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到了半空，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然而这暖意却还不足以融化地上的冰雪，冰上加水，路更加湿滑。
徐平和徐昌等几个庄里的重要人物站在庄门口，看着远处慢慢驶过来的一辆牛车，都是满脸期待待。
这是县主簿郭咨帮着庄里介绍来的第一批会种水稻的南方人，有了这些人，庄里整好的田地转过年来就可以种水稻了。
这个时代，南方的普通人到北方来的极少，大多都是做生意的商贾或是游宦的士大夫，找个会种水稻的还真不容易。这是因为此时北方经济不发达，相比南方来说物产也不丰富，当然最重要的是水土不服。还有一个原因，水稻种植技术成熟的地方只有两浙、江南和西川，两广和荆湖都还没开发，很多地方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开发成熟的地方又都富庶，人民不愿离乡。
牛车到了跟前，先从车上下来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有十二三岁，一个只有三四岁。再然后是一对年轻夫妻，都是二十多岁。
徐平迎上前来，自我介绍：“在下徐平，是这处田庄的小主人。几位旅途劳顿，庄里已经备下了薄酒，为诸位洗尘。”
先下来的中年男人上来行个礼：“小的宋老栓，原是兴国军人氏，因是年轻时家乡遭了灾，流落到荆湖一带讨生活。前两年朝廷招人在唐州垦田，我便去那里应募。那里营田务废了，便流落到开封府来。”
指着身边的妇人和孩子道：“这是我的浑家，那两个是犬子，大的十三岁了，取名叫大树，小的只有三岁，叫小树。”
徐平忙道欢迎。
后下来的年轻夫妇上来，道：“小的田四海，两浙路常州人，世代务农。到了我这一代，家里田不够种了，我也想四处看看，随了一个官人来到京城。三年前那个官人一病不起，我没了倚靠，便流落在京城。这一个是我浑家，原是那个官人家的女使，官人没了之后，我们便过在一起。”
徐平照旧欢迎，对两人道：“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与其他庄客住在一起多有不便，庄里新起了几座宅院，专门安顿你们这些人。这一位是庄上的管庄徐昌，让他带你们去看看，若还满意，诸位便先安顿下来。”
两人向徐昌见个礼，随着他去看住处。他们的行礼，自然有其他庄客给他们搬过去。
看着徐昌带着人绕到庄后去，徐平也带着其他人回了庄院里面，等着给他们接风。
这便是一个村子兴起的过程。最开始大户贪图朝廷的优惠政策，花钱作本来开垦荒地，招的都是无牵无挂工期可长可短的人，住的也不讲究，都是在一起马马虎虎住下来。庄子有了起色，便就要做长久打算，招一些长期的雇工，帮他们把家安在这里。再过十年八年，荒地都成了熟地，招雇工来干活就不经济了，便就把地租佃出去，主人只是收租。
按宋时的政策，雇工和佃户都是客户，赋税都是主人负担。
时间过得再长，很少有地主能保几代富贵，地便开始一点点典卖，有的客户慢慢成了主户，村落便就正式形成了。
这两户人家虽然也是徐家的雇工，因为都懂种水稻，算是技术人才，徐家给的待遇也优厚，甚至给他们起了新家。随着他们的到来，徐平的这处庄院也正式有了自己的名字——徐家庄。不再与那些散落的农家那样，叫起来都是槐树下的李家，河东头的赵家这样没个准数的名字。
这个时代大家族聚居的乡村宗族社会非常罕见，与徐平前世的乡村组织倒是差不多，在开发成熟的地方，都是各户杂居。由于村落规模都小，没有村一级的基层组织，上面是乡、管，协助官府管理的是里正、乡书手和耆长，繁华的乡、管升级为镇，派有管理官员。
由于宗族社会没成形，地主和自耕农甚至佃户的身份变化剧烈，此的乡村与后来的明清时期有很大不同，好的说法叫有活力，不好的说法叫不稳定。这一代是地主，下一代就可能给人当雇工，富不过三代的状况很普遍。比如这处庄子叫徐家庄，过上一百年庄里可能一户姓徐的都没有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朝廷政策是最大的推手。
徐平前世从课本上学来，宋朝的统治阶级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士大夫是大地主和普通地主，皇室是最大的地主，一切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现在他来到这个时代自己成了地主，对这个说法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宋朝对乡村的官方政策，从赋税到差役，全部是以打击乡村大户为目标的，而且没有理由，就是赤裸裸地全方位打击。能够在乡村保持百十年富贵的，都不是寻常人，不是普通人家。历史学家谈到这里，都会打个补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实际施行时地主阶级都会把负担转嫁给下层农民，更进一步地拉大农村的贫富分化。徐平只能说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经病吗？为了维护那个臆想出来的地主阶级，却要搞出一堆打击地主阶级的法律条文。
