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大学士府，前厅书房之中，申时行与王锡爵分宾主而坐。
他们不是刚刚相见，此前早有一帮子在京的心学派重要人物以及两人的门生弟子与两位阁老在花厅进行“品茶会”，这会儿刚散场不久。
品茶会当然不是真为了品茶，不过无论什么会，有一个道理是相通的：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
于是到了现在，“会议”的地点就从花厅换到了书房，与会人员也大幅缩减到只剩两人，差不多算是书记碰头会了。不过，他们二位却没有立刻进入正题，反而说了几句闲话，不知道在打什么哑谜。
直到半柱香烧尽，王锡爵才略微皱起眉头，略有不悦地道：“张厂督何其慢也。”
“今时不同往日。”申时行摆了摆手，道：“京营二分之后，御马监之权大衰，他那时掌御马监，看似权倾一时，其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今却不然，黄孟宇荣养，陈矩掌印，而他却得了东厂……东厂乃是要害之处，历来提督东厂者最易弄权。”
王锡爵沉吟道：“若以此事而言，陈矩倒是名副其实，还算规矩，现在反倒是这位张厂督……”
申时行微微一笑：“无妨，他要弄权尽管让他先弄，他弄权的最大对手又非我等，乃是高日新。”
王锡爵轻哼一声，撇嘴道：“却不知高日新如今在想些什么？”
说话间，管家忽然来报，道说宫中贵人已至。申时行与王锡爵对视一眼，道：“有请。”
然后两人非常默契地同时站起身来，眼见得对方也是如此，不禁相视一笑，只是笑容中显然都有些神妙。
很快张诚便来了，不过他此刻却没有换上便服，而是穿着一身大红纻丝蟒衣，整个人神采奕奕。他见申元辅、王阁老都已经起身相迎，不禁得意，拱手笑道：“劳二公久候，是咱家的不是。不过这次却是怪不得咱家，乃是因为正要出宫之前忽然被皇爷唤去……呵呵。”
申时行心中一动，微微拱手还礼，看似不经意地问道：“厂督乃陛下心腹，这般时刻也须臾不可稍离，着实让人钦羡……却不知皇上这夜里还有什么要事非得与厂督分说？”
“倒也不是什么要事。”张诚笑道：“皇上把咱家找过去，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可知汉光武帝刘秀？”
申时行与王锡爵同时心中一动，对视一眼，齐声问道：“厂督如何说？”
张诚大笑道：“咱家也是进士教出来的，焉能不知光武帝？自然说知道了。”
申时行点点头，笑道：“那么皇上接着说了什么？”
张诚这次就没之前那么面色自然了，轻咳一声，道：“皇爷问：你可知光武帝为何不杀功臣，却杀了三位宰相？”
申时行与王锡爵心中一凛，再次对视，然后王锡爵主动问道：“厂督如何作答？”
张诚苦笑道：“实不相瞒，皇爷这个问题咱家还真不知道，所以咱家只好打了个幌子，说‘奴婢只是奴婢，焉知帝王心思，皇爷这一问却着实难着奴婢了。’”
申时行和王锡爵同时心中暗骂：好一个滑手泥鳅！
不过暗骂归暗骂，他俩位也不得不承认张诚这个回答非常聪明，只是这样一来，他俩就只好自行判断皇帝突然问这个问题的原因了。
申时行笑着请张诚落座，然后假作自言自语地模样，道：“皇上忽然问起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何用意呢？”
张诚皱眉道：“咱家也正想像二位相公请教。”他这里的“相公”是宰相的尊称，因为申时行是首辅，一般不好只说“阁老”，而王锡爵只是末辅，因此如果说“二位阁老”显然对申时行不公，而“二位首辅”自然更不可能，便只好说成“二位相公”了。
王锡爵道：“厂督可知皇上所谓光武帝杀三宰相乃是何事？”
张诚读书其实不太认真，王锡爵这一问有些揭人伤疤的意思，但他此刻毕竟不好表现出来，只能瓮声瓮气地道：“咱家一时记不太清了。”
王锡爵早知如此，微微一笑，道：“东汉建武十五年正月，光武帝刘秀免去大司徒韩歆的职务。东汉时丞相改称为大司徒，但韩歆虽然是文官，其实却是有军功在身的，被封为扶阳侯。然则在他被免职回乡的路上，却接到了皇帝的诏书，与其子一道被迫自杀。
至于他为何会被赐死，据说乃是因为一次朝会的时候，光武帝读隗嚣、公孙述的书信，韩歆忽然说：‘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刘秀大怒，‘以为激发’。后来韩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终被光武帝免官。然而即便如此，光武帝仍觉得无法释怀，于是又派人追上他，将其赐死。”
张诚皱眉道：“那皇爷提及此事是何道理？”
王锡爵却不答，反而道：“厂督不妨先听听后面二位的死因。”
“行行行，王阁老请讲。”
王锡爵也不客气，继续道：“韩歆死后，大儒欧阳歙被封为大司徒。欧阳歙是当时儒门宗师，世代家传，弟子徒孙遍布天下。然而好景不长，欧阳歙很快也被查出问题，‘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原来欧阳歙在汝南太守任上，度田不实，还收取脏钱达千余万。
欧阳歙下狱期间，皇宫门前可太热闹了，每日都有数千人聚集，向皇帝请求释放欧阳老师。其中有人甚至主动提出自己愿意替欧阳老师去死，这些学生每日在宫门前苦苦哀求，但最终光武帝依然不曾法外开恩，欧阳歙还是死在狱中。而与此同时，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坐度田不实，同样下狱而死。”
张诚皱起眉头，看了申时行一眼，见申时行面色平淡，知道王锡爵说的都是实情，不禁有些不自然地挪了挪屁股，道：“那么，第三位呢？”
