王廷赞从受命开始就尽心尽力。
如果他没有犯糊涂，那么他可能有远大前程。
如果功过相抵，他也可以在赔了议罪银后留着官职，继续戴罪立功。
但他一次又一次得缴纳议罪银，指望这么做能让乾隆息怒，结果弄巧成拙，他交得越多，乾隆越愤怒，
还有到了他坦白罪行的时候，他也狡辩，并且还偷偷转移资产，其中有一笔转移到了京城前门大街的一个帽子铺里，这家店的老板和王廷赞开的帽子店有生意往来。
有一天来了个客人，将一个衣褡交给了老板，老板接过后发现它很重，不过当时没起疑，还是代为保管了。没多久就听说了甘肃捐监案，他疑心之下，将衣褡打开，发现里面全是金条。
老板害怕受到牵连，连忙带着金条报官了，这下王廷赞转移财产证据确凿，但却不承认这笔钱是从捐监案冒赈得来的，而是他经商所得。
处理叫魂案的时候，当时江苏巡抚彰宝手里有两淮盐引案和叫魂案，他以为用盐引案能转移视线，不用去抓不知道躲哪儿的妖党。
可是乾隆完全不感兴趣，他要的是结果，彰宝索性写了个折子，恳求乾隆责罚，他的失职导致了属下玩忽职守，而他本人也多少染上了官场积习，他请求让吏部弹劾和处理自己。
倘若王廷赞像彰宝那样认错，加上和珅美言，他是有可能逃脱的。可是他不敢赌，另一个局外人，甘肃按察使福宁却说他担心自己如实上报了这件事，以后很难在甘肃官场混下去，所以即便他知道一些事，也不敢报告，甘愿领失察渎职之罪，并且他供述，王亶望是始作俑者，而不是王亶望说的是下属所为。
福宁是按察使，一经手捐监赈灾的具体业务，二来别的官员做事防着他，所以他所知有限，要想知道更多，只能去查王亶望任期内的原始账簿。
能让人看的明账都是被精心伪装过的，查案高手袁守侗也看不出破绽，回京后还和乾隆禀报，所有的账目都没有问题。
后来李侍尧去查，看完账本后发现一个巧合，凡是捐监多的地方必有干旱，赈灾也开销多，而捐监少的地方少有灾赈，捐生的多少和各县灾情重合。
做帐的人忽略了，当然，光凭这一点还不够，李侍尧派人去实地调查，哪个地方有没有受灾不能靠报灾单，老百姓不会指着天上的乌云说那是需要后羿射日的大晴天。
调查后，灾情十之八九是假的，这些钱都进了官员的口袋，但每个人分了多少呢？
1000两以上就是斩立决了，这关系到量刑，但要把这个问题查得一清二楚无比困难，不仅是因为甘肃官员形成了攻守同盟，还有因为历年赈灾有轻有重，户口以少报多的情况，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的食量不一样的，成年男性被称为大口，他们越多，吃得越多，赈灾发放得也就越多，而这些人越多意味着要编很多理由。
比如准葛尔之战后回乡的民夫，修大坝清淘黄河的，修路的，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跑到甘肃去？
打破这个僵局的是皋兰县户房的一个书吏，皋兰县是甘肃人口大县，也是布政使治所所在地，同时也是捐监最厉害赈灾最厉害的地区。
书吏手里有一部暗帐，记录的是散赈实际放的数目，只要把明暗账一对比，就知道冒赈多少了。
它本来该烧了，不过烧到一半被查案的官吏截获了，而书吏留着这个证据，也是为了有天如果上司把罪责全部推给他，他可以拿着这个账本为自己保命。
乾隆四十三年夏天，黄河在河南仪封决口，袁守侗和两江总督高晋一起派往河南处理复堵决口工程，他担心乾隆不明白自己的意图，还将工程的概况绘成图上奏，据谙达的说法，皇帝当时看着那图纸非常满意。
如果不出意外，袁守侗能成为一代能臣，可惜他在乾隆四十八年就死了，死在了直隶总督的任上。
后来他的职务由刘墉暂代，直至山东贪腐案结案，再没有别的官员和国泰般秘密买庄园田产为止。
于是举人给小郡王请了徐扬内供奉作老师，还让他没事抄佛经，以后见着活佛也可以和他谈经论道。
至于质郡王永瑢，他已经被过继了，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帝位的继承权，正大光明匾后面遗诏上的继承人应该不是他吧。
虽然京里不少人都在猜测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