实际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并的朝代，但土地兼并程度也是历代最轻的。因为朝廷不抑制兼并，但打击兼并成功者。
按照律法，农村的负担几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土地越多，负担越重。此时乡村又没有宗族这个怪物，又没有身具特权的士绅，就连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被限制，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免家里不同人数的赋税，但只要没到中高层，能把自己家里人免了就不错了。
与明清时期士绅大户大量包庇不相关的人免税从中获取利益不同，宋朝时候都是拼命地把家一分再分，兄弟同居的现象在农村都不多见。分家不成功的胡子都白了扎着小辫冒称童子，有本事分家的孩子刚刚会跑就赶紧分出去另过，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常代。因为赋税差役都是按照户等来的，分得细了可以降自己的等级，从而少点负担。这也是宋朝每户的平均人数比历朝历代都少，让人觉得诡异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还是用阶级社会生搬硬套中国的古典社会造成的错乱，非要把士大夫阶层说成地主阶级的代表。实际上士大夫大多出身于什么家庭？他们本就大多出身于仕宦之家，当官的人大多都有地，不代表他们就自觉得认为自己是地主。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公务员的最大来源是公务员家庭，但非要说这些人大多都有住房，所以代表有房阶级一样可笑。
宋朝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本就是超脱于地主农民商人之外的阶级，对其他三者没那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是自认为是治世者的。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有时候做事很没节操，比如不抑兼并，甚至有时候还会鼓励兼并，不是为了多么高尚的目的，经常只是为了多收税罢了。不只是乡村如此，其他工业商业，宋朝政府经常也会做出类似的事。
宋朝是中国中央财政收入最高的朝代，诡异的是同时也是政府最缺钱的时代，赚得永远没有花得多。说穿了其实也不值一提，社会治理成本就是那么多，出面花钱的不是官府就是转稼到民间去了，宋朝士大夫不过是觉得要把整个社会管起来，所以钱永远都不够。钱不够花，整个统治阶层就会显得贪婪，只要是你想到法子赚大钱，就会被官府盯上，要把钱从你口袋掏到官库里。
徐平的庄子刚在起步阶段，他现在感受到的更的多是这个时代的脉脉温情，钱粮赋税一免就是几年，庄上缺人官府帮你雇，没本钱还能从官府借，如果他愿意，还能从县里要面大锦旗回来挂着。
只是随着对这个时代了解得越多，对周围情况的熟悉，徐平也越来越感觉到了悬在自己头上的那把剑。到后年庄上赋税就不免了，他这个庄子就像朝廷养的猪，那个时候就该开宰了。
要想不被士大夫当成猪宰，自己就要成为士大夫。
想明白了这些事情，徐平也只能叹息。不管什么朝代，要想活得舒心都要挤进统治阶层里去，好在这个时代开了一个科举的大口子。
打光摇曳，宋老栓被灌了几杯酒，微眯着眼陶然起来。
一群庄客把他和田四海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问着这两个走南闯北的人物，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一个问：“宋阿叔，你为什么不留在唐州，那里的营田务怎么说罢就罢了？朝廷花了许多银钱精力，总还要开起来。”
宋老栓叹口气道：“怎么开？招射田地的时候，说的是给耕牛，免几年钱粮免几年赋税，结果第二年差役就来了！大家都是没根基的，哪里应付得了这些？人都跑光了咯。”
徐平听了，心有戚戚焉。这是地方官太心急，没等猪肥就开宰了，弄了个鸡飞蛋打一场空。
又有一个问田四海：“田家哥哥，都听人说江南便如天堂一般，是不是真的？你也在开封府呆了好久年，你说一说到底哪里好？”
田四海道：“若说京城，那是天下的精华所在，满世界哪还有一个地方比得上？但若说这乡下地方，这里就比不上江南了。”
就有人问：“哪里比不上？”
田四海道：“我们那里，都是一年种两季粮食，一季稻一季麦。”
那个庄客就问：“我们这里地多，多种上一亩也不比你们那里差啊！”
田四海摇摇头：“如何比得？同样是一亩地，我们得两季粮食，官府的钱粮却只收一季，就是租主家的地，主家也只收一季稻的租，那一季麦却是我们自己落下。这算起来，租税可比你们这里低得太多！”
徐平听到这话，心中一动。常常听身边的人羡慕江南，但依他的知识，如果只靠农业，江南又能富到哪里去？没想到这个时代还有这个规矩，种两季粮食租税却只收一季，这可就强得太多了。如果有朝一日自己的庄子也遇到这种困境，不知可不可以借鉴这一点。