“欧阳歙死后，关内侯戴涉被封为大司徒。戴涉比他的两位前任好了一些，因为他当了将近三年的丞相，而前面两位，韩歆不到两年，欧阳歙将近十个月而已。然而三年过后，戴涉也终于不免，史载‘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也就是说戴涉因为所举荐的人偷盗金钱，牵连到了自己，以至于最后他也死于狱中。”
张诚愕然道：“这厮……哦，这位大司徒也未免死得太憋屈了些吧？他举荐的人偷东西，他固然是有些责任，可再怎么说，堂堂一位宰相，这点破事就要了命了，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申时行这时开了口，道：“皇上可不只是问了这半句，还有另一半呢！”
王锡爵笑道：“光武帝不杀功臣，乃是因为他登基称帝之时不过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春秋鼎盛之时，因此不必担心老臣坐大。再加上他的太子刘庄既聪颖也年长，故又不必担心储嗣将来无力控制朝政。”
他说到这里，忽然住了嘴，没有再往下说。申时行当然知道他闭口不谈的原因，甚至张诚愣了一愣之后也反应过来了。
因为太祖朱元璋。
说起来，朱元璋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个性和特点的人物。他既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肚量，能把天下英豪收为己用，颇有明君气象。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凶狠暴戾，开国之后，曾经跟随他鞍前马后效力疆场的功臣宿将，几乎被他屠戮一空。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皇帝之中，有很多人有过屠戮功臣的经历，但像明朝这样规模之大、涉及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确实非常罕见。
洪武八年三月，以朱元璋下旨赐死德庆侯廖永忠为肇始，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明朝第一批开国宿将几乎在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中屠戮殆尽。
人们印象中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明朝开国大将，除了早死的徐达、常遇春、邓愈等人少数几个，其他绝大部分都身败名裂，甚至对于徐达之死，都有不少野史传说认为他是因为朱元璋赐食而导致病体加重而暴亡。
总之，到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帝登基时，明朝第一批开国功臣的六公二十八侯，幸存者只有郭英、耿炳文等寥寥数人。
朱元璋到底为什么要对功臣们下此毒手？多年以来一直流传一个说法，认为是朱元璋小肚鸡肠，满腹猜忌，生怕手握兵权的功臣大将们起兵造反，篡夺皇权。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受了戏曲评书等民间文学的影响，与史实并不符合。
实际上在大明开国之初，就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设立五军都督府制度，彼此相互节制互不统属，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全国兵权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也就是说，没有朱元璋的兵符与圣旨，任何一个武将或者五军都督府、兵部，都别想调动一兵一卒，所谓起兵造反纯属痴人说梦，因此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另外一种比较多的论调，则是说朱元璋因为对肃贪格外严格，因此大多数功臣都因为犯了他忌讳而不得不死。
这个说法看起来似乎客观不少，也不是野史传说。其中有一件事是这样的：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之时，六十岁的朱元璋对全国各地武将下达过一部诏令合集。
这部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样文绉绉的，而是通篇都是没有经过任何润色的口语大白话，非常明白浅显，通俗易懂。
这是因为朱元璋担心武将们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翰林院写就的圣意，起不到宣传警示作用，故此他才会别出心裁，“我这般直直地说着，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贤的愚的都要省得”。
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朱元璋在这部中，详细列举了各地武将三十二人的违法犯罪之举。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郑国公常茂那样的高级将领，也有地方卫所的百户、千户等基层军官，犯罪行为既有干扰地方政务等大局问题，也有苛待、残害军卒等细节，还有贪墨军饷军粮等经济问题，还有抢占民女等作风问题，无所不包。
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出，大明开国初期，功臣武将们倚仗权势为非作歹、践踏国家法纪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和严重，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绅的重贿，光天化日冲入番禺县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县；常遇春之子常茂，“贪财杀降”，醉酒后杀伤前来归降的北元武将，几乎激起大变引发战争……
其他各种不法行为，如“肆贪害民”、“冒支官银”、“私役军卒”、“强暴军卒眷属”等等，更是已经到了触目惊心、危及统治的地步，也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将士离心，民怨沸腾。
所以朱元璋在这部的前言中就说：“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还真是，因为武臣军官们依旧利欲熏心，置若罔闻。
于是朱元璋又说：“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
这话当然不假，他出身贫苦农民，从最下层的普通红巾军小兵一步步奋斗成皇帝，底层军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自然感同身受。故此，他才会再三劝诫功臣大将们体恤民情，爱护士卒，遵规守纪。苦口婆心之态，几乎令人落泪。可惜他的一番苦心并未能唤醒这些执迷不悟的功臣武将们。
于是后世便有不少学者认为，朱元璋是迫不得已才会凶相毕露，大开杀戒。
但是，这恐怕并非事实，至少并非他杀戮功臣的核心原因。
朱元璋在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一贯以仁厚著称、深得朝野之心的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谏言道：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
不客气的说，在当时的大明朝，除了朱标，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和朱元璋说话。
但朱元璋对他的这位长子极其喜欢，而且寄予了最深的厚望，所以他没有怪罪朱标。但是到了第二天，朱元璋就把朱标叫到跟前，将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杖扔在地上，要朱标捡起来。
太子又不是傻子，当然面露难色，苦苦思索父亲的用意。
这时朱元璋开口了，道：“我让你拿棘杖，可是棘杖上有刺，你怕伤了手。可若是把棘刺除去，你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这么说，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苦心吗？我现在诛戮功臣，是在替你消除隐患。”
谁知道朱元璋待机时间太长，朱标竟然病死在他之前。一贯坚持规矩大过天的朱元璋，立刻便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但年幼的朱允炆从未实习过政务，不像太子那样早已有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与文武臣僚的感情也十分深厚。
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变故，大明朝就有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他再次大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
事关太祖，岂能轻易置喙？所以王锡爵闭口不谈，所以申时行恍如未闻，张诚想明白之后也立刻轻咳一声，把话题转移到“正题”上。
张诚道：“皇爷春秋鼎盛，这句话怕只是随口一提，或者只是与前半句正巧相连，并无其余用意吧？”
王锡爵瞥了他一眼，淡淡地道：“今日大明，可有储君耶？”
张诚陡然一惊，打量了王锡爵一眼，吞了口吐沫，问道：“那王阁老以为？”
“我为臣子，岂敢猜度君上心思。”王锡爵虽然这样说着，但是端起茶杯浅饮一口之后却又道：“对了，皇三子尚不足四岁吧？”
申时行沉吟道：“我今年五十有六，想是辅佐不到将来的太子殿下的。”
王锡爵笑了笑，也道：“说来惭愧，我比元辅还要痴长一岁。”
张诚一时没反应过来，纳闷道：“二位相公这是在打什么哑谜？”
申时行微笑道：“以年岁来看，若说今日朝中之重臣，异日或可辅佐储君者，恐怕唯有高日新一人。”
张诚总算明白过来了，恍然道：“哦，咱家知道了！将来储君倘若年幼，能做顾命的便只有高日新，是故……若有人能危及储君，那便也只有高日新了！”
申时行与王锡爵对视一眼，却又沉吟着道：“不过，皇上提及‘杀三相’，这个问题却有些……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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